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岁末，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的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题为《温柔的叙述者》的获奖演说在全球广为传播，演说对于何谓“文学的经验”、第一人称叙事的意义，以及如何在信息超载的当下重新理解小说的“故事性”和“寓言性”，皆给出了精彩的阐述。托卡尔丘克谈到:“是经验，而非事件，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素材。经验是已经被解释并存在于记忆中的事实。它也指我们脑海中的某种基础，指含义的深层结构，在此之上，我们可以展开自己的生活，并对其进行充分而仔细的检查。”基于这种对人类之经验的理解，托卡尔丘克认为故事的主人公不应只是顾影自怜的自我，而应该是“一个生活在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人，但同时他也远远超出了这些具体的细节”，即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通人”。
一
201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不少文学刊物都开辟了献礼的专栏。历史纪念的文字不好写，要在那么多红色经典的掩映下，写出新时代对于伟大革命事业的新理解，达到“情深而不诡”的境界更为不易，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的《炖马靴》、王松的《红骆驼》等作品就显得殊为难得了。
《炖马靴》是一篇有着鲜明迟子建风格印记的小说，无论舒徐细腻的文风，还是以温暖拯救暴力的主题，成就这篇小说的关窍在于对父亲和追杀他的日本士兵舍命相搏又生死相依的关系的处理。在很多类似的作品里，让嗜血的鬼子兵良心发现，在战争的铁幕里加一点赎罪和自忏的佐料，似乎便可以成全一个完整的人。《炖马靴》并不是这样，小说虽用笔节制，但并不规避战争的残暴和人性的深不可测，日本兵在生命最后的表现不像是对参与战争罪孽的自省，而是人之将死的哀矜和对故土亲人的不能忘情。父亲对他遗体的处理方式也是如此，展现出的不是多么超拔的尊重，而更多是作为人的一种共情，只是在极寒的雪原之上，在酷烈的战争背景之下，这份共情才显得那么高贵。小说里另设一条瞎眼母狼的线，在赋予故事传奇色彩的同时，也写出“狼犹如此，何况于人”的感喟。
《红骆驼》歌咏的是戈壁滩上为中国国防事业而隐姓埋名的英雄，题材当然说不上新鲜，但王松在这个小说中，借母亲暮年时执拗的回访，通过母女二人视角的变换，写出了两代人对小家与大家之关系的和而不同的理解，追问并思考无名英雄牺牲的意义。小说在情感的控制上非常讲究，让围绕父亲的几个女性的情感始终都处于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以避免让个体的抒情蹈入那种惯常的宏大升华的轨道。小说对理想信念的敬重和守护自不待言，它也同时尊重了母亲当年的选择，这种历史之同情内在地呈现了小说更丰厚的人性关怀。就像纳丁·戈迪默说的那样，作家对世界的影响就在于“使这个世界更富有人性”。
二
对于共和国70年的书写，当然不只《红骆驼》这类注目于家国情怀的英雄叙事，还有一些小说将重要的历史节点加以串联，将平凡个体的浮沉叠印其上，以散点透视的形式写出了时代之变，较有代表性的有王蒙的《笑的风》、孙频的《狮子的恩典》、张新科的《大庙》和韩松落的《春山夜行》等。
三
与历史的对话和潜对话之外，2019年的中短篇小说当然也少不了对当下的记录和证言，这些小说所关注和呈现的经验也深刻表征了时代，尤其见出一部分人的心理镜像。
四
