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归经历论虚拟跨国离散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中国学生留学海外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形成相当规模。在出国留学人数增长的同时，2000年以来留学回国人员数量也逐年递增。一部分留学生选择毕业回国，另一部分人则选择留在了留学目的国。而留在国外的许多离散专家与学者(Chineseknowledgediaspora)都与中国的研究机构保持着学术交流，与国内的研究人员进行学术合作，促进了中国科研活动的国际化发展。这些海外离散学者对中国科研活动的促进作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与重视，并通过一系列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如“长江学者计划”等，得以大力推进。从个人角度来说，在中国海外人才政策由“回国服务”到“为国服务”转变的背景下，离散对于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来说早已不再具有悲情的意味。相反，离散已成为一种“流动资本”(mobilitycapital)。在流动和离散的状态下，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可以将自己在散居国的人力资本和 会资本转化为在祖籍国获取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并在散居国与祖籍国之间将各种资本相互转化相互促进。从情感认同上，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也能够通过效力祖籍国的科研与学术发展获得个人对祖籍国的归属感。

相比之下，海归学者的“流动资本”似乎在他们选择回国就业的那一刻起就变成了过去式。对于海归学者的回国适应问题，在实践中，中国的高等院校更强调对他们重新调整、适应和融入中国 会生活(
re-integration/culturation)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比如，组织国情教育计划以及相应地安排爱国主义教育参观、锻炼、调研活动，以帮助海归学者在中国落地生根。回归似乎意味着流动的终结，曾经积累的“流动资本”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在国内发展的绊脚石。同时，许多与海归学者归国经历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多以国内主流 会生活、工作方式和 会观点为标准，认为其归国经历存在文化再适应问题，暗指海归学者需要自我调整、适应并顺从国内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海归学者回国后若继续流动到海外，则容易被认为是文化适应失败，并可能备受 会争议。

二、理论框架与相关文献

(一)传统离散

传统离散概念，最初对应大写的“Diaspora”，主要指代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非洲裔美国人以及早期因战乱和外民族侵略被迫流亡各地的亚美尼亚人、巴勒斯坦人、土耳其人和华人，即所谓的“传统离散族群”(classicaldiasporas)，或“受难型”离散族群(victim)。其概念充满了悲情历史意味。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由于迁移人群不再局限于被迫流离失所的受难型离散族群，传统离散的概念也相应地从大写“Diaspora”向小写的“diaspora”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当时有别于受难型离散族群、主动选择散居他国的族群。根据科恩(RobinCohen)的分类，这些新的离散族群包括劳工型、帝国型、商贸型和文化型。他们是20世纪末全球化初始时期跨国移民的主体。

“海归”、“回归”概念的内涵与当时跨国移民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当时主流的移民和离散研究设定在传统的移民(immigration)与文化身份同化(assimilation)语境下，移居到海外就意味着迁移的终结，移民人员的文化身份被认为最终会被目的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后来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语境的提出揭示了一些离散人群保持与文化原乡(homeland)或祖籍国的联系、保持与文化原乡或祖籍国有关的文化身份并在祖籍国与移居国之间往返流动的事实。海归，即移居到移民目的国后又回到文化原乡或祖籍国并长期定居，则被认为是跨国移民和离散状态的终止。如图1所示，根据跨国移民理论和传统离散理论的观点，跨国流动人员的迁移过程经常被视为是一个在移出国与移居国之间闭合的单一环路，整个迁移过程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并与地理国界空间直接关联。

