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如何冲击中国学术界的知识体系？

学术作品的翻译如何影响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承？翻译过来的作品又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一把海贝》译者郭建龙认为，翻译过来的优秀外国史作品让许多水平不够的学者“露出了马脚”。那么，对于其他学科来说，翻译过来的学术作品又如何冲击了中国学术界？

近期，新京 文化客厅联合 会科学文献出版 ·甲骨文举办的第三届译想论坛

（2020）

活动现场。

嘉宾 | 谢寿光 黄荭 郭建龙 张明扬 冯立君

整理 | 徐悦东

会低估了出版 在人类文明交流中的作用

黄荭表示，在翻译一本书时，译者处理文本时还会涉及许多副文本。在大学毕业的暑假，黄荭翻译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该书辑录了杜拉斯在1962年到1993年间撰写的 刊文章、序言、书信和随笔。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许多当时的电影、音乐、戏剧和 会问题。这些内容都是翻译文本的副文本。杜拉斯的虚构作品与这些副文本之间形成了庞大的互文关系。

在这期间，黄荭发现，翻译不仅是对文本进行语言转换，译者还要收集许多资料，通过了解副文本，敏锐地捕捉其所翻译的作家和所处时代的隐秘联系。翻译《外面的世界》激发起了黄荭对杜拉斯的兴趣。在攻读博士期间，黄荭就选择研究杜拉斯的东方情结和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状况。

在黄荭研究杜拉斯的时候，黄荭开始关注女性写作这个议题。为此，黄荭参与翻译了波伏娃回忆录第二卷《岁月的力量》和波伏娃的传记《战斗的海狸》。波伏娃是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代表。后来，黄荭翻译了第三波女权运动的代表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女性学论集》。安托瓦内特·福克提出了女性学的概念。她认为，以前的女性主义更多是在追求平等，女性学则是一个知识体系。比如，孕育这个过程就是唯一一个完全接受他者、无私奉献的生产，生育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女性在 会中的贡献完全被低估了。

黄荭

郭建龙谈到，以前他发现中国很少有关于东南亚、印度和外蒙古的历史书。因此，郭建龙决定去当地实地考察，写一些历史入门书。2012年，郭建龙想写中东的历史，但当时他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资料供他参考。郭建龙就按照老方法，穿越中东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穿越百年中东》。不过，这本书刚出版没多久似乎就“过时了”。因为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如甲骨文这样的出版方就翻译出版了大量中东历史题材的作品。

后来，郭建龙将目光投向了较少人关注的非洲。当时在中国，有关非洲的资料很少，郭建龙按照老方法去实地考察，并写出了《穿越非洲两百年》。在《穿越非洲两百年》出版后，甲骨文决定将《一把海贝》这本书交给他翻译。郭建龙看完《一把海贝》后感慨道：“要是早一点拿到这书就好了”。因为《一把海贝》里有非常多新发现——西非历史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对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黄金实际上要依靠西非供应。西非人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非常复杂。这本书对郭建龙的知识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这也是翻译对知识体系的影响之处。

冯立君主要研究东亚历史。他提到，在日本和韩国的语言里，经常会出现中国已经不太用的古语词汇。比如，韩语里的“对不起”，实际上是“请恕罪”。因此，翻译除了能发现东亚语言上的往复交流之外，还能发现许多东亚历史内部的有趣联系。

冯立君

翻译过来的优秀作品能让很多学者“露出马脚”

张明扬提出一个问题，如今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在进入国内后，对国内的研究和写作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明扬

黄荭认为，中国在国外出版比较多的研究成果，都是一些跨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较文学就是比较容易获得西方青睐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很难在莎士比亚研究、杜拉斯研究里做得比西方学者还好。但是，中文系会认为自己的研究才是主流，国外的研究只是补充。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外国的研究是主流，中国学者的研究只是补充。这种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没有像经济影响力那样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还需要一代代学者去建设加强。

郭建龙认为，翻译过来的优秀作品让很多中国学者“露出马脚”。以前，许多学者随随便便就能出版有关印度史、非洲史或拉丁美洲史等地区历史研究专著。当年，中国没有那么多相关书籍与他们的作品来比较。这些学者一旦出了这方面的专著，他们的学术地位很快就被建立起来。郭建龙说，“现在，在外国优秀的历史著作进入中国后，读者一看就知道哪些书是香的、哪些书是臭的。这些学者就没有那么容易混下去了。翻译过来的外国史著作对中国学者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郭建龙

谢寿光认为，大家必须承认中国学术界在这三十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每个学科的进步幅度并不一样。因为中国设置了外语学院，所以原文研究是可靠的。在 会学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在中国这个巨大的 会转型试验场里做研究。做得最糟糕的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谢寿光以前经常跟学生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可以谈论中美关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常识。所以，在电视上露脸的那些所谓的“国关明星学者”，做的都不是学术。

谢寿光

在“一带一路”倡议出来之后，教育部开始鼓励外语学院的老师转型深入做国别研究。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四百多个国别备案中心。这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如今，中国人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看待周边国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就曾提过一些项目，他们想做到对所有小语种国家研究的全覆盖。谢寿光称赞道，这将出现许多很好的学术成果。

郭建龙就是理科生，他还会编程。因此，在郭建龙写书的时候，他会像做编程一样进行架构设计。他会先把各章标题写好，然后可以顺着他设计的架构写作。在软件设计中，首席架构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首席架构师要负责设计软件中的每一种东西，包括每个模块的接口。在架构设计好之后，剩下的部分所有人都可以进行填补。因此，跨界对于知识产品的生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系统性的思维就是在郭建龙学编程时习得的。

谢寿光认为，以前知识的传播是单向的，但在互联 时代，知识是多方共同创造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时代做准备。在中国从温饱进入全面小康 会之后，知识生产将会获得更大的意义，知识也会以几何式的增长被生产出来——像甲骨文这样的出版方会越来越多， 会科学文献出版 所出版的皮书也会越来越多，国别研究的读物也会越来越丰富。谢寿光希望，所有的知识分享者，也都能成为知识生产中的监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