2019年还有两类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也致力于对人的心理世界的开掘:一类以黑孩的《百分之百的痛》、邵丽《天台上的父亲》和雷默的《飘雪的冬天》为代表，这些小说从老人的离世入手，在回望的哀恸里观照人性和人心;一类以双雪涛的《起夜》、米荆玉的《被五和八，还有二十五整除》、蔡东的《来访者》和宋伟的《从歌乐山上下来》等为代表，写夜游症、强迫症和抑郁症这些心理暗疾带给人生的阴翳。
《百分之百的痛》仿如直白的记录，却在陈实又隐忍的叙事中，呈现了中国多子女家庭被亲情和利益牵扯而纠缠不清的一种现实，唤起无数有相同处境读者的共鸣。小说的叙事者是生活在国外、无法在母亲生病和去世时回国照料的女儿，她不断地与姐姐、兄长通联，也不断地揭开家庭和睦的表象之下亲情的离心和溃散。因此，小说所谓的“痛”，既指失去至亲的空缺，也指家庭伦理的畸变。《天台上的父亲》也是一篇具有伦理反思意味的佳作，众子女以关爱为名对父亲的照顾，反而导致了父亲的自杀，小说通过反讽的情节传递出了天伦骨肉的关系中所谓的尽孝与真正的理解间那内在的紧张。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的，道德的悲剧在于道德意识不能战胜自私、贪婪、嫉妒和恐惧，因为后者这些情绪都具有假借善而显现的能力。《百分之百的痛》和《天台上的父亲》的难得在于，没有把道德经验简约化，而是彰显了对人性和伦理复杂性的省思。
《起夜》《被五和八，还有二十五整除》《来访者》等聚焦有特殊心理暗影的人群，这当然是少数人，可这些无法被现代的均质和标准逻辑化约的人之所以成为 会的“余数”，不但与个体有关，也关联到他们置身其间的那个广袤复杂的人生，他们的精神裂变既是自我反抗生成的后果，作家也借此提供了对现代化的反思。与之相对的，如徐则臣的《青城》、赵志明的《参与商》则力图给暗礁丛生的人生另一种理想的理解。《青城》写女主人公青城试图超越庸常人生的精神努力，也不是什么新鲜素材，但在作家收放自如的叙事之下，青城努力中的坚持、隐忍和放弃都闪烁着令人尊重的光芒。《参与商》用箭矢一般锐利的笔触，写下了理想主义的潜滋暗长，也写下了生活的真相其实是在诗意精神之地的别处。
五
从文体形式的角度来看，2019年中短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普遍体现出自觉和鲜明的结构意识，尤其突出的是“戏中戏”的结构运用，像戴冰的《张琼与埃玛·宗兹》、马晓丽的《手臂上的蓝玫瑰》、班宇的《双河》，以及前面提到的《起夜》等都打破了小说的闭合逻辑，不再追求有头有尾的圆满的情节，有意识地利用双线叙事的缠绕制造空白和反差，有效拓展了小说的心理和事实空间，也抵制了过于直白的叙事完成。
马晓丽的《手臂上的蓝玫瑰》乍读起来，仿佛不过是在层出不穷的底层叙事里再添加一个自幼失爱、遭遇下岗、不能生育的东北女工，但是小说一面渲染大华深陷困境而精神并不沉沦的生命热诚，一面用她的雇主女作家对她经历的窃取和寄生，质疑了底层叙事对底层真实经验的遮蔽。大华对人生的善意和对雇主的真诚，被以她为主人公的小说狠狠嘲讽了。《手臂上的蓝玫瑰》的“戏中戏”结构不但写出了阶层的悬隔，也带给小说复义的思考。
综言之，经历过先锋文学的淬炼和创意写作浪潮的裹挟，我们在2019年最“老实巴交”的故事中也能看到一点溢出常规的机巧，同时，我们也能在最“花头”的叙事中看到对故事的别一种珍视。该如何理解作家们的不约而同呢?帕穆克说，小说艺术依赖于小说家可以同时相信两种矛盾状态的能力——“怎么讲”和“讲什么”的这种有趣的均衡不妨也做如是观吧。当然，“讲什么”和“怎么讲”的关键在于，它们如何回应文学的初心，让我们回到托卡尔丘克的发言:“文学是极少数可能让我们贴近世界确凿事实的领域之一，由于它的本质涵盖了心灵的哲学，也因为它始终关注人物内在的合理性与动机，揭示出他们难以用其他方式向他人展开的体验。惟有文学能够让我们深入其他存在的生命，理解他们的逻辑，分享他们的感情，体验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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