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诞辰一百三十年｜王璞读《本雅明传》（上）：批评之生命

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 王璞

《本雅明传》，[美]霍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著，王璞译，上海文艺出版 ，2022年7月出版，908页，145.00元

“矛盾而流动的整体”

《瓦尔特·本雅明文选》（1996-2003）

《现代生活的作家——论波德莱尔》（2006）

《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及其他讨论媒介的文字》（2008）

说回自己，高中时第一次见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这一书名，我真有触电之感。但即便我和其他文艺青年、文科同学一道早早在脑海中印下了本雅明的形象，每次翻开这个并不厚的译本，我还是只能在震惊和眩晕的不断折返中，跌倒在历史意象的界碑之间（倒是《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文化批判，似乎更容易进入）。真正读完《发》，我已是硕士生（自己最早发表的评论之一，也是以它为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中，我沉浸于本雅明文选《启迪》（张旭东、王斑译，当时只有香港牛津版行世），一抬头，秋光正缓慢地透过金黄的银杏叶照进来——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有幸成为本雅明中译者张旭东老师的学生。在纽约大学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在张老师指导下，从事《拱廊街计划》的合译。2008年秋冬，我到巴黎游学，穿过拱廊街，坐进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老馆，本雅明曾“隐藏”（借用他自己的词geborgen）于此，为深描十九世纪商品资本主义“幻景”而搜集各种边角材料，使得《拱》的引文笔记蔓生为浩瀚宇宙，而辩证意象如星丛般闪现其中——作为从中国经由“新大陆”来到“老欧洲”的学子，我的确感觉，主阅览厅拱顶上镌刻的各大都会之名仍辉煌如恒星。我一面翻阅本雅明所引用的法语材料，一面通过张老师修订的《发》新版，重新校正我自己在德国犹太人本雅明和“布尔乔亚世纪”之间的位置。我由此发愿，将本雅明著作纳入我的博士大考题目，并请理查德·希伯斯（Richard Sieburth）教授（《莫斯科日记》的英译者）在这方面给我指导。2012 年，我毕业后去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任教，这所美国大学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的犹太精神传统，甚至可以说，作为美国最年轻的研究型大学，它在“二战”后的成立，也回应着犹太人所经历的现代苦难——这也让我再再想到本雅明逃亡赴美途中的死难。恰在这时，有机会把一部英文的本雅明评传译介到中文世界，我自然心动，还没有拿到样书就接受了这一任务，甚至感觉自己和本雅明遗产实在有缘。

《本雅明传》英文版封面

过去对这位作家的研究，不论是传记性的还是评论性的，都倾向于有选择地处理问题，给本雅明的作品强加某种主题性的秩序，这往往会消解掉其作品的整体面貌。结果常常是给出一个局部的，更糟的时候甚至是神话化了的扭曲肖像。本传记追求一种更全面的处理方式：严格按编年顺序展开，聚焦于本雅明的写作诞生于其中的日常现实，并提供关于他主要作品的思想史语境。这一取向使我们可以关注到他生命中每个阶段的历史性，并由此关注到他各种作品的历史性——它们植根在具体的历史时刻和本雅明自己的思想关切之中——同时我们也要为这样一条显著可感的思想发展轨迹赋予充分的可信度。

细节“纺织”和评传的可能性

肖勒姆（1925）

我曾担心，传记散文的细节纺织，虽抵御了单一化主题，但其编年长流难免会淹没本雅明的辩证机锋、他的“思想图像”的灵光闪动、他的哲思的华彩、他的概念与情绪之间的色调。这长流，如一部沉缓的悲悼剧，终不同于本雅明文字的“感官体验”和“智识体验”的交互（我的恩师希伯斯教授似乎就抱有这样的保留意见，嫌此书冗滞）。有评论者表示，这部传记让我们了解到“大量”的信息（比如他对某些“纸张文具”的挑剔和偏爱，他对岛屿旅行的热情，他的“赌瘾和药物滥用”），但给人“生平细节优先于思想成就及其内涵”之感。还有一些评论者更为严厉，认为该书以“无关紧要的细节”见长，传记的叙述偏于本雅明的日常经验，有“自闭”的特征，没能把生活的“小节”和政治、历史的“大势”及思想上“更广泛的论争”有效连结起来。这类批评着实不公，但我们的确需要思考：细节如何“纺织”出本雅明生命作品的“整体”，传记的“任务”如何可能？

