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导刊》2020年第3期
章军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管理学院
数字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业态和产业形态，已经并正在催生文化产业新的动能。引入创新生态系统思想，浙江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内生创新要素与政府行为外部变量等多重驱动的结果。数字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涵盖内部的创新群落和外部的环境要素，不同环境要素和创新主体构成了不断交互、共演的数字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由政策驱动的制度创新、生产驱动的技术创新和消费驱动的商业创新，分别构成创新生态系统的宏观、中观、微观层次，推动数字文化产业的开放式创新。创新生态系统思想改变单纯增加资本、技术等要素供给的传统思维，质上是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范式的变革。
一 要素创新走向生态系统创新
中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全球疫情更是加剧了新旧动能转换的紧迫性与复杂性，文化领域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和契机。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数字化成为一种可预见的趋向，数字文化产业已经并正在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1]这种内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必然导向文化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根本性变化，亦迫切需要新的学理论述、政策论述和产业论述。
沿概念、方针、战略、规划、政策等逐步成长的文化产业，面上是业态合法性的确立[2]，质上是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兴起，亦是文化领域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典型反映。可是，我国人均GDP从超过3000美元（2008年）、到跨越5000美元（2011年）、再到超过10000美元（2019年），文化消费总量始终处于1万亿元（2010年）、2万亿元（2017年）、4万亿元（2019年）的低发展水平上，国际经验中文化消费的“爆发式增长”“倍增性增长”对我国缺乏解释力，文化消费增长亟需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
“高技术”的 会必然是“高文化”的 会[3]，“高技术”正在改世界的文化经济版图。数字革命和数字经济的扩张创造了许多新的经济机会和巨大财富，据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 告》，全球娱乐市场1010亿美元的收入中数字产品占比达到56%，且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占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4]特别是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宅在家中”的非接触式文化生产与消费加速了文化数字化的原有趋势，数字文化产业创新也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创新范式经历了线性范式（创新范式1.0）、创新体系（创新范式2.0），开始进入到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范式3.0）的新阶段。[5]创新生态系统是人类创新活动作用机制的“生物学隐喻”，其理论应用有一个从国家、区域到产业不断拓展的过程。按照创新生态系统思想，数字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业态，在一定的创新生态系统中才能更好地实现自组织生长。
二 浙江数字文产的经验视察
01. 政府引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如果说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是从学理层面上分析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浙江数字文化产业的政府引领则从实践层面很好地回应了这个命题。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省域层面的“数字浙江”“文化浙江”战略，推进“四换三名”“浙商回归”“互联 +”等工程，并在全国率先大力发展以“文化+互联 ”为核心的数字文化产业。
制定实施《关于加快把文化产业打造成为万亿级产业的意见》《之江文化产业带建设规划》等政策文件，提出“数字内容打造计划”“建设之江数字文化产业”等决策部署，在战略层面引领全省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府关注数字文化产业的战略引领、制度创新与平台搭建，但在民营经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等方面则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政府失灵”[6]与“市场失灵”[7]的双重矫正。
从2019年起，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分配方式由因素法分配转变为竞争性分配，通过绩效评价决定财政扶持资金增减，这也很好地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02.制度创新，全力构建最佳营商环境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即便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者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并实现经济增长。[8]浙江数字文化产业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积极融入数字经济、跨境电商、“新基建”等国家战略，以试点先行契机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获批全国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全国首个跨境电商试验区等试点示范项目，提供有利于数字文化产业创新的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
其二，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代表的政府强势行为，优化有利于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营商环境。由浙江省率先发起并实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超越政府中心主义治理逻辑，推进“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的实现条件及其机制[9]，加快投资项目审批、企业开办、跨境贸易等流程再造，为构建“亲商又清商”的新型政商关系提供保障。
其三，为数字文化产业人才发展提供制度支撑。特别是《浙江省文化产业人才发展规划（2017-2022年）》，在人才培育、人才引进、人才激励和人才服务等方面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全国文化产业“人才争夺战”的序幕。这种人才优势反过来又进一步增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优化浙江数字文化产业的营商环境。
03.平台创新，培育虚实结合的集聚区
产业集群是某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与相关法人机构，形成彼此共通与互补的现象。[10]处于上升期的浙江数字文化产业，在空间布局上呈现集中于杭州、金华的高度集聚化，并在平台构建上呈现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特点，成功实现了阿里巴巴、 易等线上平台的线下集聚。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顺应工业互联 到生产互联 的变化趋势，浙江积极探索针对生产端数字化支持的平台建设。2016年启动的“浙朵云”大数据服务平台，以“数据驱动决策”为浙江数字文化产业生产端提供大数据支撑。
另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建成并实际运营的文化产业园区达143个，其中不乏杭州数字娱乐产业园、云栖小镇、梦想小镇等数字文化产业园区。这些园区通过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资源整合，推动数字文化产业新型业态、高端要素集聚并形成影响力，进一步优化数字文化产业的创新生态。
04.要素支撑，汇聚多元化的市场主体
截至目前，浙江上市文化企业39家，新三板挂牌100余家，涌现“ 吧软件第一股”顺 科技、“电视剧第一股”华策影视、“民营广告第一股”思美传媒等多个数字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股”。这些数字文化产业的“浙军”在全国版图上具有突出的竞争优势，不仅重新定义浙江文化产业，也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定义中国文化产业，构建了包括园区、企业、产品等多维度的数字文化产业支撑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全省性和区域性协会、基金等中介力量的培育，引导 会资本投资数字文化产业，为数字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和提质增效提供了新的要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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