(二)跨国离散

跨国离散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全球跨国流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廉价国际航空运输的普及，移民与祖籍国的联系变得更为频繁，移民在移居国与祖籍国之间跨国流动的现象也更为普遍。单独采用传统移民理念或传统离散理念已不能充分阐释在全球化背景下移民大规模的、频繁的跨国流动现象及其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的特点。笔者认为，美国 会学家李约翰(JohnLie)在1995年提出的“跨国离散”概念，为理解这一新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他认为，跨国离散是指多样地、循回地、往复地跨越各种跨国空间的迁移和流动。某一次跨国迁移流动应当视作是人生迁移轨迹中的一次停留(sojourn)。这样的迁移轨迹是多向的、多次的、不断的而非单向的、单一的、单独的、结束性的旅行。传统移民理论中的移民输出国和目的国在跨国离散的概念里都转变为迁移轨迹当中的散居国和下一次跨国迁移的出发国。在此基础上，跨国离散重视人们在每一个散居国或者说迁移出发国所积累的 会关系、 会 络及文化等各种资本，因为它们对离散人群规划未来迁移轨迹以维系和发展这些关系、 络、文化等资本有重要影响。同时，跨国离散理论认为，所谓“回流”只是一生中循环往复的旅行中一次暂时的停留，而非离散的终止。可见，跨国离散是终生流动的存在过程而非结果，是对各种文化、经历的多样性以及 会关系、 络和资本持续性的维持、积累与发展，而非对过去的割弃或对单一原乡文化的终极回归。跨国离散是对传统移民理论中移民文化身份单一固化的否定，它通过理解每个离散个体独特的迁移经历及其 会阶层、性别、民族身份等 会特点来分析离散人群迁移轨迹、文化身份、 会归属感的多样性。跨国离散理念中明确提到“回流”(return)，这不同于传统移民理论对回流的回避，也不同于传统离散理论中将回流等同于“回归”和离散终结的观点，而是将回流与其他各种流动方式并列，作为迁移轨迹中的一环和循环往复流动的一种方式。这样一来，回流就不再是跨国迁移现象中的边缘问题，而是名正言顺地站在了舞台中央，与传统移民(immigrant)、跨国移民(transmigrant)、传统离散群体(diaspora)一起成为了跨国离散的一部分和跨国迁移问题研究的共同主角。

(三)虚拟跨国离散

笔者认为，虚拟跨国离散首先认同跨国离散对迁移轨迹的理解，认为“回流”不一定等同于“回归”。每一次回流都是下一次出发前的散居和对上一次出发的离散(dispersion)，因而没有终极的、单一的归属和停留。回流离散群体的身份认同和 会归属感与个体迁移经历、 会身份以及在散居国积累的 会关系、 会 络、文化等个人资本有重要联系。其次，基于互联 的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 络实时交流平台以及 络 交媒体为跨国离散人群提供了一个跨国空间。这个跨国空间使跨国离散人群能够维持和展示自己的离散身份，能够与身处不同实体空间的离散人群随时随地保持交流、了解原散居国的情况、沟通相互之间感兴趣的问题，因而能够维持一个虚拟的跨国离散 区或跨国离散共同体以及一种对共同文化家园或共同文化栖息地的想象。与此同时，虚拟的跨国空间能够让离散人群实现虚拟的迁移，通过基于互联 的虚拟平台和媒介就可以参与在其他国家的工作、活动和任务，而不需要实际旅行即可实现在同一时间身处两地(simultaneity)。

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 络虚拟跨国离散的概念(virtualtransnational diaspora，简称虚拟跨国离散)，认为当前可供免费访问和普遍使用的虚拟 络实时交流和 络信息平台进一步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人们从事跨国活动的限制，使人们容易形成对一个开放的、无国界的全球 会空间的想象，同时也赋予了人们在全球 会空间参与活动的能力。该想象与能力相互促进，从而激发了人们在虚拟空间跨国活动的动力(motivation)。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通过跨国 络平台，了解彼处正在发生的时事，与彼处的朋友、同事实时协作。跨国活动因而变得日常化、普遍化，而不再是少数人偶尔、个别的行为。这些日常化、普遍化的跨国活动弱化了人们对国界、对地理空间的意识，移入国、移出国之间的区分也变得模糊，因为人们可以随时虚拟地移入一个国家的 会活动空间，又随时虚拟地移出一个国家的 会活动空间，似乎既身处此地又不在此地，虚拟与现实的生活同时存在。

