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先生楷书七言联
说来惭愧，这幅对联是我向徐俊先生讨要而来者。这些年来，相识的朋友中有不少都是书法大家和名家，虽然我很希望得到他们的法书，但还是能忍住这个贪念，从未主动张口向朋友索要。这种作派倒不是因为虚伪，在我的概念里，要把字写得漂亮，除了天份，还需要长期练习，故而漂亮的书法乃是书写者辛苦劳动的结果，张口就要，显然没有尊重劳动者的心血。
为什么这次却“初试云雨情”的张了口呢？我当然能找出恰当的理由。此前不久，我看到徐俊先生在朋友圈中晒出了他写的一副对联，对联的内容十分贴合我心，我自作多情的认为这副对联肯定就是写给我的，于是以愿者上钩的心态，直接问他，何时能赐下这副墨宝？没成想，徐总告诉我，这幅对联已经寄给了某位朋友。
这个结果难免令我失望，但我也为自己如此的多情而大感羞愧。可能徐总察觉到了我心态的变化，马上安慰我说，会为我再写一副对联，但他同时申明，那副对联是他刻意写给某位朋友者，故而会另撰其他的内容来书写。这让我听来也算是一女不能二嫁的操守，不管怎么说，能够得到这样安慰奖，也算一种幸运，于是我再三道谢，而后静候佳音。
可是，这场误会发生后过了一个多月，仍未见动静，虽然我望眼欲穿，但并不好意思催问，因为徐总毕竟不是职业的书家，他有着那么多的公务，书写于他而言只是三余。然而我却意思收到了他的微信，他问我是否收到了那副对联，我立即回他，决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听他所言，我猛然想起，此前一段时间，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先生在微信中曾跟我说，他那里有一副对联准备寄给我，可是因为忙于各种事情，要得空才能寄出。当时我以为是俞兄要赐我对联，而此时徐总却称，他早已把写好的对联交给了俞国林，因为俞先生说，他有书要寄给我，于是徐总想一并将对联寄出，但没成想，俞兄在寄书时，忘记了对联之事。
有这么一场误会在，使得我收到这副对联时，有了别样的情感。该副对联是用专门的红格对联纸书写，并且以传统的手工裱形式已经装轴。赠人法书，还附带手工裱，这份情谊让我大为感动，正是徐总如此之大度，反令我今后更不敢跟朋友轻易张口。
徐总这副对联的内容乃是郑午昌先生联语，上联为“平原乞米唐摹帖”，下联为“苏沈良方宋版书”。上联谈的是法书，下联谈的是善本，这真是巧妙的结合。虽然此联是郑午昌所撰，但我觉得将此联挂在我的书房中则更为恰当。
南阳汉画像石刻拓片《狩猎射鹿图》
此图乃是南阳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刘宛伟先生所赠。去年在沧州举办的阅读高峰论坛会上，我得以结识刘院长，在聊天时，让我得知其亦有藏书之好，尤其对古书的收藏颇为内行，他聊到拙作，均能点到其中的细节，而我下一步的出书计划，他也同样猜出几分，看来这真应了李铁梅的那句话：“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关于南阳汉画像，我是从鲁迅的日记中知道这个名称。我年幼时有集邮之好，50年代所出的邮票中，就有该画像，一组四枚，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这种黑乎乎的图案印在邮票中，多年之后，方知鲁迅对此曾做过系统的收藏。
由这段话可知，鲁迅对古代的汉画像看得何等之重，但这段话并不针对南阳的汉画。2015年第8期的《鲁迅研究月刊》上载有孙保瑞所撰《鲁迅藏南阳汉画之传拓技艺考察》一文，此文首先统计出了鲁迅藏汉画像拓片的具体状况：“鲁迅一生，共收藏汉画像拓片七百余幅，其中山东三百四十余幅，河南三百二十余幅，四川、重庆、江苏、甘肃等地四十余幅。河南三百二十余幅中，南阳二百三十五幅，重复三十幅。”
由此可见，鲁迅所藏汉画像拓片中，南阳一地所产者占了不小的比例，而当年鲁迅为了得到这些汉画像，也费了不少的周折。1935年秋，在南阳当地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第一座汉画像馆得以成立，因为此馆的建成，使得当地发现了更多的汉画像石，而杨廷宾、王正朔所拓的十张汉画像拓片由杨廷宾寄给了时在山西运城的王冶秋，王冶秋又将此转寄给了鲁迅，鲁迅收到后十分高兴，立即给王冶秋写了回信，在感谢的同时又称：
