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头岭》——一部具有重大警世意义和很高文学价值的力作

——评屈全绳长篇小说《鹅头岭》

按一般人的想象,有着数十年从军经历的老将军,离休之后不再为公务缠身,不再因百事纠结,或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轻闲文字,谈谈值得回味的种种往事,抒发一下当年意气和豪情壮志,打发打发如水般涌来的日子;或应邀参加各类庆祝典礼剪彩之类的仪式和活动,以自己的名望与地位为其站台捧场,享受一番应得的快乐与尊荣;或于院校基地馆舍等场所给广大青少年讲一讲革命传统,将多年来各种宝贵的体会与心得悉数传授给下一代,以发一份依然灼烫的光和热;或游一游名山大川,访一访老友亲朋,以遂平生所愿,得晚年所在,这些无疑都是十分风雅且惬意的事情。想必以上诸事作为领中将军衔兼作家、诗人、词作家的屈全绳一定都是有的,从其朋友圈或私信之中可略知一二。让人颇感意外惊奇却应在意料之中的,是他更倾心与倾力于极耗体能、精力和才气的大部头小说创作。当2019年夏日的某天,他得知我对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关注与研究有日之时,便将他一部名为《鹅头岭》的长篇小说打印稿,用快递方式寄我并嘱我看一看,提出修改意见。面对装订成三卷本的小说巨大体量,我不免倍感诧异与敬佩。

屈全绳是从原成都军区副政委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他在去西南任职之前是总政宣传部部长,也即是说曾当过我时间不长的老领导。然而在部里工作期间以及后来的交往中,对他的为人与为文都有了较多的了解。我以为作为一位原籍陕西的军人,他似乎有某种外表沉静、内心如火,风度儒雅、思维犀利,三秦大地和军旅生活所共同锻造的典型性格特征。尤其是他入伍之后长期在新疆部队工作,西部边塞雄勇阔大、气象万千、多姿多彩的自然、民族、军旅等人文生活环境,以及漫长的岁月与无尽的风雨,都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他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特质。后来又经过兰州军区机关、总政治部机关的逐步修炼,以及在成都军区所达到的更高的职务层级,这些都使他具有了丰富的军旅与官场经历,厚实的 会人生感悟和思想文化积累,如矿藏一样在内心里沉积、存贮与发酵,所等待的是将这一切点燃与喷发的契机。

读完长篇小说《鹅头岭》之后,不知为何使我联想到另一部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这当然不只是以地名命名的偏正结构式的书名,更在于小说所显示的以大胆的写作姿态对于现实矛盾的勇敢直视,以写实性的笔墨对于时代生活的尖锐锲入,以虬劲老辣的力道与风骨对于世道人心的径直描写,以直戮灵魂的情节与细节对于人情人性的深刻解剖,以宏大的框架结构和精心的谋篇布局对于总体创作意图和思想艺术意旨的有力实现。一切都是以这个叫鹅头岭的地方为叙事的缘起、发端和起点,而在小说情节的逐步推进过程中又时常回到这个原点,使之在人物间发生一桩桩、一件件错综复杂又耐人寻味的纠葛,与之似乎永远有着躲不过、绕不开的关系。最终又以此归结终点,完成小说中主要人物全部的命运轨迹,体现作品所要呈现的幽深的文学主旨。如果牵强地将“鹅头”这个意象按某种固有的理解为“痴人”的话,则似可表明与此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体现为有着痴情与执着的含义蕴涵其中。因此可以说“鹅头岭”未尝不是一种时代与人生的象征或宿命,给小说赋予了独具的文学意韵和鲜明特质。

《鹅头岭》是一部气魄宏伟的跨年代的小说叙事。其以时序为经,以事件为纬,编织起了颇为壮阔的时代斑斓图景。即小说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为长度中,以编年体式的线性叙述,从援越抗美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从百万大裁军写到经济建设大潮澎湃而来,从过去一直写到当下;或者说是从部队基层写到高层,从军营写到地方,从军事写到经济,从人物隐秘的情感经历写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一系列精心构筑的高强度的、引人入胜的事件,众多形象各异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既形成了作品开阖有序的故事架构和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又形成了小说极为丰满厚重的文学气象和艺术质地。小说所逐渐展开和呈现的是在各个不同的、又极为复杂的历史阶段,以重大的 会与军队生活为背景,表现作为小说的主体即军人所必须面对、遭遇和承受的一切,如责任与使命,姿态与追求,喜悦与困惑,奋进与挫折,成功与牺牲,荣誉与耻辱等等诸多问题。把军人既在军队自身的传承与发展中,又在同复杂 会的交织与碰撞中,所具有的生活史、命运史、心灵史、情感史,以客观冷静而又激情饱满的书写,生动形象而又力透纸背地描绘了出来。作品对于军人当代历史的演绎与再现,是忠实于当时的现实的,又是经过高度概括与提炼的,其推进的线索和脉络,其使用的话语与概念,都镌刻着清晰、鲜明而突出的时代印记。可以说作品蘸取的是来自于生活的异常驳杂的颜料,实现的却是一种纯粹文学化的过程。因此,无论从时代的、 会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心理的、人情的等各种角度而言,小说都是富有强烈的年代感和真实感的,而不是进行任意的编造与涂抹的。故而具有很强的叙事张力和巨大的吸引力,也是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的,当然更是具有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的。

