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视角下战略性核心技术的突破之“钥”

战略性核心技术是大国重器，事关整个国家的安全，同样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性核心技术发展道路呢?税收、补贴等财政政策应该如何支持核心技术发展?金融如何支持核心技术发展?企业的总会计师(CFO)在发展战略性核心技术方面可以做些什么?本期文章整理、提炼了一些典型观点，并提出自己的思考，以飨读者。

中兴事件的启示：缺乏核心技术终会受制于人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 站发布公告，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口任何技术、产品。对中兴来讲，由于其高端芯片高度依赖高通公司，短期内绝没有可能找到替代方案，中兴的业务发展随之进入休克状态。直至日前中美两国就贸易争端达成和解共识，中兴才迎来转机。

美国政府对中兴通讯痛下杀手且“斩立决”，可以说流血的是中兴，痛醒的是国内产业界。我们必须反思：以中兴这样强大的企业，面对美国“卡脖子”行为，竟然也分分钟休克，其他企业，岂不是更加不堪?中兴被制裁事件从更深层次来看，凸显了我国在信息通信核心高端技术领域，依然受制于人的尴尬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在短期内我国发展起了制造业的下游，即整机组装，成长为全球产业大国。但也要看到，产业链上游的设备、原材料、元器件，需要长期的研发、积累。核心技术的差距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全消除的。

全球化和产业链细分，给了我们一个错觉，以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是可靠的。但是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科学技术无国界，但企业是有国界的。在政治纷争面前，“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其实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甚至直接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存和产业的安全。

在芯片产业，中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某些局部领域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由于起步较晚，产业基础不够雄厚，缺乏生态系统，在芯片设计上有一定进展，但在芯片生产上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也导致中国即便拥有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在国际芯片领域依然缺少话语权。

据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的 告，在高端芯片方面，我国在CPU、存储器、FPGA、AD/DA等方面高度依赖进口;在先进制造工艺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相差2.5代以上;在特色制造工艺方面，高频射频器件、高功率IGBT、化合物半导体的制造技术依然欠缺;在设备和原材料等产业配套方面，高端光刻机、高端光刻胶、12英寸硅片等仍未实现国产化，这些领域国际供给依赖严重。

目前，我国在芯片上每年要花超过2000亿美元进口，差不多是石油进口额的两倍，且还在持续增长。操作系统无论桌面还是移动端，美国企业都占据了超过95%以上的市场。这正是整个产业的切肤之痛。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芯片产业走到今天，也确实到了从过去的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芯片设计制造涉及大量基础性的技术，从设备、配套到软件，尤其是经验，都需要长期积累，不是砸钱就能够解决的，需要持续不断地攻关。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国家集成电路发展推进纲要》和《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战略，我们应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加大工作力度。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是高风险、高投资、高门槛领域，彻底攻克它需要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投入，其难度从某种程度上看并不亚于“两弹一星”。目前全世界除美国外，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在高端芯片和操作系统领域称雄就是例证。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要想不再受制于人，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自主创新。

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搞“两弹一星”有所不同的是，信息通信产业高度全球化、产业分工高度细化，中国的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搞开发。40年来我国的经济基础、技术能力有长足提高，靠的就是改革开放。通信领域程控交换机的群体突破、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我们都是在对外开放、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成功的，这些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充分运用好。

突破核心技术应加强顶层设计，运用科学的体制机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有机结合，做好“板凳要坐10年冷”的充分准备，花10-15年时间，把核心芯片、操作系统这两张王牌，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与此同时，根据信息技术发展规律，着力构建完善的生态系统，让国产技术获得充分的市场空间，在应用过程中不断迭代升级、改进完善，逐步缩小差距，从而彻底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构建起安全自主可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

为什么说战略性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一、自由贸易的局限性决定了战略性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虽然我们支持和维护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然而，自由贸易假说在现实中存在较多限制，比如物流成本、关税壁垒、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均可能影响贸易潜力的实现，影响最大的当属以国家安全为由的行政壁垒，该壁垒完全破坏了自由贸易福利改善的基础。而实践证明，缺乏替代弹性的高技术产品和投入要素最容易成为行政壁垒的对象，而这将对当事国人民的利益和福利产生非常大的损害，尤其是在全球生产 络背景下，其影响将不仅仅限于目标企业，还包括产业链条上下游的所有利益相关方，从而有可能导致整条产业链的瘫痪，对目标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因而，自由贸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核心技术等国之重器，不可假手于人。