“又汇票一纸三十元，希向商务印书分馆一取，后面要签名盖印，倘问寄款人，则写在信面者是也。此款乞代拓南阳石刻，且须由拓工拓，因为外行人总不及拓工的。至于用纸，只须用中国连史就好（万不要用洋纸），寄来的十幅中，只有一幅是洋纸，另外都就是中国连史纸，今附上标本。（但不看惯，恐也难辨）”
鲁迅十分强调这样的拓片要用中国手工纸来制作，他在1936年11月29日给王冶秋的信中又说到了这件事：“看杨君寄来的拓片，都是我之所谓的连史纸，并非洋纸，那么，大约是河南人称连史为‘磅纸’的了，‘磅’ 字有洋气，不知道何以用这一个字。”而刘宛伟院长赠给我的这张拓片，恰恰是用一种厚实的手工纸所拓，这种纸颇具韧性，我却未能搞清楚这种纸的名称，但肯定不是鲁迅所说的连史纸。
中国的古书，尤其是清代的刻本大多是用连史纸来刷印，但此纸很簿，刷书没问题，而南阳画像砖乃是颇为粗砺的石质，若用连史纸来拓，很容易出现破洞，故我怀疑鲁迅所说的连史纸，与古书中惯用的连史纸，可能不是同一种纸。他所说的连史纸究竟是什么纸性，以往我在鲁博的展览中却未曾留意过，而今读到了鲁迅的这段所言，反而提醒我下次到鲁博时，应当仔细看一看他得所到的南阳画像石拓片究竟用的是什么纸。
鲁迅对于汉画像石拓片的重视，并不单纯是从美学角度着眼。他甚至认为这是考察秦汉时期生活状态的直接证物，1934年2月11日他在给姚克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无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专门的学者，倘查书，则夏曾佑之《中国古代史》最简明。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像《金石粹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由此可以得知，鲁迅为什么如此看重汉画像的本质原因。
为什么在南阳地区会出现这么多的汉画像石呢？曾宪波在《鲁迅收集南阳汉画拓片始末》一文中，先对该物品给出了如此定义：“汉代画像石刻是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种雕刻与绘画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接下来，曾先生又解释了南阳出土众多汉画像的历史原因，南阳出了这么多的皇亲贵戚，当时又实行厚葬，难怪当地有如此众多的这类物品。对于该类物品的出土，绝不是上世纪30年代才发生的事情，曾宪波在文中写到：
南阳汉代画像石被发掘的历史很早，早在三国时，就有曹魏人将汉代画像石从墓中拆出并移作它用。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既不知其出处，亦不知其用途。许多已出土的南阳汉代画像石散落郊野，任凭风剥雨蚀，有的则被用作饭桌、石凳、捶板石、脚踏石、上马石、桥基等，这些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处境凄惨。
幸亏民国年间，出现了这样一批有识之士，经过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汉画像得以保存，而经过鲁迅大力揄扬，才使得这类艺术史上的珍品广人为知。经过刘宛伟院长的赠送，其中之一走入了寒斋，而这也成为了我所收藏的第一幅南阳汉画像石拓片。
赵元礼手札
本月月初，我去参观孔夫子 所办的古旧书交流中心，此中心面积较大，分为三层楼，第一层是特装本营业场所，二楼为古书与旧书，三楼主要是手札，每一层的面积都在300平米以上，如此大的阵仗，如此丰富的商品，以我所见，乃是私人所办规模最大的古旧书交流场所。
听工作人员聊天，这些商品既在店堂出售，也会挂在 上拍卖，从近两年的情况看，近代名家手札的交易状况最为火热，这真可谓风水轮流转，不知道这样的势头能够延续多长时间，但有更多的人喜爱传统的手札，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一件好事情。