如果仅仅是描写伍炳志的这一面,作品也就看不出有更丰富、更当下的意涵。小说让我们看到的伍炳志又是一个很复杂、很多维的人物,他既精明强干,能力突出,又官瘾很大,工于心计,尤其是对职务升迁一事看得很重,有宁当鸡头不当牛后的强烈意愿。因此他对自己的进步与未来有着明确的预期与追求,希望在军旅生涯中登上比较理想的高台阶。他也为此像一个奋发有为的真正军人那样要求自己,像一个不懈的奋斗者那样作出了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地、真心地加强和提升自己的素质与能力,如“12师组织团长、参谋长图上作业、沙盘作业,不但两次都拿了第一,实兵推演时还纠正了高团长一个明显失误”,的确真有过人之处。而且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敢于冲锋陷阵,需要献身的时候敢于献身,需要在和平环境中寂寞忍耐的时候能寂寞忍耐,在他面前展开的仿佛是一条平直光明的坦途大道。然而却事与愿违,他前行或升迁之路一直不顺,眼睁睁地看着资历与职务相当者一个个得以擢拔而去,他却迟迟难以实现梦想而不能达到某个所希冀的职位,因此在内心里备受煎熬。小说使我们了解,伍炳志频遭挫折的个中缘故,正在于其表露无遗的患得患失,以及生活作风上的不够检点,这些都是军旅生活中不言自明的忌讳,也是其无法掩盖与回避的短处,而这些可以从人物性格和品质中找到缘由。假如把伍炳志的境况视为困厄或遇阻的话,这对于大多数军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顺遂所愿的理想升迁;那么他在某些时候的放纵,不可能做得天衣无缝,不可能不为人知,他的成长进步一再受挫,恰恰证明了部队健康力量的存在,证明军队党组织的自洁能力,证明部队用人制度本身存在的某种铁律,证明有一双眼睛始终在盯着他,而不仅是因为舆论对他的扭曲。伍炳志是小说的焦点人物,其仕途所画出的坎坷轨迹,在于勾勒人物的心灵沟壑和曲折的生活史,丰沛了小说的生活含量与思想内蕴。

可以说,除了描写伍炳志心心念念过于在意升迁外,小说着重写出了附着在他身上的两大魔咒。一是情爱,凭其先天与后天的双重优势,他有很好的女人缘,在情感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谓风光无限。同田书苗、王小悦、刘惠玲,以及文竹等女性的婚恋与交往,似乎是雄性的荷尔蒙分泌过于旺盛,使他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被内心的欲望所支配和驱使,形成难以抑制的内在冲动,对身边的异性不免急切占有或欲拒还迎,与田书苗的偶然之合是为激情所至;与王小悦既有着真挚的爱,也不排除其对肉体的沉迷,并且连结婚也成为他权衡利弊的事情之一;向程新梅颇为唐突地示爱,遭到严厉拒绝则表明其人格的缺陷;同商场女性文竹的交往,是他在权力错觉中的误入陷阱;与刘惠玲的最终结合,则是基于“不结婚已成为影响他进步的横竿”的考虑,乃至于成为其罔顾法纪的活道具和殉葬者。人物的这种情感经历,无论在怎样的年代都是遭人诟病的大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猜想与议论,且不排除有“小人利用绯闻干扰上级对自己的使用”。其实他之所以如此,既在于某种不良时风所致,也在于自我约束力和把持力不足,恣情任性只能招致其陷入各种缧绁之中,使之始终像个有力量、有伤痕的困兽,在无形的舆论场中徒劳地挣扎。

