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信息化呼唤开发、开放、开源的大同世界

1905年，几位曾经留学海外的士绅在无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园——公花园。之所以被称为“公花园”，是相对于私家花园、皇家花园、政府花园来讲的。所谓公园，要有几个要素：一是不收门票，二是不设门槛，三是产权共有。

《礼记》中关于公的解释，能够非常清晰地表示上述的意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法国大革命前夜，卢梭和伏尔泰开始了他们一生的争论，也由此引发了关于“大同世界”建制方式的不息的争论，到底是“平等”，还是“自由”，才是全人类一致的大同世界的逻辑起点，不仅带来了从希腊以来整体的最大变化，而且带来了关于软件开发和共享方式的思潮和行动。

卢梭和伏尔泰关于政治制度的争论延续了几百年，而作为这种争论的逻辑的延续，商业开发商的原有的“产权”逻辑也逐渐走向了开发、开放、开源的生态协同模式，“公园里不仅仅是刁民，更解脱了私家园林的烦恼”逐渐成为商业软件共识。

开放开源文化从西方起步，但并不能妨碍一个事实：在哲学层面上，孔子的“大同世界”的阐述并不逊色于晚一千多年的逻辑起点。可中国的软件开发、开放、开源生态，在教育界却一直远远落后于时代，自上而下的规划、入围厂商、指定平台、严格标准、孤立系统等造成了一个个难以跨越的生态鸿沟，在这种生态鸿沟下，一方面针对管理上的封闭系统和平台绑架大行其事，另一方面教育创新和专业教育所需要的“最后一公里”的接入却碍于“没有商业价值的关键少数”而停滞不前。教育信息化呼唤开发、开放、开源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