虚拟跨国离散既包含了拥有跨国经历的人群虚拟地实现继续跨国流动，即保持跨国联系与跨国活动的行为(being)，又代表了人们不被地理空间和国界所绑定和限制的多重文化身份与 会归属感(belonging)。个人的 会活动和归属感不再是以其所处的地理空间为中心，或是局限在其所处的国家，而是更多地以个人通过跨国迁移在世界各地所积累的 会文化联系为中心，在交织的多个跨国文化共同体之间展开。传统观点理解的“离散”是与“回归”移民祖籍国相对立的状态，因为“离散”的内涵是固化而单一的，它与文化原乡特定的民族文化和特定的领土观念相绑定。这样的文化原乡对同一民族的离散群体是特定而单一的。然而，随着人们跨国流动和迁移目的变得多样化，离散群体的特点也相应变得多样化。来自同一文化原乡、属于同一民族的离散人群拥有了多样的身份属性和不同的身份认同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单一民族文化的认同。离散人群的归属感也开始从对具体而固定的民族文化和领土观念的归属感向非具象的、虚拟而流动变化的文化家园(home)和文化栖息地(habitat)等归属感转变。所以传统意义上离散是与原乡、故土的远离，而现在还包括了与精神家园、精神故土的远离。虚拟跨国离散中的离散理念一方面继承了旧理念中离散群体与其他群体文化有别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更强调文化杂糅(culturalhybridity)而非固化单一的民族文化。

三、海归学者的跨国离散现象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

(二)研究结果

1.回流动因及回流后的工作适应状态

从工作适应状态看，受访者似乎都比较适应高校的教学任务，但在科研工作上存在一定压力。他们认为，虽然国内高校教职岗位比留学国更容易获得，但留任的压力和科研论文发表的压力却比留学国要大很多。SSCI和CSSCI类期刊发表的文章才被高校认可作为年度绩效考核的科研成果，而这类核心期刊又被细分为A类、B类、C类等级，看似客观的评价标准实际上弱化了科研内容本身的学术和 会价值，而是将科研的价值与期刊影响因子相挂钩简单地等级化、标准化、分数化，让科研价值显得非常抽象和功利。这更不用说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难度。如一位学者谈到，国内高校过度强调英文SSCI期刊文章的发表，而国外高校却并没有，因为这对于国外学者也有一定难度，并不是每一个国外学者都能够在SSCI期刊发表文章。可见，国内高水平科研类高校在教师科研考核上的要求非常苛刻。此次研究发现，近期回流的海归学者，尤其是在非母校任职的海归学者，在面对留任的就业压力和升职的科研压力下，还缺乏必要的职业发展指导，由此产生一定的焦虑感。

此外，收入、科研经费和学术氛围也是海归学者提到的工作适应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有学者认为，国内一些学者因为收入不高，为了获得科研经费而大量接课题。然而，为了这些收入，学者们需要花大量时间做简单的调研，而无法专注于某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一位从美国留学回国从事财经类研究的学者提到在国内与在美国做科研经费上的差别，他认为国外教授的收入比较高，物价相对较低，这样老师只需要专心科研，他的工资足够自己和家庭使用。同时，美国的科研经费又很充足，学校会给老师和学生很多经济资助去参加学术会议等交流活动。相比之下，国内对科研一方面重视不够，另一方面急于求成，投入的经费也比较有限。对学术氛围问题，许多受访者认为，国内的学术氛围以行政管理为主导，学者们囿于开会、填写表格、 销等琐事，而在开展科研和学术交流活动上所得到的行政支持却不够，效率也不高，以至于无法专心开展务实的核心工作。有时甚至因为需要应付的行政工作太多而放弃了开展一些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涉及邀请海外学者的交流活动。一些学者谈到自己缺少与同院系或国内同领域学者的学术合作。另有受访者提到，国内高校缺乏一个平等的、鼓励式的学术交流平台，以至于青年学者们很难维持一个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来开展学术合作。