二、理性人假说的局限性和预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战略性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即所有经济行为均在于追求福利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等。然而，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特别是关键人的决策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而可能偏离理性区间，有时候这种偏离幅度还比较大，比如关税清单额度为什么是500亿而不是400亿，为什么是1000亿而不是1100亿?即便当时的决策是出于理性的思考，然而由于决策的结果无法精准预测，而可能导致实际值偏离预期值，甚至完全翻转。然而，当这一系列决策付诸实践时，目标国就会频频“中枪”，甚至受伤很严重。因而，理性人假说的局限性和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战略性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必须要操之我手。

三、大国经济发展的成长规律决定了战略性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从历史上看，大国、强国的崛起，一定要打破现有的格局，会跟旧日的强国形成竞争。旧日的强国往往会采取措施压制，挟制新强国的成长。中国虽然奉行和平崛起的道路，但中国的快速发展显然让美国感到不安，于是美国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打压中国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战略性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就难以真正独立自主发展，也就难以突破发展的瓶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战略性核心技术仍然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首先，中国是人口大国、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由此决定了中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必须由自己做主。虽然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这可能缺乏效率，然而，如同18亿亩红线保证粮食安全一样，这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必要选择。

其次，外方高新技术出口管制和并购管制也迫使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而战略性核心技术等国之重器的研发宜早不宜迟。

再次，在全球生产 络背景下，战略性核心技术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外部性，能够带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升级换代，我国为了早日实现“制造业强国、贸易强国、经济强国”的战略目标，有必要集中资源重点发展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先进技术群落。

四、价值链分配不均导致的经济安全威胁决定了战略性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全球价值链各环节参与企业的地位不同，其原因主要在于替代性，而替代性小的环节，其在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能够主导整个价值链的利益分配规则设计和其他环节企业的进出。因而，该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一旦由某个国家掌控，则很有可能给整个价值链上的所有企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进而威胁到他国经济安全。这次中兴事件中，高通正是利用其在信息产业价值链上的优势地位给中国的通信企业带来巨大的威胁。

五、企业的国民属性决定了战略性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虽然跨国企业的经济行为多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开展，但是其还具有国民属性的特征，受到总部所在国的保护，同时也必须遵守所在国经济秩序、法律规定、行政命令的安排，形成利益同盟和共同体，从而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合作纽带和博弈工具。正是基于此，各国都倾向于保护本国产业和企业，而对其他国家的企业设置种种不公平待遇。另外，在跨国企业并购时，特别是涉及高新技术企业时，必须通过政府部门国家安全的审查，如果未通过，即便双方当事企业均认为这是共赢的选择，也不能达成交易。由此可见，跨国企业是世界的，但更是民族的。其民族属性使得所属国的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一但国家之间发生争端，跨国企业所属国就会利用这些跨国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地位和优势制约别国。

六、国家安全的需要决定了战略性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近年来， 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络安全的危害已经从传统 络攻击影响的线上 络空间，扩展到国家安全、国防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 会安全、家庭安全，乃至人身安全， 络安全已经进入大安全时代。大安全时代，我们面临着六大新威胁。

第一， 络攻击正在威胁国家政权安全。正如美国大选被 络攻击影响所体现的，敌对势力通过 络攻击可以在敌对国家内部的 络空间搞破坏，最终达到影响民意、干预政权的目的，甚至实现“颜色革命”。

第二， 络战威胁国防安全。 络战已经成为国际冲突的常见形式， 络战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络战会成为未来战争的首选，给国家国防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第三， 络攻击也在威胁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物联 、工业互联 正在把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打通，所有原先虚拟世界的攻击都可以直接影响现实物理世界，通过 络就可以破坏水、电、气、交通、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

第四， 络攻击威胁 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现在整个 会的运转、公共服务、老百姓的吃喝玩乐都建立在 络之上，一旦遭受 络攻击， 会秩序就会混乱。

第五， 络攻击威胁金融和经济安全。互联 金融已经深入大众生活，而针对金融系统的 络攻击也层出不穷，威胁金融和经济安全。区块链的火热也让虚拟货币成为黑客攻击的新目标。