二是财经。伍炳志原本被料定可能颇为通畅的升迁之路,由于主要是自身原因而变得缓慢而曲折。特别是他由原属野战部队的12师转任庆州分区,对于一个有着宏图大愿的军人而言,是一种被甩出主渠道的边缘化的转变,无疑是一次无可言说的打击。但这又是“坐在金山银山上当司令”,从此踏进与经济问题紧紧缠绕的急流与漩涡。小说对伍炳志这一阶段生活经历与心灵轨迹的描写似乎更加惊心动魄和发人深省。转任并没有令其从此放弃雄心勃勃的追求,他一方面仍然将军分区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如“为了把改革理念融入训练实践,伍炳志带领试点班在阵地上反复演练,在反复演练中反复修改。两个多月下来,终于形成现代战争条件下实地实兵实弹实战的‘四实’认练细则。总部机关考核检验证明,紧盯未来作战对象,按照‘四实’练兵,充分发挥的主观能动意志,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互补作用,充分发挥战斗单元深层合成的潜在交汇,战斗力的增长就能实现1+1>2的效果。”另一方面他又在经济运作与操盘上呼风唤雨。在那个允许军队经商的特殊年代里,他处于一定的权力与经济的话语中心,以刘胜、文竹等人为帮手,以军队的经营点为支撑,上演了一幕幕风云不定、大开大阖而又蝇营狗苟、勾心斗角的活剧。他所处的 会环境,既是一片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又是一幕幕尔虞我诈、阴谋丛生的乱象,他在这样的处境中既经受着历练,也保持着一定的警觉,更使他在危险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越滑越远。他虽然也深感“提倡军队做买卖,无异于自毁长城。”慨叹“下面风气这么坏,是得好好抓一抓了。”却又派人专程去北京搭“天线”、送电器,然而还在扪心自问:“这算不算蜕化变质?”由于长期浸淫在财经的狂流中,使之贪欲之心也在疯长,以至于后妻刘惠玲“至死不知道伍炳志有多少财富”。他的从军或人生之路之所以如此颠簸与乖张,既是时代之病,又是人性之病,使一个本应在军旅路途可以大放异彩的人物,变成了经济之囚,一只看不见的欲望之手将其紧紧地攫住,使他难走回头之路。

在此基础上,小说赋予了伍炳志令人感慨万端又唏嘘不已的命运结局。他既珍藏鹅头玉圭和泥金心经等物件,愁肠郁结、心绪不宁时将其拿出来把玩,虔诚地相信和祝福其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在调任宁康省遇当地发生灾难时,挺身而出指挥若定作出了贡献,终于在57岁的临界年龄圆了朝思暮想的将军梦。他又深知自身的各种过失,内心不安的他通过香港拍卖公司给那两个秘藏的文物搞了个专门拍卖会,假刘胜之名把它们买回来,籍此建立鹅头岭基金,专门用以资助部队烈士的家属子女,算是做点“以善续恶”的公益事业。他甚至向组织主动投案自首,在自首书上给自己列了八大罪状,以期作为对于灵魂的救赎,完成了灵与肉、红与黑、罪与罚、升腾与沉沦兼具的性格历史。伍炳志显然是某个历史时期真实存在的,独特、典型、立体而复杂的人物形象,是所有此类题材中从未见过的,他血肉丰满,活灵活现,既不完美,也并不邪恶,却能引发我们去作深刻的追问与清晰的判断。他所具有的一定悲剧色彩的命运,既要从时代背景,也要从个人身上找原因,因此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才能获得最大值。

军队作为为战争准备而存在的一个群体,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场域,因此有着特殊的路线图,特殊的规律,特殊的行为特征、思维特征和精神文化特征。她要确保能担当好自己的使命责任,对一切可能的对手够战而胜之。但是军队又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在其建设发展和履职尽责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因此她永远不可能是遗世独立和理想干净的,否则就不会在一个时期产生了那么多的问题。如官职升迁、名誉荣耀都与利益纠葛等与之密不可分,尤其是那些负面因素一旦与军队有了紧密的关系之后,便会让某些人像饮酒一样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在不见硝烟的和平年代,军人大多鲜有投身战火的经历,这对于军人而言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受某种特殊规定性的限制或约束,一方面为了肩负的使命而厉兵秣马随时待命,一方面又不得不经受各种名利的诱惑与煎熬。在其进程中所书写的奋斗史、情感史、心灵史,甚至是坠落史,都具有极为丰赡的时代内涵,作家有责任、也有权力将其以富于锐度与力度、深度与温度的笔墨写出来,化腐朽为神奇,变阻力为动力。

202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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