2.回流后的跨国联系及跨国工作实践的内容、方式方法与受益成效

从跨国联系与工作实践的受益成效上看，跨国科研合作与交流不仅帮助海归学者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还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个人学术职业发展，提升了他们的研究水平，满足了他们终身学习和发展个人学术兴趣的内生需求。与此同时，保持跨国学术联系为海归学者的职业发展提供了额外的经费支持和发展机会。比如一位学者谈到在国内工作后申请到美国的一份奖学金，这不仅解决了她因为国内工资低无法资助自己做访谈研究的问题，还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培训项目，让她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这也相应地增强了学者的自信和前进的动力。虽然不是每个受访者都能拿到这样的奖学金，但是他们与海外的学术联系几乎都有未来长期的职业发展方面的考虑。一位回流已4年多的海归学者似乎已积累了较强的跨国就业竞争力，作为一位从欧洲留学回国的学者，他不仅在欧洲的母校拥有附属研究员的职位，还受邀在美国的一所大学远程授课。这些机会让他能进一步扩大自己学术发展的机会和人际 络。另一位法国留学回国的学者提到，如果在国内高校“非升即走”的政策下自己无法留任，可能会考虑重新回到法国，“要考虑换个平台，或者完全换个方向，换个职业规划之类的”。在此次调查研究中，许多受访学者都表示出对未来再出国寻求职业发展机会的想法和开放的心态。

3.多层次的跨国归属感

从此次调查研究来看， 会科学领域海归学者的“回流”不一定等同于“回归”。也就是说，海归学者主观的归属感是复杂而多层次的，它不仅包括对某一国家、某一故土这个宏观而抽象的地理空间和 会文化的归属感，还包括对某些更具体的集体、组织机构和人群的归属感，以及对某些虚拟的共同 区文化的认同。因此，它不一定与个人客观的回流方向相一致。笔者发现，此次研究中海归学者的“回归感”主要都来自于与国内家人的团聚，也有回国后组建家庭的海归学者在家庭的温暖中得到安慰和稳定感。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对国家 会文化的归属感，而是在比较国内和留学国人文环境和处事方式的过程中非常辩证地看待国内高校的治学文化，对一些处事传统，如讲关系、拼场面等做法并不认可。还有一些学者对自己“海归”的身份在国内高校的地位表示不满。虽然有许多国内媒体文章将“海归留学生”描绘为国家鼓励回流的人才，但研究中发现 会科学领域的海归学者认为自己的 会地位较低，比较边缘化。一位留美的海归学者提到自己回国后没有太多新的认识。在其回国后，该学者有若干文章发表，而这些发表都是与海外学者合作的英文文章，可见虽然其人在中国就业，但其学术活动还是与留学国的同仁和师者紧密相关，对个人在留学国的学术共同体有更强的归属感，而对国内的学术共同体归属感较弱。有学者提到，中国的学术体系和其留学国的学术体系的差别是全方位的，需要重新去学习另外一种学术环境下的一整套的做法。从这一观点来看，海归学者并没有把国内的学术文化作为唯一的规范、标准或目标去重新“适应”，而是在不断地对比和学术实践中去重新衡量不同的学术规范和标准，构建个性化的学术文化归属感。根据个人经历的不同，海归学者对国内学术文化的归属感有不同程度的偏好，而对于留学国的学术文化基本普遍认同，归属感较强。与此同时，海归学者们又普遍对自己的高校教职岗位非常珍视。不论对目前的工作环境是否满意，在回国时找到一份高校教职工作是符合大部分海归学者当初的职业目标的。一个学术平台是学者 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内高水平高校的教学研究岗位为他们提供了优质的身份资本，为他们迂回追求留学国等海外高校的平台资源搭建了渠道。

