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世蓉，为陈满翻案的主要推动者
当11年前开始想要为陈满翻案时，程世蓉并不知道前路如此艰难，然而此后就像一只脚踩进 里，整个人也不由己地往前扑了。
摄影 | 邢超
有人帮忙，就有希望
52岁的陈满再一次见到程世蓉，是在电视里。他和一家人守在电视前，看到了老太太接受采访，为他的案子——花白短发，精神倒好，只是「比之前胖，也老多了」。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是没忘，这也是不容易，离上一次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里看电视，都过去了23年——2016年2月1日陈满终于走出了监狱，他是曾经的死囚，国内已知服刑时间最长的蒙冤者——离上一次见到程世蓉，也有11年了。
他加了一句感慨，「想想，这么多年了呢。」
11年前，海南美兰监狱，陈满被管教带出牢房，有一个自称是他「表嬢」的人来看他，在他的老家，四川绵竹方言里，这是表姨的意思。走到眼前了，看到的却是两个老年人——程世蓉和她老伴，陈满一个都不认识。「家里没和我说。」23年后，陈满回忆当时的情形，心有怀疑，不知怎么回事。表嬢就自己介绍自己，她原来和陈满父亲一个单位，也是绵竹人，这次路过海南来看看他。
程世蓉是坐着「蹦蹦」来的——「像农村里的拖拉机」，监狱在郊区，没车。她和老伴都是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这年已经退休，所里照顾老同志，安排来海南旅游，他们没去海边，却要去看同乡坐牢的儿子，一路颠到了监狱来。
自称是「表嬢」，也是打掩护，程世蓉想过的，「表亲的话，姓氏上就不用一致。」
隔着玻璃墙，两边都拿起听筒。一开始，程世蓉用了绵竹方言，「陈满啊……」话音还没落，听筒里突然传进来严厉的喝声，「不能用方言！」
程世蓉当时吓了一跳，她没经验，不知道是要全程监听的。她连忙换成普通话，「这个案子啊……」
「不能说案子！」
只好拉拉家常，陈满爱看书，他让程世蓉给家里带话，给他再订一份 纸和杂志，还说两个哥哥可以考虑开一家 吧，在牢里，他听人家说，这个巨赚钱。家里三兄弟，陈满的想法最活泛，事实上，他也是为了做生意赚大钱，从绵竹来的海南。虽然，结果却是身陷囹圄。
1992年年末，海南省海口市上坡下村109 发生一起杀人放火焚尸案。一开始，以为死者就是陈满，后来纠正过来，被害人是一个叫钟作宽的46岁男子。而陈满，正在离案发地不远的地方看人打麻将。
卷宗记录，警方在尸体口袋里发现了陈满的工作证，但这件证物却从未出现在一审或者二审的法庭上，警方称这件证物弄丢了。
陈满随后被捕。钟作宽原先是他的房东，前者被害前，陈满还欠着千把块的房租，这成了警方认定陈满杀人的动机——「陈从厨房拿起菜刀一把，趁钟不备，朝钟连砍数刀，致钟当即死亡。接着，陈将厨房的煤气罐搬到钟的卧室的门口，用打火机点着焚尸灭迹。」
在申诉材料中，陈满写下了警方获得认罪口供的过程：「他们抓住我的头发用力往上提，抓住头发用力拉，我的身体随着被动移动，然后又用力往下压，松开手，使我重重摔倒在地上……又用电警棍电我，有时几人同时把几根电棍放在我身上电我……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精神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怖之中……他们把已写好的笔录让我签字。」
1994年，在没有出示物证和鉴定材料的情况下，凭着认罪口供，陈满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二审维持原判，后改为无期徒刑。
在狱里，陈满寄给父母的信充满了绝望，「在九泉之下，我的冤魂会时时刻刻为你们祝福。」
这样过去了10年，陈满见到了程世蓉，好歹，这个老人还是把要说的话说了——她会帮忙给他继续申诉，争取他的冤案获得昭雪。
「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希望。」回忆到这里，陈满就笑了。他不知道程世蓉懂法律，也不知道她的决心，以为这只不过是老迈的父母身体不行了，耐不住伸冤路上的舟车辛苦，选择的无奈之举。
「有人帮忙，就有希望。」同样是回忆，11年后，程世蓉表达着自己的初衷。在程世蓉家的客厅里，有一尊磕坏了的鲁迅的半身像，也有着一座白玉观音像，恰好喻示着这个故事若要有完美结局需要的两种品质。
心中几分寒
从见面的这一天，再往前倒退两个月，程世蓉手里拿着陈满父母写的《第73次为陈满冤案申告信》。她去陈满家，挺窄的一条厅，申诉材料都堆在地上。