我沿着手札区一一浏览，看到了太多的大名头，其中之一乃是赵元礼给张次溪所写的一段题辞，细读这段内容，颇具史料价值：
次溪贤弟命名记题词：
可道非常道，多师是我师，桐城通沆瀣，沽上蹔棲迟。立雪应无闷，凌云会有期。辛动绵绝学，须记命名时。戊寅三月，弟梅赵元礼。
南野为次溪命名颇有深意，幼梅此作属望尤殷，持此以记师友渊缘，洵雅事也。戊寅暮春。子通吴寿贤。
由此可知，这是赵元礼所写的一首诗，内容则是关于张次溪起名之事，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文人小聚。赵元礼比张次溪大四十岁，却称他为贤弟，看来赵元礼对这位年轻人颇为属意，此信落款“戊寅三月”，乃是1938年，这一年张次溪29岁，赵元礼已经70岁，第二年他就故去了。此纸尾端还有吴寿贤的题字，谈到为张次溪命名之人为“南野”，关于南野为何人，我却未曾了解。查陈玉堂编著的《近现代人物名 大辞典》， “南野”者有张维和沈宗畸，两人的卒年都够不上戊寅，而王端履堂 为南野草堂，王的卒年早于这个时段，潘谘虽然 南野翁，亦与张次溪非同时代人。既然得不到相应的结果，只能以此求教方家，盼有知情者教诲于我。
这页手札书写在了商务印书馆所制单色笺纸上，笺纸的图案乃是出自杨祥所绘的《春江垂钓》，我也藏有不少的历代手札，然而商务印书馆所制笺纸却是第一次看到。名家名笺，也许这是该页墨迹定价4800元的原因吧。
而后我与和老师聊到了赵元礼，他说喜爱手札之人有不少人认为赵元礼的名气有些小，然我却对这种说法不首肯。也许是有天津生活的经验，而天津的文化人提起“华孟严赵”，称得上是如雷惯耳，而这里的赵指的就是赵元礼，如何说他名气太小的呢？
我的所言令和老师大感高兴，立即让工作人员打开玻璃柜，以此持赠，我当然不好意思受如此贵重之礼，而和老师则称送给赏识之人，也是件必然之事。再三推辞不过，只好笑纳，我将其理解为“宝剑赠英雄”，当然，我知道，这种自夸之语有些脸皮厚，但能够得到这幅墨迹，还是令我颇为开心。
《解码台湾史1550－1720》，翁佳音、黄验合著
此书为远流出版 董事长王荣文先生所赠。春节前的台湾之行，其中一大收获是参观了远流出版 ，由此而令我对这家名 有了直观的印象。在其公司展台上，正好码放着这本书，我顺手拿起翻阅，里面插图之精美，排版之舒展，引得我忍不住赞叹了几句，而王老板顺手拿起一册，就题上了他的大名。
翁佳音既可以利用外文文献（主要是荷兰文、英文与日文），又熟悉汉文史料和台语（翁佳音一直认为这两种材料更是重要），面对对于台湾地理、民情、风俗等在地知识都巨细靡遗地了然于胸。因此，他总是可以随手拈来各种文献 相互对证而见人所见。最近他在个人的FB上所连载的“地名的野生思考”，就是很多人每天期盼的“台湾史地新知识”。
“葡萄牙船员航经台湾海峡，遥望台湾，树木青笼而美丽，乃誉之为美丽之岛（Ilha Formosa），于是台湾之名，广播于世！”许多教科书，大众读物如此描述西方世界第一次发现台湾，发出这一声惊叹，“福尔摩沙”一词因此成为欧西人士对台湾的定称。但征诸16－17世纪西方文献，葡萄牙人讲到Formosa，多半是指台湾岛北方的一个岛屿，并无“葡萄牙人惊叹美丽之岛”的文献依据，追根究柢，此说是后来的误解、遐想与编造，逐渐讹传成为定说、成为讲述台湾信史源流的一个标准化开场白。
原来台湾岛早期命名的说法是那样的不靠谱。这段文字之后，翁黄二人以一问一答的方式阐述了相关有意思的话题，而我感兴趣者，则是郑成功究竟是因何病而亡？他们两人的对谈是：
老编：文献上说，郑成功左手臂长了几颗肿瘤，因此延请驻在云林猫儿干的荷兰医生渡海去中国看病，何以另有“郑成功罹患梅毒”之说？
学者：荷兰文献有的写作morbum（病），有的写成knobbellen（肿瘤），后者指病名，morbum是拉丁文，泛指生病。中国学者把morbum译作“梅毒”，该书在台湾出版前，我未能有机会订正，殊为遗憾。翻译失误，会严重影响历史图像的重绘与论述的再建立，不能不慎。
翻看内文，专门有一个段落谈到了郑成功的死因：