第六， 络攻击威胁用户个人安全。数据显示， 络犯罪正在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未来绝大多数犯罪都可能借助 络实施。 络犯罪除了造成用户隐私泄露、财产损失外，甚至也在影响人身安全。

络安全的威胁如此之大，如果我们不能掌握芯片、操作系统等战略性核心技术，我们的信息安全就没有保障。所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应该将战略性核心技术视为国之重器，加以重视和打造。

七、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掌握战略性核心技术

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写过一本著作，叫做《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这本书从技术进化的角度论述了技术本质、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指出“经济从其技术中泛现，并不断地从他的记述中创造自己，决定哪种新的技术将会进入其中，换句话说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并随这些技术的进化而进化”。经济发展要求新的技术，而新的技术则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发展，两者互相依存。而技术能够为经济带来两种变化，一种是温和的改造，另一种则是所谓的颠覆。

(一)温和地改造升级产业链

当一个新技术被创造后，经济发展中的人会发现这个技术对于这个行业的好处，于是各行各业将各种与自身契合的新技术嵌入其中，而这种嵌入又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产业。所以技术一般都是更好地帮助一个行业更好地发展自己，我们当前火热的“互联 +”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摧毁并重建整条产业链

所谓颠覆式技术，就是说有一种技术可以取代原有技术，让人类需求更好地实现，这时候就会逐步淘汰原有的技术。比如火车取代马车就是彻底颠覆式的，因为这会摧毁整条马车行业的链条，比如养马、马饲料供应链条、专业马兽医、马车制造、马粪清扫等等所有环节都会被波及甚至消失。

当然这种消失并不是一下子就消失的，比如火车刚出现时，需要投入的成本是极为高昂的，需要铺铁轨、开隧道、设计线路、造火车等等，而马车的成本在一定时间内其实是比火车划算的，所以技术的革新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最终颠覆式技术由于其优势，一定会取代原有的老技术，随后各种产业就会自然衍生出来。比如火车技术衍生出了铁轨制造技术、火车发动技术、隧道开凿技术、铺铁轨技术、路线设计技术、火车调度技术、火车排污技术、火车电力技术、动车技术、高铁技术，等等，这些又变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经济要走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而产业的优化升级离不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特别是一些战略性核心技术。因为不掌握这些战略性核心技术，就不能改变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上的位置和地位。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走向强国的一个重要前提和标志，因此战略性核心技术自然也就成为国之重器

中国目前尚未掌握的核心技术管窥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国家，不仅仅没有掌握芯片和操作系统这样的信息核心技术。根据有关数据，我国还有很多没有掌握的战略性核心技术，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精密仪器制造、工程机器、先进材料等多个领域。

一、半导体

半导体行业一直是中国的薄弱领域，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追赶，有了大幅进步，但同世界一流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一)半导体加工设备

从世界范围来看，半导体加工设备基本被日本、美国垄断。超高精密仪器、数控机床、光栅刻画机、光刻机(ASML)等也都集中在美国和日本，这些是美日严格限制出口的。日前，一则 道显示长江存储从荷兰阿斯麦(ASML)公司订购的一台光刻机已抵达武汉。这台光刻机价值高达7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中芯国际也向阿斯麦订购了一台价值高达1.2亿美元的EUV(极紫外线)光刻机，这台机器预计将于2019年初交货。

(二)半导体材料

生产半导体芯片需要 19 种必须的材料，缺一不可，且大多数材料具备极高的技术壁垒，因此半导体材料企业在半导体行业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日本企业在硅晶圆、合成半导体晶圆、光罩、光刻胶、药业、靶材料、保护涂膜、引线架、陶瓷板、塑料板、 TAB、 COF、焊线、封装材料等 14 种重要材料方面均占有 50%及以上的份额，日本半导体材料行业在全球范围内长期保持着绝对优势。

(三)半导体设计和制造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已经多年位居世界排行榜首。在国外中央处理器(CPU)禁运的情形下，申威处理器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但在工业、消费等领域，核心技术仍为国外把持，通用CPU被Intel、AMD等公司垄断，英国ARM有限公司一家独大，美国高通公司和苹果公司、韩国三星集团、台湾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全面把持移动处理器市场，国产部分手机厂商虽然也开始CPU 自主设计，甚至部分芯片性能可与世界顶级产品比肩，但其处理器采用的核心仍为ARM，完全自主的产品还很少。