1960年代，陈满的父亲陈元成在绵竹市人民委员会下属的民政科工作，十八九岁的小姑娘程世蓉在财政科，两个单位一起开会一起办公，下乡搞「春种夏收」也是一个工作组，但比起一般的同事，小姑娘程世蓉和老同志陈元成家更多了一层书友的关系——程世蓉喜欢去他们家借书。陈元成和妻子都是建国前的高中生，在小地方就是不多见的知识分子，家里订了《人民文学》，程世蓉常去借了看，她说自己订文学期刊的爱好就是那时候形成的。她还去借过高尔基的《母亲》。
但自从1975年调去北京，程世蓉离开家乡，和陈家再无交集，直到退休了回来和老同事聚会，刚走出「农家乐」的店门就碰到了。陈父花白了头发，陈母，程世蓉原来记得的，多干练的一个人，比自己还高一截，但再见到，却只到自己耳朵高了，整个人缩成了一团。
见面了都是寒暄的一套客气：这些年怎么样啊？家里怎么样啊？孩子还好吗？
陈母就哭了起来，「别提啦，孩子遭了罪了。」自陈满入狱之后，父母二人千里迢迢，几次下海南、上北京为陈满喊冤、申诉、求人。他们给 写信、给知名教授写信，也给央视主持人写信，无一不是石沉大海。现在，他们跑不动了，只能在老家每月寄着申诉信。
两位老人求程世蓉帮帮忙，那更像是溺水之人揪住的稻草，「可能觉得我在北京，也有什么能量吧。」程世蓉说。
在程世蓉工作的研究所，她做行政，但也有值得骄傲的事——北京市住房管理的第一套软件系统，就是她组织人开发的——虽然都和法律、冤案扯不上一点关系。后来，她曾多次说到自己答应陈满父母的缘由，同情两个老人，可能有一点侠义心肠，也有一点律师情结。
1988年，43岁的程世蓉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开办的「律师实务培训班」，同年9月参加全国律师资格统考，成绩为345分。在她的回忆里，这整整比分数线高出100多分。1999年她从北京市司法局领到律师资格证书。
但更主要的，还是「太天真了」——「我看了材料，怎么这么荒唐呢，1997年就规定了，只有口供不能定罪。」
她去找案卷里提到的证人，陈满的高中同学兼原同事姚军，他们一起停薪留职去的海南，他回来了，陈满入狱了。「我和程老说，陈满是左撇子，我也是这么给律师说的。」姚军说。而卷宗显示，死者的刀伤，应该是右手持刀造成的。
「当时觉得这么明白，只要稍微有一点文化，不需要懂法律就能知道这是个冤案，怎么就会这样呢。我的想法是，可能一个地方欺上瞒下，但不会都这样。我把疑点写得清楚点，交给法院检察院政法委，总能碰到一个正直的明白人。」
「我不知道这个这么难。」程世蓉说，就像一只脚踩进 里，整个人也不由己地往前扑了。
她给海口龙华检察院打电话，对方说，案子很难办，我们办不动。
她给海南省检察院打电话，对方说，体谅我们也难，劝她息诉。
她给海南省高院打电话，法官第一个问题问她，你是人大代表吗？然后问她，你想翻案，陈满自己都认罪了，怎么翻？
2004年，程世蓉60岁，已经是退休的第六个年头，她被返聘到中关村的科技公司做管理，工作里见着的都是商界里的精英。得空，她跑去最高法递申诉材料，生平头一次汇入上访者的大军。
早上6点就出门，乘公交辗转换车到城南永定门外的最高法院上访接待室。排队、领表、交表、看电子牌、等着大喇叭叫名字。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汇聚到这里，第一眼的印象，「底层的人多」。然后发现，像自己一样的老年人，还真不多。默默排队的有，交流案情的有，也有貌似截访的上来寒暄几句，秩序井然，当然，也会有刚想拉起横幅，就被扑过去的人流淹没的，喜怒哀乐，热闹非凡。
她没有经验，看着几百人的排队长龙有些怵，向身边的人请教，如果今天接待不完怎么办？那人答：明天再来等嘛。又问：明天也没有叫到呢？答：后天再来等嘛。她继续问：如果这时有事走了，可最后又叫到了，会怎么样？那人有点怪怪地看了她一眼，说：你为什么要走？来干什么来了？她就有点惭愧，从早上等到下午，厕所也不敢去了。
最终，这次上访以在当天下午接待室下班前成功递交材料告终。虽然漫无终点的等待并不那么有趣，这是一段颇有些孤独的时光，她在中国法治 上发帖，呼吁彻查所有申诉案件，热烈回应的只是求告无门的冤民；她把陈满案的案情发到 上 —— 一开始陈满父母不同意，怕被「敌对势力」利用，但看者寥寥，她不得不用自己注册的两个小 ，在评论区互挺，以壮声势。
她也找不到愿意接手申诉的律师，「他们知道这个有多难」。她转了一圈，要么不答应，要么要钱运作，请私家侦探，她或者陈满父母，都没有这些经济能力。
后来，她一咬牙，自己出了一万元做律师的差旅费。她找了李肖霖律师，后者对程世蓉印象很深，一个老太太，对案卷的熟悉让他吃惊，同一个事实，不同的人的说法哪里不一样，她都专门做了表格。
「我们当时看了就知道这是一个冤案。」李肖霖说，他们飞去海南会见了陈满，提起申诉，虽然还是铩羽而归。
并非没有获得过一点希望，程世蓉曾经收到一位检察官的回复邮件，「您发来的三份材料已收到。谢谢！同时也请代问备受心灵摧残的陈满的父母亲好！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而最高法也曾派法官去监狱会见陈满。这些消息都让他们觉得转机就在眼前。虽然，后来她也纳闷：不知什么力量，把貌似已经看到曙光的进程给掐断了。2009年，陈满父母给她电话，说收到了最高法「不予提审」的通知书。
