跟踪软件的肆虐在疫情期间有所收敛,可现在却卷土重来。如何应对这种威胁?
当今时代,对智能手机进行跟踪似乎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用于窃取信息的手机应用看起来就像家长控制软件,或是智能手机的防盗解决方案,因此任何人都能买到手。许多程序开发者把软件冠冕堂皇地归为“合法“类型,打擦边球以规避法律风险。此类软件的真实目的则是为了从设备上获取大量高度敏感信息,同时让受害者无法察觉。
尽管跟踪软件依然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使用这类手机应用不仅不道德,而且极具风险。相对于风险而言,我们认为大家更要提高对于此类软件的警惕,尽可能采取策略以警示大众。
跟踪软件危害的规模
跟踪软件的面貌变化多样,然而对受害者实施监听主要是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的。而且,跟踪者只需把目标的手机拿到手里一次,就能在手机里装上这类应用。很多人对自己亲近的人信任过度,允许别人接触到自己的手机。
此外,使用软件的跟踪者还能在不惊动受害者的前提下,实施下述行为:
通常情况下,窃听软件能在已安装程序列表中自我隐藏,并且不显示任何活动通知。
一旦获知受害者的动态,跟踪者就能对其实施控制、恐吓,以及施加心理压力。根据2017年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EIGE)的一份 告,每十个曾受手机跟踪影响的女性中,就有七个经历过加害者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
事态还在扩大。例如,澳大利亚一项关于科技滥用及家庭暴力的研究表明,自2015年以来,攻击者追踪现任和前任伴侣行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实施摄像头监视的可能性几乎增加了两倍。法国Hubertine Auclert中心 告称,五分之一的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曾遭窃听。在德国的记录中,近几年使用跟踪软件的情况也有所增加。
2020年,54000名跟踪软件受害者
2019年起,我们与志同道合的公司及非营利组织联手打击跟踪软件,在那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卡巴斯基安全 络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约有5.4万用户受到跟踪类应用的影响。这数据是高还是低呢?2018年的数据差不多是4万人,而2019年则突破了6.7万人。
2018-2020年全球受跟踪软件影响的用户数
很明确的一点:打击跟踪软件的战斗还远未成功。首先,提到暴力恐吓,无论怎么细分,54000人都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其次,疫情及其后果使人们在2020年难得出门,这是因素之一。而家庭成员(配偶和室友)是目前最有可能使用跟踪软件的人群。疫情隔离可能会影响到统计数据,因为当受害者在家的时候,那些存心的跟踪者可能就不会去监控他人的手机动态了。
根据 道,2020年3月到6月全球受跟踪软件影响的用户年度曲线呈下降趋势。考虑到上述因素,这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个时期恰恰就是全球抗疫封闭的开始。之后,随着世界各国开始解封,该项数据开始反弹并趋于稳定。
至于地域,我们的解决方案最常在俄罗斯、巴西和美国检测到跟踪软件,这些国家在2019年也排在前5位。在亚洲国家中,这个问题在印度最为严重,在欧洲受影响最严重的则是德国、意大利和英国。
2020年最常见的跟踪软件家族
提到跟踪类应用程序,2020年最常见的案例名为Monitor.AndroidOS.Nidb.a的程序。它的开发者允许程序改成其他名字转售,因为它在市场上非常出名。例如,iSpyoo、TheTruthSpy和Copy9,这些应用程序其实都是上述程序的别称。有意思的是,仅仅在一年前,这一类的跟踪软件还曾一度排名下载榜第三位。
另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间谍程序是Cerberus,它以智能手机防盗保护的名义出售,并且可以自我隐藏。更重要的是,Cerberus可以像真正的手机搜索应用一样,获得地理定位、拍照和截图,以及记录声音的权限。
其他高级的跟踪类程序,包括Track My Phone(我们的解决方案检测到它的真身是Agent.af),MobileTracker(能够远程控制受害者的设备)以及Alnost。后者和Cerberus一样,看上去就是个防盗工具,然而讽刺的是,就在去年对跟踪软件宣战的Google商店上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只因为它们符合商店的法律要求。
如何检测跟踪软件
跟踪软件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它不能轻易被找到并删除。删除跟踪软件可能会让跟踪者发现对方已经意识到自己被监听,而一些跟踪软件会向用户发送通知,在这种情况下,删除该应用程序可能会使冲突升级,并进一步危及受害者。
但是跟踪软件实际上是能被检测到的。首先,当你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你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或者寻求帮助。有很多方式可以嗅探出跟踪软件的存在:
如何降低被跟踪软件感染的风险
从防护做起,降低别人将跟踪软件安装到您设备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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