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行业也有“盗亦有道”？

一

天下文章一大抄。

只是，如果在步入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的一生，一直都是干着同样的事情，缺少了了自己的独创性，没有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反而还在文化界、学术界、史学界等骗得一点小名，这实在是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二

资源可以共享，但是不一定免费，因此，免费的盗版比收费的正版更为繁荣，更为盈利。因为便宜，消费者哪会管你什么是正版与盗版。和游戏和影视剧的抄袭相比，书籍的抄袭更为短暂，也更为容易。

至于他们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帮助某人宣传他的作品，不断地重复一些和原文基本一致的复制品和再分发的行为？好像又不完全是。那既然只是达到宣传某部作品的效果，为何有的还要恬不知耻地署上自己的鼎鼎大名?为何有的还要毫无愧色地告诉周围的人自己虚构的创作经历？

“不，不是的，我们还是有点儿用处的，你看，要不是我们的盗版，古代很多绝妙作品恐怕早就一一谢世，今天你们哪还能有机会看到这些书籍，哼嗯，感谢我们吧！”“我们什么目的也不为，我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高尚，我们仅仅是凭借着某人的名气，顺便赚点小钱而已。”“纯粹地觉得某人的文章写得好而已，帮忙‘分享’一下罢了。”

很多人也许会对他们稍有点儿同情，滂沱的、盆泼的语言倾泻在他们的身上是不是有点过分和生硬了，但请试想一下：当你心力交瘁地为自己辛辛苦苦写出的但被别人照抄照搬过去只改一个名字或者是稍作一点装饰和修改就变成别人的作品而感到百口莫辩甚至是绝望时，你是什么感受。

如果我们很喜欢一位书写的很畅销的作家，见到他的时候，可能会拿着一本书过去询问，为什么这本书中的某些段落错误百出，我想，如果是那位作家自身的问题，且他又比较有学养和教养，那么他应该会坦诚是自己的错误，如果是盗版书籍中的漏洞，那么这位作家也不知道如何解答，如何辩护。

三

我们小时候跟着妈妈去逛街，看到一件特别想要的东西，妈妈不给我们买，于是躺在地上大哭大闹。事后告诉小伙伴，那个东西并非是我想要的，我是在争取自由，反抗管教。

多年之后，踏入 会，情景重现，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无论是游戏，电影，书籍等等都是需要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才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很多人认为，就是因为有这些复杂的审查制度，才被迫去盗版，去破解，这是审查的制度问题，并非我所想。

很多人总是喜欢把 会上的一切毛病归咎于站在台上的人们和 会体制，大环境都是这样，我们不得不屈服。其实站在台上的人们也同样经历过相同的阶段，也像我们一样埋怨过前一辈人。由此推想，等我们这一辈人上台的时候，同样也会被下一辈的人把一切毛病推到我们的身上。这样推来推去的，要推到什么时候呢？

盗版之惑，历代有之，已成痼疾，时至今日，愈加猛烈，尤其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更为猖獗。唐代的时候，朝廷印发历书，农民耕种需要依历而行，万一印错，种地就会出乱子。文宗时期有个节度使冯宿，上奏皇帝，请示下令禁止盗版，“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必须要下令禁止才行。到了僖宗的时候，江东一带市面上出现的历书，连大小月都搞错了，当地两人各拿一本，闹到衙门，官员回答：“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大小月差一天半天而已，有什么好争的。

明朝的盗版书坊，跟今天的某些印刷机构很相似，一旦听说哪本书畅销，价格卖得高，立即就跟风印刷，并以低于正版书的价格卖出去，而且盗版书的封面和内容的制作是相当精良，因此购买的人很多，抢走不少正版书的市场和利润。然而，价格低是以降低成本为代价的，而要降低成本，就得偷工减料。所以，往往一本书的目录跟正版书是一模一样的，但实质内容却减去不少。

清朝的大戏曲家李渔，是第一位对保护著作权，反盗版觉醒的文人。

1932年胡适和刘半农、周作人、谢冰心等人的联合署名的一封致市政府公开信，整治盗版的成果也初见成效。信中称：“迭据 告坊肆奸商，大肆其翻版手段，渐由上海蔓延平津，稍有价值之书，靡不有翻印伪本，托乌有之店名，劣低廉价，以助销售，考其内容，则割裂拼凑，不复成文，亥豕鲁鱼，讹误百出，著述本旨荡然无存……深望对此著述出版两界之蟊贼，特加注意，除分函教育，公安， 会各局，并由各书局随时侦查举发外，特此函恳严饬取缔云云”。

武林外传有一集中白展堂说过一段话：“什么叫盗亦有道？全是胡说八道！贼就是贼！没有什么好贼与坏贼之分。随便偷点东西抢点东西送人，就叫侠义了吗？就拿这件事儿来说吧，东西虽小，就一扳指。可是它造成的恶劣影响是难以磨灭的。 会秩序乱了， 会风气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顷刻之间荡然无存！如果这些是所谓的正义，那这种偷来的正义，我宁可不要。”他贵为盗圣，也充满了无奈，“虽然我是贼，但是我真的希望天下无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