可编程逻辑处理器是目前工业控制的核心器件，2014年，全球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市场总规模达到50亿美元，中国就达到15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1/3。赛灵思(Xilinx)公司、阿尔特拉(Altera)公司、莱迪思(Lattice)半导体公司、Microsemi公司所占市场份额高达98%。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数字信 处理(DSP)处理器市场，德州仪器、杰尔系统、摩托罗拉和模拟器件的DSP 芯片占据了80% 以上的市场份额。

在存储产品方面，中国每年进口的大量集成电路芯片中1/4为存储器。目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记忆芯片生产能力。国内部分厂商曾试图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取国外相关技术，然而从尔必达公司、镁光科技有限公司到西部数据公司，从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到NAND再到传统硬盘存储，国内对国外存储产业的收购均以失败告终。

二、飞机发动机

飞机最大的问题还是动力问题，没有好的动力，不可能有好的飞机。动力在飞机发明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发动机不仅只是飞机的一个重要部件，更是推动整个航空事业快速发展的源动力。

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提出了飞机“心脏病”问题，尽管近年有所缓解，但航空发动机整体落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至今尚未完全扭转，已成为制约我国航空装备可靠使用和升级换代的“瓶颈”。落后就要受制于人，就要被动挨打。动力这个“杀手锏”握在别人手里，你再好的飞机也上不了天。所以，下定决心根治飞机“心脏病”仍是当务之急，仍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航空发动机被称为飞机的“心脏”，是军民用飞行器和航空工业发展的源动力，是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有着巨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一代发动机，一代新飞机。目前，航空发动机的发展水平已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之一，是国家安全和强国地位的重要战略保障。

航空发动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热力机械，需在高温、高压、高转速和交变负荷的极端恶劣条件下长期可靠地工作，并满足推力大、油耗低、重量轻、寿命长、噪声小、排污少、可靠性高、安全性好、研制和维护成本低等繁多、互相矛盾而又十分苛刻的要求。

一台现代发动机拥有上万个零部件，须用轻质、高温、高强度的特殊材料制造，加工精度已达微米级;高性能压气机叶片既薄又具有弯、扭、掠的构形，高速旋转时要长时间承受自身重量2万倍的离心力;薄薄的机匣要长时间承受50到60个大气压而不变形和损坏;涡轮叶片的气流环境温度已高达2000到2100摄氏度，远超过其金属材料熔点，要求在每分钟1万到2万转条件下能够长时间可靠工作;现代民用发动机寿命已长达3万小时以上，将来要超过10万小时，而对空中停车率要求是发动机每10万飞行小时不能大于0 .2至2次。这些都充分说明发动机的研制难度大、周期长、耗资多、风险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航空发动机的研制，一直是在挑战工程科学技术的极限。

正因如此，长期以来，美、俄、英、法等少数航空发达国家一直把优先发展航空发动机作为基本国策，将航空动力工业发展成高附加值的国家高科技战略性产业，把航空发动机技术列为严密封锁、严禁出口转让的关键技术，并逐步形成了对航空动力技术和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目前，能自主研制先进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只有美、俄、英、法等少数发达国家。这些都足以说明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难度很大。

目前世界上能够上天的航空航天动力大约有三种，即涡轮发动机、亚/超燃冲压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它们各有优点，也各有局限性，如果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发挥各自优势，会形成一种新型动力，但这在工程上难度确实很大。通过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成果。如果将这种涡轮/冲压组合动力用于军事装备，一两个小时内可以打击全球任何目标。如果用于民航飞机，人们将可研制成功低噪声、低排放的常规机场水平起降的第二代超声速民航飞机，使北京到纽约的飞行时间缩短至三四个小时。如果在这种动力上再加上一个小型火箭发动机，人类就可以实现常规机场水平起降“自由进入太空”的梦想。

三、超高精度机床

根据Gardner 告，2015 年中国机床消费总额达275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35%。中国机床生产量已达到221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满足国内需求。而德、日、意等国家生产的机床60%以上用于出口。中国机床行业经过几代人的拼搏，从1949年只能生产简易皮带机床到如今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床生产国，进步明显。但与国外相比仍有巨大差距，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机床进口国，仅2015 年，贸易逆差就达到54 亿美元。高档机床基本依靠进口，自产中、高档机床中80%的数据系统也要依赖进口，一套复杂数控系统软件包的费用甚至接近母机费用。