另外，海归学者多层次的归属感体现在其将身份认同感与一些跨国 区相联系。首先，海归学者大多认同自己作为海内外学界桥梁的身份和作用。他们帮助国内学者“走出去”，同时又将海外学者“引进来”，帮助他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国情。其次，海归学者的归属感还与一些共同认可的理念、思想、兴趣相关。比如有学者谈到包括自己博士导师在内的一些海外学者的学术品行、治学态度对自己学者身份认同的影响。一位学者谈到，“(导师)带学生的那种giving，那种care，或者是那种generosity，都会给你形成一个很大的影响。为人特别正直，替学生想的特别多，非常的supportive，这些会影响到我特别多，我打心底里会觉得非常钦佩，然后这种钦佩，将来可能会影响到你带学生后对自己学生的一个态度。”另外，海归学者的另一种归属感源于共同的留学和回流经历。一方面，海归学者大多与曾经一起在留学国学习的同学、同事有紧密的联系。共同的留学经历让他们通过一段共同的记忆和对留学国、母校的了解和认识形成了情感上的联结，而且同一研究领域的同事还因为同样的学术兴趣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按一位海归学者的说法，这样的联系是“自然而然的”“天然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与同为“海归”的其他回流学者也能因共同的经历和 会需求建立起共同 区。在此次研究中，一位海归学者就提到自己与若干海归学者为某个海归博士微信群的积极成员。在这个微信群中，大家互相分享学术资源、解答疑惑，形成一个互助合作的共同 区。

最后，海归学者还普遍对跨国的华侨华人学术共同体有归属感，认同自己是这一 区的参与者且与海外华侨华人有多种学术联系。这是一个完全虚拟的跨国共同体，因为它没有实体机构，没有固定的成员边界，没有明确的组织结构或确定的成员关系。它是一个开放而流动的共同 区，它的存在是基于成员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实践以及成员们共同的民族文化身份渊源。成员之间也在不断地结成新的认识和联系。一位学者提到，“我比较喜欢跟华人华侨合作，一个是我们都是中国人，交流起来比较方便，大家都比较能够理解，然后写作的时候他们又具备了外国人的一些英文的写作素养……我要是以后去美国访学，我之前的硕士师姐，现在美国大学当老师，我可能就会考虑去跟她合作。”可见共同的语言和民族文化以及共同的研究兴趣，是华侨华人学术共同体成员身份认同的基础。一位学者提到，自己出国访学时结识的华人导师介绍自己加入到一个其研究领域内的跨国的学者微信群，这让她能够认识和接触到很多该领域知名的华侨华人学者。可见，在当今 络通讯技术可以支持跨国实时通讯的时代，微信等 络媒介为华侨华人学者的跨国离散 络与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笔者在观察受访海归学者所在高校举办的几次由华侨华人学者做的学术 告会了解到，在海外高校工作的华侨华人学者利用短期回国探亲的机会到北京的高校做学术 告和交流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些华侨华人学者许多都来自海归学者留学国母校或是海归学者认识的华侨华人学者的同仁。来国内做 告的海外华侨华人学者与国内高校的学者似乎都非常熟悉，彼此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现象。可见学者们对频繁的跨国流动和跨国学术交流早已司空见惯。

四、海归学者虚拟跨国离散的特点

根据此次调查研究结果，笔者总结出海归学者虚拟跨国离散的三个特点。

(一)跨界性

这一特点反映了海归学者通过跨越地缘、跨越时空、跨越不同 会文化边界建立联结，构建自己的共同体。他们跨越中文和英文以及其他语言构成的 会文化边界，通过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语言环境和语言媒介上发表文章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扩大自己思想文化观点的影响力。他们跨越地理国界的限制不断流动，同时不断交换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因此留学毕业回国并不是他们离散的终止。地理国界有时是他们跨境流动、与海外学者面对面交流的阻碍，但当他们充分利用地理国界的限制分享各地信息、整合国内与海外多方的资源、创造性地跨国合作时，地理国界又转化为可利用的优势因素。跨界性还体现在时间维度上，因为海归学者通过跨国考虑学术写作、学术交流问题，比较中国与留学国 会文化的不同并将职业发展放在跨国背景下做考虑，实际上将自己过去的经历、记忆，现在的实践，以及未来的人生和职业规划跨越式地整合在了一起。可见，在跨国离散理念中所谈到的多次、多向、多样的地理迁移轨迹在时间维度上虚拟地得到了实现。

