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同志自1983年入职中华书局以来，经历过许多职务，做过各种工作，阅历丰富。1991年为了纪念建局八十周年，他参与了《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一书的编选，曾仔细查阅了中华书局的旧档。出于他对书法的爱好，精心选录了许多珍贵的名人书信。他是个有心人，我相信这时他对中华书局的局史已有了大概的了解，对这些信的史料价值，比我们许多早入职的同仁了解得更多。例如他把向达先生的九封信全部收入了，二十年以后他又对这九封信作了考证和阐释，为向达先生的学术传记作了重要的补充。
前贤的记忆还是要靠文字记载才成为“文献”，如蔡美彪先生是从点校《资治通鉴》到启动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程唯一的、全面的历史见证人，真是古人所谓的“献”，要不是徐俊和他进行过多次访谈，就不会写成《平实而通达的引路人》一文，使我们详细了解了《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整理出版的缘起。此前蔡先生自己的著作没有在中华书局出版，只提出了不少评论和建议，对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评价很高，他认为新中国学术成绩最突出的是考古发掘、古籍整理、民族调查三个方面，真是高瞻远瞩，独具慧眼。他对中华书局寄予了厚望，真是中华书局的老朋友和引路人。我对此才有了新的认识。
“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过程，反映了这二十年间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段历史，也折射了二十年政治气候的变化。必须考虑到，1958年点校工作启动的时候，正是推行“大跃进”的时期，所以宋云彬点校《史记》时，上午还要为炼钢铁而劈柴。历史的进程，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划、计划，赶不上客观条件的变化。因此我们的工作，总会留下一些遗憾，留待后人继续修订。
我们出版业的工作人员，永远只能向读者表示这样的态度。
本来吴晗先生等策划的也是先出“普通本”，另出集注本、新注本，这一点恐怕是我们理解不到位，造成了越来越深的深井。吴晗作为明史专家，恐怕也想不到《明史》的标点会遇上那么多难题。
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教训，也愿与同仁们共享。顺便写下来作为文献资料，附在徐俊的骥尾之后，借以纪念中华书局的110周年。
本书题名为《翠微却顾集》，化用了李白的诗句，与中华书局上世纪“翠微校史”的佳话相衔接而增加了诗意。“翠微校史”的佳话，最早是1963年王仲荦先生等入住翠微路中华书局宿舍时说起的（王同策先生在《翠微校史的日子里》一文中，记罗继祖先生的话，王仲荦先生曾提议罗先生画一幅《翠微校史图》，可惜没有实现，现存只有一张陈垣先生家里拍的照片。赵守俨先生哲嗣赵珩兄写有《翠微校史：西北楼里的大师们》一文，已传为佳话）。本书里的文章已成为中华书局局史积累的史源文献，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史料的一个部分。因此徐俊把这本书加上“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的副标题，并不是自我夸张。
本书为现代的多位专家学者补写了外传，但不是“儒林传”，而是艺文志的大序。这些文章，都是中华书局局史长编的资料，也是现代学术文化发展史长编的资料。徐俊在清理档案文献中不断提高了他的史才、史学和史识，而他对前辈业绩的热情爱护，则养成了工作中的一种史德。我感到遗憾的是，中华书局有一时期的部分档案，竟流失在外了。徐俊从 络上搜索到了一些残片，稍稍得以补救，也算是拾遗补缺了。
徐俊同志委派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对这些书和人还略有所知，为“二十四史”只做过极小极少的一点工作，但义不容辞，勉力写了一点随感，聊以应命。通读本书，深为感动，不禁情发乎中，谨以小诗一首为赞：
书共人长久，绵绵史可征。
中华文与献，千载树长青。
2021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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