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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婉/文

在中国，基因检测技术的商品化已经极大地拉近了人们对基因科学的认知。这种认知不再只是停留在《生物》课本中的克隆羊多莉和杂交水稻，如今，普通人只需要向基因技术公司寄去一份口水样本，就能够解锁一项新的自体认知权限，在极微观的基因层面上重新认识自己。

想象一下，如果检测 告显示，某个位点的基因与长期折磨你的慢性失眠极度相关，此时你可以获得一个替换掉这个基因的机会，无需开刀手术，可能只需一剂注射，你会选择从根本上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吗？

基因自由的开端

从基因科学的角度上说，生命是一套信息。在现代人类出现的10多万年来，这套信息的组成和表达一直被两种不可左右的强大力量所塑造：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自从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来，科学家已经精确鉴定出4000多个会导致遗传病的突变位点。今天，科学家已经完全有能力与这两种自然之力对抗，通过强大的生物技术工具来修饰活细胞里的DNA，不仅能够改造地球上所有物种的遗传密码，还能改造人类自己及其后代的基因，从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逆“天”改“命”。

CRISPR技术的诺贝尔奖虽然只颁发给了两名主要的科学家，但这项成就的取得则是通过跨学科间切实的交流和合作完成的。就像众人一起拼拼图，每个人的工作都要依赖前人的工作，并贡献自己找到的那块拼图。CRISPR技术的关键进展得益于不同学科间的知识流动与成果共享。杜德娜并不是CRISPR的首位发现者，事实上，她第一次听说CRISPR是在2006年，一位地质微生物学家跟她共享了这个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人类将凭借CRISPR技术开启基因自由之门。

(美) 塞缪尔·H·斯坦伯格

出版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

译者: 傅贺 / 袁端端（校）

出版年: 2020-12

成为造物主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不断地改造自然，但从未达到今天如此剧烈的程度，地质学家将这个时代命名为“人类世”。杜德娜在书中畅想，地球史的新纪元将被CRISPR开启，更高产的粮食、更健康的牲畜、更有营养的食物，“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会实现人类自史前时代就有的梦想：让大自然屈服于人类的意志。”

有了CRISPR技术，人类可以强烈地干预自然秩序。

杜德娜本人完全没有料到在，从2012年她发表论文之后的短短几年内，这种畅想就几乎接近了科幻小说中的图景。基因工程师已经通过改变参与控制肌肉形成的基因，制造出了施瓦辛格版小猎犬，通过抑制猪身体内对生长激素起反应的基因制造出迷你猪，或者更好吃的山羊和更像猛犸的亚洲象。我们可以复苏灭绝动物，也可以灭绝现有的物种，比如在非洲传染疟疾的蚊子。

某位昆虫学家曾说，“如果我们明天就彻底清除了蚊子，生态系统不过会打个嗝儿，然后生活还会继续。”然而即使生态系统有着自动适应的能力。我们就能对自然生命体基因进行任意改造吗？出于何种原因进行改造？谁拥有改造的权利？在美国，这是一个包括科学家、立法者、医药企业、政府监管机构、NGO组织、基因致病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多方博弈的过程。

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最棘手的冲突总是发生在价值观层面。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支持者认为人类因为惧怕风险，已经太久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美国民间的“生物黑客”（biohacker）认为科技应该是能由普通人共享的，他们甚至认为改造自己的基因应该如换发型、下载app一样便利和自由。反对者则担心基因工程应用结果的不确定性将导致不可预测的食品安全、环境保护、 会治理等层面的问题。更有人担心这将是生物武器的开端。

纪录片《物竞人择》（Unnatural Selection）中记录了一个价值观碰撞的典型案例。一名美国科学家计划协助新西兰政府，用以CRISPR为中心的基因驱动（gene drive），在新西兰的某个毛利人 区消灭导致多种鸟类濒临灭绝的老鼠等入侵性捕食者。鸟类的灭绝将对 区的生态产生毁灭性影响，但这是一种更加激进的基因工程，因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驱动新基因在大自然中散播并引起环环相扣的链式反应，它的实施必须征得 区居民的同意。

执行这项任务的生态学家认为，人类早就为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的负面影响，以人为的方式对人为的影响进行消除，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同样要与其他物种进行竞争。但是在一神教教义中，生命存在皆有神意。上帝不会凭空创造两个物种，人也没有权利带走一个。在毛利人的万物有灵信仰中也有相似的逻辑，每个物种都有灵魂，灵魂与其他居民平等，沿袭祖先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自然之力神圣不可侵犯。以自然的勉干扰性为终极目的，还是以人类的健康福祉为目的，在有神论的国度并不会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最终，这项计划没有被执行。

对此，她提出辩护，“人们好像总觉得转基因生物不自然，甚至邪恶。事实上，我们吃的每一种食物几乎都被人为改造过，比如选育种子时用过随机诱变。因此‘自然’与‘不自然’并没有截然清楚的区分。中子辐射创造出红葡萄柚，秋水仙素诱发了无籽西瓜，苹果园里长满了基因型完全一致的苹果——现代农业的这些现象都不是自然出现的，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毫无怨言地摄入这些食物。”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科学家提醒我们，对于一项即将应用在人身上的技术，需要担忧的永远是最坏情况，而不是最好的情况。截止到2021年，在镰状细胞病、先天性黑蒙及癌症等涉及体细胞的临床实验中，CRISPR技术都表现出巨大潜力，人们会自然联想到，治疗绝症可以，优化基因可以吗？让基因缺陷者成为健康的普通人可以，让普通人成为拥有完美外表、最强大脑的超人，可以吗？

大自然不是一个工程师，而更像一个水平不稳定的修补匠，它的粗心大意对于那些因为基因突变而患病的人来说显得无比残忍。大自然没有能够跟上环境变化来优化我们的基因组成，相反，处处都有不适应演化的突变，无数的生物体因此受损。人类违背自然的意愿左右演化进程，似乎有些大逆不道，但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于一个真正患有遗传病的人来说，剥夺他争取不再痛苦的权利才是有违伦理的。

但是，人们也担心这将为基因优化开了口子。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政治想象就是一个基因不平等的反乌托邦 会。如果走向一种商业化的基因自由，那么越富有和掌握越多权力的人是否会拥有特权，将后代改造为明显比普通人具有基因优势的人？这种自由是否会巩固不平等，或者制造出新的不平等？

所有革命性的科学技术都同时具有两个方向上的巨大潜能。伦理规范与进步主义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进入现代以来，人们对科技进步的神话开始充满怀疑。

然而就像杜德娜所呼吁的，科学界与公共舆论界应该建立更有建设性的、更加开放的对话，让人们真正关心这些重大的科学进展，并在理性理解的基础上，参与到讨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