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轰动全国的民营企业过度务虚症

务虚先于务实, 务虚重于务实, 甚至只讲务虚而不讲务实, 这就是所谓的民营企业的过度务虚症。具体地, 主要有四个表现。表现之一: 业务避实就虚牟其中曾被封为中国民营企业“ 帝王”, 称“ 中国首富( 骗) ”。但他在遭遇种种麻烦后于1999 年元月七日神秘地消失了, 并最终受到法律的审判, 他经营的南德集团也随之陷于瘫痪。

表现之二: 产品重名轻实1994 年 9 月, 沈阳飞龙集团准备在香港上市, 香港的专业人士问姜伟: 你每年花多少钱投入技术开发? 姜伟不无自豪地说, 有 2000 多万。没料到对方却满脸诧异: 你的这点投入, 如何在未来 5年支撑起 20 个亿的销售额? 此时的姜伟当然不会特别介意这个提问, 因为在此之前飞龙的实践给他造成了一个清晰的理念: 产品的造名比造实更为重要。1990 年飞龙注册资金仅 75 万元, 1991 年竟投入广告费 120 万元, 当年获利 400 万元, 造名初战告捷; 1992 年投入广告费 1000 万元, 获利6000 万元, 造名尝到更大甜头; 1993 年投入广告费 8000 万元, 结果获利 2 亿元。姜伟似乎进入大彻大悟境界, 他断言:“最优秀的人应该去做商人, 最优秀的商人应去做广告。”造名成了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头等大事。然而, 造名带来的辉煌终于不能保障飞龙的常胜, 1995 年以后, 在保健品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 飞龙再也没有实力继续维持其“盛名”, 江河日下成为必然。这一结局不仅完全印证了香港专业人士的担忧, 也彻底否定了姜伟名重于实的经营理念。

四川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对保健品企业失败个案分析后认为, 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管理混乱、人员贪污等等, 最主要的是那些产品的性能往往背离价值, 主要靠宣传取胜, 它们最大的成本是广告宣传, 其次是产品包装, 最后才是产品本身。其实, 这种重名轻实的经营作风, 何尝只是存在于保健品行业的民营企业, 在其他行业, 民营企业同样普遍钟情于造名, 不注重提高产品质量, 而是致力于创造和推销某种概念, 这种做法已不是少数。表现之三: 管理追求造势管理常常需要形成一种大气磅礴的势头, 需要造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例如把事业的规模扩充得大一些, 把发展的速度推动得快一些, 这多少带有一点虚张声势的性质, 其好处是对外可以更加引人注目, 对内可以更加鼓舞士气。民营企业在其发展进程中, 要么是因为名不见经传的苦恼,要么是因为迅速扩张的需要, 要么是因为身处困境的压力, 总之都十分倾向于造势, 而且又大多表现出一味造势而疏于具体管理的幼稚。巨人集团的情况就很有代表性。1993 年是中国电脑业的灾年, 伴随着电脑业走入低谷, 巨人看到了实行战略转移、寻找新的产业支撑点的必要, 在具体操作上, 史玉柱选择了造势在先的思路。

他同时闯入了保健品和房地产两个领域, 在房地产方面, 他投资 12 亿元兴建巨人大厦, 投资 4.8 亿元在黄山建设绿谷旅游工程, 在上海浦东买下 3 万平方米土地准备建立巨人集团总部, 史玉柱豪情万丈地宣传巨人开始了“大跃进”, 要做到 100 亿规模。而此时巨人的资产仅有 3 个亿,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巨人在管理上也家底甚薄, 气势形成后, 管理却无法跟进。1994 年, 当巨人驶入快车道乘势飞奔的时候, 史玉柱很快感到力不从心, 不得不从一线退下来, 他聘请北大方正总裁楼滨龙出任巨人总裁。但是, 巨人在整体上缺乏管理与员工素质方面的基本功, 它不仅难以有效利用造势所形成的有利环境, 而且还凸现出与整个“大势”之间的强烈反差, 巨人最终为造势所害, 陷入危机。后来, 随着危机的加深, 史玉柱对巨人的管理状况更加痛心疾首, 他归纳了四点: 第一, 巨人进入低谷时缺乏灵魂, 本来十分薄弱的理念和企业文化几乎成了空白。第二, 组织涣散, 大量工作无人干, 而同时又出现大量的人无事可干,“ 吃大锅饭”比国营企业还严重。第三, 干部队伍涣散, 缺乏责任心, 互相推诿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月几百万元。第四, 随着形势的滑坡, 中间管理层在世纪末情绪中大吃回扣,“打劫式犯罪”增多, 不少离开巨人的人用巨人的钱开起了公司。

不难想象, 此时的史玉柱对于造势与具体管理孰轻孰重的问题, 应该会有新的认识。表现之四: 老板热衷成名在南德集团, 据员工说, 牟其中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商界的毛泽东, 他甚至游泳的姿势都模仿毛泽东。公司办了一种名为《南德视界》的 纸, 发行量达 2 万份。这份 纸每月出版两次, 分别用中、英、俄文印刷, 内容主要是牟其中的讲话。到南德访问的人都会得到一本牟其中的作品汇编。

在“成名”问题上, 大多数民营企业老板的表现虽不及牟其中这样狂, 但是, 成名之心切, 成名之不惜投入,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老板们通常特别需要两种名气。第一种是政治家的名气。在内部, 他们对“校长”、“领袖”这类称谓特别感兴趣; 在外部, 他们对“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类头衔十分在意。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具有政治家色彩、与普通老板有所区别的企业家。第二种是知识分子的名气。读在职的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经常到大学讲学, 发表大作, 一些民营企业的老板就是这样忙得不亦乐乎, 为的就是让别人把他当“儒商”看, 不至于背后说他不够“知识”。老板需要一个适当的名份, 这个道理没人否定, 但是过份重视个人名份, 就会导致不敬业。比如说, 企业家最大的职责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但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可能会“高尚”得过于理性, 或产生一种对利润的“原罪感”。这就是“虚”对于“实”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