一年中秋，阖家团圆之日，程世蓉写了一首诗反映心境难平：「看歌舞升平，心中几分寒。」
李肖霖最后的建议是，「这个案子普通律师不行了，找死磕派律师。」
死磕
「1999年，我为单位的一件民事侵权纠纷起诉到海淀法院。我知道对方找了关系，有可能偏袒对方。在法庭审理时，我说，这个案子如果法院不能依法公正判决，我将把几十本法律书籍拿到最高法院大门口去烧掉！从此不再相信法律。结果我方胜诉。现在想来，我原本也算个『死磕派』。」
程世蓉这么追溯着自己和「死磕派」的渊源，当然是玩笑的成分。
北海案的时候，程世蓉为律师团捐了1000块钱，这也成了她认识死磕派律师的契机。她对他们心有戚戚，「让律师们在法庭上死磕总比老百姓在汽车上放汽油好多了。如果不允许文明的对抗，必然引发暴力对抗。」
这么多年抗争下来，有时深夜难眠，程世蓉也会和老伴感叹，也亏了和陈满没有亲属关系，自己才能一直理性应对，若是发生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还真不知能不能一直保持理智。」
陈满案，最后成为李金星律师发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援助的第一起案件。当时，好几位律师都向李金星推荐陈满案，其中就包括李肖霖。
「没有程老，这个案子也进入不了律师的视线。」李金星说。
李金星和程世蓉商量，律师虽然可以做免费的法律援助，但差旅费，还需要家属筹集。
陈家没有钱了，程世蓉就去和姚军商量。姚军是陈满的高中同学，当年一起闯的海南，每一年回绵竹，他们都要碰个头。中间十来年毫无进展，姚军也劝过老人家，「听天由命吧」。
程世蓉决定筹款。现在，到了最后一搏的时候，她和姚军发动陈满的同学、老同事参与筹款，在陈满闯海南前的老单位绵竹市工商局，新任的局长还带头捐了钱。
那段时间，程世蓉成了让律师们隐隐「头疼」的人物。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律师打电话、发微信，询问案件进展，恨不得推着每个人走。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曾经写了一个关于陈满案的微博，每天转一次，有几天没转，程世蓉就给他打电话，问，怎么不转了？
「当时有点生气，觉得这个老太太怎么这么倔。」
也有律师找李金星抱怨，说被烦透了，「这个案子不敢做了，本来就没收钱，最后还落了不是。」
清华大学教授易延友是陈满案的申诉委托人之一，程世蓉也曾委婉地问他，为什么不发有关陈满案的微博。易延友这么分析双方的难处，因为申诉案件很多时候只能干等，这会让律师在面对急躁的当事人时往往比较尴尬。
程世蓉也有苦衷，陈满母亲隔不久就打个电话，不谈案子，只问身体可好，北京气温多少度？逢年过节，也来电话祝福。「比我年长的老人，这样给我嘘寒问暖，情何以堪？」
虽然不说，但她知道他们心里的焦急。
她也焦急，她怕他们等不到儿子出狱的那一天。她还记得，陈满父亲上一次手写的申诉信，是写在一张《脑心通胶囊防伪说明书》的背面。
还好，所有人终于赢得了一次好运，随着案件的影响越来越大，2015年初，最高检决定向最高法提起抗诉，陈满案在一年后再审，2016年2月1日，无罪释放毫无悬念地到来。
程世蓉已经71岁了，心力脑力眼力渐衰。想起十多年前介入陈满案，她也诚实，「因为退休了，想找一点『存在感』吧——我不认为这是贬义。」而没想到的是，这成了她有生之年深入参与的大事件。
经历了许多，抗争了很久，11年的大部分时间都陷在司法的泥沼里，「但很难说我有多么的愤怒。仇恨入心了的感觉，我没有。」她相信司法的进步，人心的向善，陈满的平反证明了这一点。
案子平反后，小女儿在朋友圈写了一段话：「狄更斯说：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辈。我妈十几年的努力，不光在拯救一个人和一个家庭，也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说：一个普通人如何不成为一个庸碌之辈。」
陈满无罪释放后的这些天，陆续有满怀期待的冤民找上她，希图获助。一位75岁的老人专程从东北赶过来，一路问到了她单位的干休处，给她打电话，怎么也要和她见面。
「我说见面就不用了，我实在无能为力了。你一定要找律师，我可以关注。」程世蓉说，她累了，年过七十，再不可能像陈满案这样，短兵肉搏，投入下一场冤案了。
▲ 程世蓉最初觉得案情并不复杂，只要自己把疑点写清楚，会碰到正直的人并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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