也正是在翻译时间的不断延长中，我开始体会到细节所渐渐释放出来的能量。我慢慢亲近着本雅明作品中的残篇、断片和小品（vignette），这些并非批评理论“名篇”的“小”作品，有时既不见于英译本，也不见于中译本，却成就了传记的纹理。在传记中，它们萦绕于日常，作为细节和局部带我进入一个生活世界，而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具体轮廓中，本雅明的思想工作才作为经验浮现出来。比如，本传记认定1929年为本雅明生命中各种要素会合的一个临界点，对这一年的叙述尤其呈现出多调性，而这些调性间的过渡细节，深深吸引了我。这不仅是本雅明的离婚之年，也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年。同一年，他和布莱希特奠定了友谊，还完成了普鲁斯特评论。而在离婚诉讼的“残酷性”体现出来之前，他又曾不止一次旅行（终其一生，他都是“一名漫游中的学生，不断寻找新的开始”）。于是传记让我们跟随本雅明来到意大利。在游历圣吉米尼亚诺后，他写道：

要为我们眼前的一切找到词语，是多么难啊。而当词语终于到来，它们用袖珍的锤头击打着真实，直到它们从真实之中凿出意象，就像从一张铜板中凿出一样。“傍晚，妇女们就在城门前的喷泉处，用大瓶取水。”直到我找到这些词语，这一意象——凹陷的、带着深深阴影的——才从过于令人晕眩的体验中升起。

圣吉米尼亚诺

他接着谈到亚平宁的太阳如闪光石：“早先的世代一定拥有一门技艺，知道如何把这块石头当作护身符来保存，从而把时辰变为恩惠。”这些文字结晶为旅行小品文《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发表于《法兰克福 》（Frankfurter Zeitung）。它并没有完整的英译，我看到传记中的摘译，已经感到全身心的震动。托斯卡纳风景之美，德意志文字之美，不可想象（而我的拙劣译笔，不能抵其万一）。本雅明以此文题献给当时刚刚去世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其忌日却偏巧为本雅明生日。

那时在意大利，我已经开始明白，我即将不得不与自己出生的那座城市做长久甚至永远的告别。在我的内在生命中，我已经几次体验到疫苗接种的益处。在这次的境地中，我决意依旧遵循此法，有意在心中想起那些在流亡期间最能唤醒乡愁的图像：童年的图像。我的设想是，正如疫苗主宰不了健康的身体，思念之情也不会主宰我的精神。我试图通过领悟过去的不可逆转——不是偶然的传记意义上的不可逆转，而是必然的 会意义上的不可逆转——来克制思念之情的效力。

童年本雅明

这近乎“普鲁斯特+唯物史观”。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阴影下，在越来越漫长的流亡生活中，童年记忆就是一种疫苗接种，以最能唤醒乡愁的图像来阻止乡愁对精神的主宰。1938年的这段话也无形中提出一种传记的可能性，它不是人生履历的偶成，而来自历史记忆的不可逆转。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隐喻细节，则把历史时间比作太阳运行，它同样来自本雅明的晚期书信。他告诉肖勒姆，“在太阳的历史运行过程中”，他的存在也终将得到理解，而他的作品，将成为测量工具，让“最缓慢的”运行中最细小的段落也转化为“历史索引”。细的纺织“缓慢”地形成细密的历史感。

而最终要得到测量的，是流亡的时间，是散佚的时间。顺着传记的编年之流，我惦念的不仅是人的流散，而且还有物的转徙——本雅明是收藏家，他的书籍、儿童画册、玩具、艺术品，在欧罗巴“满载泪水的大气层”中，又经过哪些转运和转卖？他的文稿曾沿着从未能执行的逃亡“三角形路线”向巴勒斯坦、苏联和美国“转移”，而留在柏林的那部分，将出现在盖世太保的档案中。他一生的收藏最后变为翻山越岭前往法西边界时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包”——那其中的“新手稿”究竟是什么，是传记也解不开的“谜团”。在时间“太阳”的运行中，在“进步”的强风中，与本雅明有关的一切细碎文字和大小物件，都带有一种“不可逆”的流逝，朝向不可能的救赎或“万有复兴”的空位，朝向自然史的死亡潮涌，也朝向我们。我共情于“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中的人、物、风景、事件和关系，不仅是因为翻译所产生的“代入感”，而更多是出于历史时间的“叠印”。翻译的境遇、传记的叙事和本雅明的生命过程发生着“叠印”，仿佛一种微弱而必要的“可辨认性”，因为我们的存在也是历史流逝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