四、精密仪器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曾精辟地总结仪器仪表的作用：“科学研究的先行官、工业生产的倍增器、军事上的战斗力、生活上的物化法官。”

在工业生产中，精密仪器与装备对国民经济有巨大的“倍增器”和拉动作用。据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统计，为了质量认证和控制、自动化及流程分析，每天要完成2.5亿次检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要完成这些检测，需要大量种类繁多的分析和检测仪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商业部国家标准局曾发表评估 告，专门评估仪器仪表工业对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影响作用，其 告称：仪器仪表工业总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4%，但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达到66%。工业生产中应用的精密装备更是数不胜数，机床、光刻机、工业机器人等早已实现各种以往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其经济地位先后受到日本、中国的激烈冲击，但多年以来，始终保持着在高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与科技界仍普遍存在危机感，通过制定各种战略规划，为高新技术发展保驾护航。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NSF 2020 愿景》启用的第一个策略，即：开发可用于生物技术、成像、纳米技术和通信等领域的新仪器，创造新奇研究机会和助燃技术创新。美国把科学仪器设备发展的总目标确定为保持美国在世界科学仪器领域的领先地位。NSF设立了主要科学仪器设备计划(MRI)、大型仪器设备计划(IMR-MIP)、地球科学仪器和设备(EAR-IF)等计划，支持先进科学仪器的研制工作。此外美国卫生部(NIH)、能源部(DOE)、国防部(DOD)、海洋大气管理局(NOAA)、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门亦有多种仪器计划。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各国在现代科技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BMBF)通过资助德国高校使用大型仪器来进行高水准的基础研究。德意志科学基金会(DFG)设立了“重大研究仪器计划”和“重大仪器创新计划”对科学仪器研究提供资助。英国科学技术办公室(OST)将“研究、人才、研究设施、知识转移”作为四大资助目标，建立了科学基础设施和科学仪器投资机制并确立了投资比例。英国研究理事会近年来也启动了一系列仪器计划。特别是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还成立了一个仪器设备战略咨询团队，针对重要的仪器设备形成了一系列仪器设备路线图，如核磁共振光谱仪路线图、光电子能谱仪路线图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十分重视精密仪器研制工作。1950年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仪器馆，并于1952年在长春正式组建了仪器馆，即为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前身。1956年，王大珩牵头将仪器仪表作为重要工作之一，列入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中。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将科学仪器创制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领域。200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联合设立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2011年，财政部设立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资金，以提高中国科学仪器设备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装备水平。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精密仪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形势仍然严峻。《国家重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年度 告》显示，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大型科研仪器仍未完全摆脱建国初期就存在的主要依靠国外进口的尴尬局面。截至2012年底，通过购置方式获取的大型科学仪器占比达到95.9%，自研仅占2.4%。在购置的设备中，进口比例高达78.5%，国产部分占22.5%，其中还包含大量的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在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环保资源等新兴领域，进口比率甚至近90%。

在基因测序市场中，测序仪器设备及耗材位于行业上游，市场为Illumi-na公司垄断，其毛利率一度高达71.3%(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在测序仪器的研发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仅有低通量的产品，且核心部件也大部分依赖进口，在高通量测序仪器方面处于空白。

在农业仪器方面，自主化水平远远无法与中国农业大国的地位相匹配。2015 年6 月3日，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仪器设备统一招标采购——农田观测和实验室分析仪器部分中标结果公布，其中涉及质谱、色谱、光谱、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等279套分析仪器设备，金额共计1.2亿元，国产仅北京海光仪器有限公司中标一台原子荧光光谱仪，价值18万元。

五、材料科学

反射镜是各种大型天文望远镜的关键技术，随着口径的提高，温度变化对反射镜面型的影响越明显。目前大口径地基望远镜反射镜材料均为低膨胀系数材料，主要有德国肖特集团的微晶玻璃和康宁公司的超低膨胀系数(ULE)玻璃两类，最大单体口径均达到8m以上，拼接口径最大达30m。而目前国内用于天文观测的望远镜最大单体口径仅为2.16 m，拼接口径最大仅6.7m，与国际天文观测水平差距明显。在空间应用方面，采用SiC材料，口径达到3.5m的Herschel望远镜已于2009 年升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于2016年研制成功4m级SiC材料，实现了大口径SiC反射镜的国际领先，但仍难以弥补大口径反射镜材料方面的巨大差距。