(二)疏离性

(三)虚拟性

总而言之，从海归学者作为虚拟跨国离散人群的特点来看，通过留学并回流的跨国迁移经历与回国后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融合跨国联系的实践，海归学者们学习并构建出新的 会文化身份，这一身份的核心应该说与跨国离散理论文献中对“跨国性惯习”(transnationalhabitus)和离散意识(diasporicconsciousness)的阐释相吻合。它让海归学者感觉生活既在这里(国内)，又在彼处(世界)。它象征着一种杂糅的 会文化身份，而不是单一的民族文化身份，是拥有跨国迁移经历的学者不断成长成熟过程的体现。

五、结语：虚拟跨国离散的理论贡献及其现实意义

虚拟跨国离散使离散现象摆脱了对物理空间的依赖和时空的束缚，人们既可以实际地流动从而疏离某个 会文化中心，也可以通过 络空间虚拟地实现流动和疏离。虚拟跨国离散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也没有固定单一的 会文化中心。它更强调一个持续的、动态的、主动构建多元 会文化中心和跨国 会文化 络的过程。它是一个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不与固定单一的地理国界相绑定，同时又是通过个体实际的跨国 会联系与 会实践构建超地域化 会文化身份(extraterritoriality)的动态过程。虚拟跨国离散让“离散”摆脱了过去固化单一的内涵，获得了开放、杂糅的新特点。

与此同时，当前全球所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严重限制了跨境流动，另一方面却又加速了虚拟全球化的发展。在疫情期间，跨国交流活动和跨国 区的维系几乎完全依赖 络通讯途径，各行各业通过 络视频、 络电话等方式开展教学、工作等活动。以 络通讯为载体的虚拟跨国交流、跨国联系活动在疫情期间有了较大增长。以华侨华人学者的虚拟跨国离散 会活动为例，2020年由全球化智库主办的一系列全球华商 络研讨会，另有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海外华商谈抗疫”系列 络会议，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也召开了一系列“华侨华人与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学术研讨会。又比如中国民间科学公益组织“未来论坛”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颜宁、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王林发教授等海外华侨华人学者与其他国内学者、研究员主持的一系列抗疫科学讲座等。这些活动中的海内外学者都不乏跨国学习、工作经历，可见跨国迁移的经历对疫情期间众多华人 络跨国离散 区形成的重要影响。同时，华人 络跨国离散 区对于整合利用国内外的各种资本、资源与信息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海归学者和海外华侨华人学者提升个人跨国影响力，构建更丰富的杂糅文化身份，实现生活既在这里又在彼处，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以预见，在持续的疫情中以及后疫情时代， 络跨国离散 区的数量和规模都会进一步扩大。而为了充分利用和发展 络跨国离散 区对个人、 会和国家发展的积极作用，笔者提议应进一步支持国内各类人才自由跨国流动，积累跨国经历和资源，无论华侨华人身在何处都无法割舍与祖籍国天然的民族文化联系。而在联结国内学者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实践中，这样的天然联系在具体的 会文化 区活动中结合华侨华人的其他 会文化身份似乎能够得到最充分的表达。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应听取海归学者的声音，接受 会跨国化、虚拟全球化的趋势与需求，合理开放与海外学术交流合作的 络平台与渠道，同时探索创新的持续发展的跨国 络平台，作为目前大多处于临时性、偶发性 络 区平台的补充，为海内外人才跨国学习、发展、参与祖籍国建设提供助力。

(摘自：雷玲、郭世宝：《以海归经历论虚拟跨国离散》，《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