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找到陪诊员服务说难不难，却也不简单。在手机应用市场输入“陪诊”关键词，“优享陪诊”、“银丰陪诊”、“就医帮APP”……这些貌似可以提供服务的应用软件立刻跳了出来。但下载后发现，并不是所有软件都开放了全国市场。

陪诊服务平台有不同套餐可选

离职护士做兼职陪诊，靠得是经验和人脉

张薇是位24岁的年轻姑娘，毕业于南京市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她第一份工作是在南京某三甲医院的体检中心做护士，“工资每个月只有四千多，太低了。所以选择了辞职。”辞职后的张薇选择加入了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工作，而做陪诊员则是她弹性工作时间外的兼职。

“一开始是有周围同行的朋友介绍，她们也在做。断断续续做了有快三年了吧。”张薇坦言，全程陪诊的单子其实不算多。“并不是每天都能接到陪诊的单子，不过每周也能有个几单。”因为曾经在三甲医院工作过的经历和人脉资源，张薇的兼职中，更多的还是提供一些自己熟识医院的“跑腿”服务。“比如一些异地的慢病病人，不可能每个月都来南京拿药，那我就可以帮他们代取药再寄给他们。”因为熟悉，曾经工作、实习过的医院都是张薇这份兼职的“主战场”。

兼职陪诊近三年时间，张薇感到，不少老人确实有陪伴就诊的需求。“有时候子女太忙，或者不在当地。虽然陪诊服务不算便宜，但可能总是请假专门来陪父母‘损失’更多吧。”在张薇看来，目前大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面积大，体量大，难免存在布局上的不合理，也是催生“专职陪诊员”的一方面原因，“有时候挂 、就诊、检查、取药，都不在一个楼层，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来说还是很麻烦的。”这样的不便还体现在老年人对于 上挂 、手机支付等操作系统的不熟，同时加速的老龄化和智能化让老人们的“就医难”上加难。不过，张薇直言，虽然老年就诊者的陪诊需求更多，但作为“客户”，老人往往配合度不高。“另外，像有些医院看骨科好，有些医院看神经外科好，不少人其实就诊之前是不清楚的。如果提前找了我们，毕竟是专业出身，还是能提供一些信息的。”

陪诊服务由来已久，需求“大军”仍是老人

陪诊是个新鲜事儿吗？事实上，实际上它由来已久。中新 就曾在2003年刊发过一篇名为《“看病难”催生了北京陪诊服务业》的 道，文中提到，陪诊服务在北京数年前就已出现，多属个人行为。他们通过帮助划价、交费、取药等服务换取几十元或者上百元的服务费。

陪诊服务多渠道存在，私人接单不在少数

小红书平台可以轻松搜索到私人接单的陪诊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走出陪诊新思路

上线于2018年的“相伴医路”平台近年来就尝试多个项目，针对辖区内高龄老人、失独家庭和重度盲人提供就医过程全程陪伴服务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作为政府帮扶项目，除纳入政府帮扶对象可免费使用外，也可花每单120元自行购买。据该平台总经办主任王彩红介绍，目前“相伴医路”与大部分商业平台不同，120元享受的是不限时服务。“只要从用户家出发到医院在5公里以内，都这一个价格。120块的陪护服务包含了就医过程的全程陪伴，从出门到回家，一天之内不限时间。”

真正解决矛盾，还需多手段实现

对于以老年人群为主要受众的陪诊现象，复旦大学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虹霖指出，这是在当今 会由于求医的很多困难和就医过程中间的诸多复杂环节而引发的自然需求，“同时也跟现在的 会、家庭的结构有关系，是老龄化 会带来的‘空巢化’、‘少子化’过程中很自然的产物，有其产生的 会需求和经济 会发展背景。”

商业平台收费高昂且混乱折射的是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不健全，但除此之外，陈虹霖指出，还会有不少问题暗藏其中需要被约束，“比如说服务人员和被服务对象之间的伦理问题，二者间的利益关系，费用由谁收取，如何分配等等。”

在陈虹霖看来，建立规范后，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引入民间非营利组织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民非组织能够延伸政府服务职能，成为一个好帮手。”陈虹霖认为，现有的 会管理与服务专业、 会工作专业就非常适合来承担这个 会角色。“如果一些民非组织能有效地组织专业人员并发展相应项目，并且对接各大医院，先进行一些小规模试点并观察式评估，那么在医疗机构，民非组织，以及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多方沟通下，将这条服务产业推广并引导健康发展，也是解决这个需求、困难的好方法和好途径之一。”

可以见得，“陪诊”服务存在必有其道理，是现有 会结构、人口结构和资源分配下的一个自然产物。而合力解决这个需求，应对大家在老龄化来临阶段的“求医难”、“求医复杂”，以及相应一些服务系统并不完善的矛盾，则需要通过制度的手段，专业人士配比和建设的手段、市场行为规范的手段以及科技的手段，来达到较优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