在结构材料方面，碳纤维强度是钢的20倍，拉伸模量是钢的2-3倍，比重仅为钢的1/4，抗拉强度是钢的7.9倍，是火箭、卫星、导弹、战斗机和舰船等尖端武器装备必不可少的战略基础材料。碳纤维材料主要有高拉伸强度T系列和高弹性(拉伸模量)M系列两大类。

中国碳纤维虽然产量不小，但产品应用主要集中在体育休闲、高尔夫和钓鱼竿等低端产品领域，航空航天领域应用仅占2%，难以满足高端产品中的碳纤维需求。近年国内陆续有 道称企业研制成功高强度T800、T1000 材料。但在高弹性碳纤维方面，国内仍有较大差距。在国产T800的材料测试中，采用的仪器绝大多数为进口产品：直径测量仪来自日本、表面粗糙度和力学测试仪来自美国、表面成分和力学性能测试仪来自英国，只有剪切强度采用国产仪器。

走中国特色的战略核心技术发展道路

一、发展战略性核心技术必须面对的几个问题

(一)立足自身，并不是不要开放

战略性核心技术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发达国家一定会严密封锁。为了我国经济和产业的安全，我们必须下大力气，选好若干关系国家安全、产业兴盛的战略性核心技术，进行攻关。并且必须丢掉幻想，一心一意扑上去。3年不行，干5年;5年不行，干10年，直到事业成功为止。当然，立足自身并不是关起门来搞，而是要保持开放心态，吸收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先进成果，以便促进战略性核心技术研发的成功。要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外方企业、人员和组织参与进来，特别是要吸引一大批领袖人才加入到战略性核心技术的研发中。大力支持技术贸易的开展，通过合作共赢助推中国高新技术研发。同时，鼓励我方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助力国内企业升级。

(二)发展战略性核心技术光靠市场不行，光靠政府也不行

核心高科技是大国重器，完全靠市场化不行。随着我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同质性提高，互补性下降，国外对我技术封锁可能长期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也不全是靠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硅谷早期的创立和发展，得到美国政府特别是军方的支持，包括初始投资和大量订单。

发展核心高科技完全靠行政体制也不行。需要国家、企业、用户、政策和市场高度协调，紧密合作，理顺短期长期利益，共同打造有机生态体系。重点是要利用市场化原则，建立一套能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三)发展战略性核心技术必须注重生态培育和衔接

在 络信息领域，仅靠单项技术突破或单个产品服务难以形成气候，因而要靠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产品、服务等彼此互为支撑，形成有活力、可应用的信息技术体系，并与经济 会环境相融合。中国要发展高端芯片，必须要培育便于新产品成长的生态，如果没有生态，只有芯片，没有下游厂家肯用，就相当于做无用功。

(四)发展战略性核心技术需要产学研一起努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战略性核心技术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需要产学研联动。

(1)要以企业为主体。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对于市场机会和风险具有敏锐的嗅觉，并且能够将企业资源和 会资源有效配置。因而，在高科技发展方面，需要发挥国内企业的主体地位。一些行业龙头企业，比如华为和BATJ，通过多年的发展和竞争，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研发经验，随着行业竞争的深化，他们有进一步向产业链上层跃迁的内在愿望。对于这些企业，我们给予适当的支持，相信其能够在掌握战略性核心技术方面走得更好、更稳、更快。比如华为在移动芯片方面的进步就很大，百度在人工智能的应用研究中也处于世界前列。

(2)要发挥科研院所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优势，促进产学研一体化以及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有必要为高科技研发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加速人才信息、资本信息、市场信息等方面的公开透明，也为科研院所人才的培养和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体制方面的便利。

(3)要以研发为抓手。核心技术之所以重要，除了价值较高，影响较广之外，还因为技术研发难度较大、风险较高、进入门槛较高等，必须通过长期的科技攻关和技术积累才能实现。因而有必要培养人才的创新意识，鼓励创新活动和成果开发，建立研发团队和激励机制。

(4)以市场为导向。核心技术的基础性和关联性决定了其开发必须统筹考虑硬件、软件以及附着在其上的整个生态系统，特别是要注意对现有生态系统的兼容性和替代性问题，因为这决定了科研成果能否被市场接纳，也就决定了研发投入能否收回、研发项目能否继续、研发企业能否生存的问题。

(5)以政策为助力。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和战略性贸易理论均为政府支持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而美国和德国的实践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政府的支持并不在于直接的市场干涉和资金投入，而在于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创新体制机制的构建，比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构建和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创新成果信息及时公开，避免重复性投入和工作;建立企业信息交流平台，鼓励国内企业优势互补，合作开发技术;研发资金合理分配，支持科研院所的基础性研究，奖励企业的创新性成果等。

二、财税和金融在战略性核心技术方面的作用

(一)财税政策在战略性核心技术攻关方面的作用

(1)发行支持高科技的长期特别债券。其中一部分可通过可转换优先股形式，这样既可以共享成功的回 ，也可提升 会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降低杠杆。可转换优先股在成熟市场大量应用，支持创新，提供永续资本。我国民间财富约188万亿元，其中大约100万亿是在各种资管产品，另外更多的是现金、居民家庭银行存款，以及投资性房地产。如果其中1%可用于支持核心高科技，将远大于每年政府预算中的科技支出。

(3)对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核心技术，直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战略性核心技术的前期研发风险很大、研发周期很长、投入很大，对企业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如果通过税收递延或者直接扣除的形式减少企业税负，对于企业进行研发的激励作用将明显加大。这些税收优惠措施，短期内会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但长期来看有利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相当于“放水养鱼”。世界各发达国家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都有很多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可以说是国际惯例。

(4)通过政府采购和对于企业用户采购进行补贴等方法，提升早期用户对国产技术的使用积极性。对于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因为其需要一个使用再完善的过程，在前期的迭代过程中，政府采购有必要给予优先考虑和倾斜。尽管这事实上构成对特定行业的补贴，但哪个国家又不对自己的战略性行业进行补贴呢?对于由此带来贸易纠纷，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总是有解决办法的。

(5)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是一项普惠性政策。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的减税举措中，就包括将享受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优惠的企业新购进研发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上限，从1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但是战略性核心技术设计资金金额巨大，需要提高扣除上限，这样才能真正激励那些研发单位集中精力搞好研发。

(二)金融政策在发展战略性核心技术方面的作用

发展战略性核心技术，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施策。不仅要有财税政策，还应该用好金融政策。

1.对于重大战略性核心技术项目在银行贷款上予以支持

以贷款为主的间接性融资仍然是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融资方式，发展战略性核心技术，同样要依靠间接性融资，特别是贷款，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重大战略性核心技术的支持上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传统的看法是，战略性核心技术的研发充满不确定性，但有些战略性核心技术项目本身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有现金流动，个别情况下可能实现盈利，进而顺利实现还本付息，针对这些项目的贷款不一定就是质量较低的资产。商业银行绝大部分是国有的银行，在不影响整体业务发展的前提下，拿出一定的额度支持这些重点项目的研发，是很有必要且可行的，也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

2.发起各种针对战略性核心技术的基金

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发展一些针对战略性核心技术的投资发展基金。通过基金运作的方式，筛选富有潜力的战略性核心技术项目，支持这些项目的发展。但这些基金的筹资、成立和运作最好遵从市场化原则，通过细致的尽职调查和行业研究，筛选有潜力的项目，绝不能靠打招呼、批条子硬性规定，那样很容易打水漂。

3.充分利用资产证券化等多种创新金融工具支持战略性核心技术发展

战略性核心技术的研发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大、难度系数高、现金流不稳定等特点。传统的金融工具和手段在支持这些创新技术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利用创新金融工具和手段。资产证券化是世界范围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创新金融工具，我们国家在一些大飞机项目的研发中也使用过这样的工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发展战略性核心技术，可以借鉴和使用这一工具。

本栏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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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李.资金从炒房市场退出 若不妥善引导或冲击股市[OL].中国经济 ，2018-05-20.

[3]刘培钰.掌握“国之重器”迫在眉睫——美国严厉制裁中兴通讯的反思[OL].搜狐科技，2018-04-26.

[4]贾平.中国部分精密仪器与装备发展现状及展望[N].科技导 ，2017-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