郑氏家族的际遇，堪称“三代残破”，1646年郑母田川氏遭清军蹂躏，自缢而死；1661年叛将黄梧向清朝献策，挖掘郑家祖坟；接着，郑芝龙、郑之豹兄弟及子孙共11人在北京被杀；1662年，镇守厦门的继承人郑经，与乳母陈氏不伦生子的丑闻曝光，郑成功认系元配重夫人治家不严，派人持令箭命郑泰斩杀董夫人、郑经与陈氏母子。黄廷、洪旭、郑泰等驻厦部将，决定呈递诸将公启，“ 恩有日，候阙无期”，表明抗命不从。6月中，郑成功在台湾城（热兰遮城）城堡上不时拿着千里镜（望远镜）观看海面，等待厦门来船覆命，但海面一片沉寂，音讯断绝……6月23日，郑成功忧愤而死。
余外，这些对谈中还谈到了关帝与妈祖的排名问题，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原来，早期的台湾有着那么多有趣的故事。翻阅此书，让原本很模糊的说法渐渐清晰了起来。
《古艳遇》，柳向春著。
在这里我忍不住对国内的快递单再暴发出第101次 怨：无论哪个公司的快件，其底单几乎都是辨不出字迹，而每当我拆包裹之后，发现包中之物无法确认寄件人时，都会立即拿起原包装，十分费力的辨识一番，而一半以上的努力都得不到结果，有时只能等一段时间对方问及是否收到时，方知道哪本书或哪件物品是哪位朋友所寄。
翻看这本大作，其中有一部分确实是我欲读的内容，因为近期在撰写《觅艺记》，这部分内容有一半以上涉及到了书法家和画家，而《古艳遇》中，确实有多篇内容与之相关，虽然如此，我还是想从文字中解读何为古艳遇。我读到的篇章以《关于“美婢换书”与“美婢换马”》与“艳遇”二字略约相近，本篇文章中引用了清代藏书家吴翌凤在《逊志堂杂钞》中讲述的一则故事：
嘉靖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版，访得吴门故家有宋椠袁宏《后汉纪》，系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手评，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盖非此不能得也。婢临行，题诗于壁曰：“无端刘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它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吉士见诗惋惜，未几捐馆。
对于藏书家来说，得到无数的珍本之书，才是他们脑海中的江山，但有首歌名就叫《爱江山更爱美人》，非要做单向的二选一，显然令人不能惬意。但歌中有这样豪迈的词句：“人生短短几个秋呀，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哪，西边黄河流”，似乎人生还应当一碗水端平式的，爱江山，也爱美人，但骨灰级的藏书人显然更愿意将其解读为“爱美人更爱江山”，否则的话，做不出这种大煞风景的“美婢换书”。
按说，故事讲到这里更有余韵，但柳向春是谨严的学者，他必须做到“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于是，他继续寻根溯源，而后在明代彭大翼的《山堂肆考》中找到了东坡也曾干过这等煞风景之事：
东坡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饯公。公命春娘劝酒，蒋问春娘随去否？公曰，欲还其母家。蒋曰，公去必须骑马，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公诺之。春娘敛衽而前曰，妾闻景公斩厩吏而晏子谏之，夫子厩焚而不问马，皆贵人践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践人矣。因占一绝：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胸中怨恨向谁伸。遂下阶触槐而死。
苏东坡是文人完美形像的化身，他居然干出这样的事，人民绝不答应，而柳先生当然要顺应民意，他在文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事实上，有关苏轼的这个传说多半不太可靠，而以婢女或美妾易马的故事却也并非仅仅这一起。
原来，在东坡之前，类似的故事有得是，为了以证所言不虚，柳向春在文中引用到多段历史记载，以此来证明这种事安到东坡头上，也不过是后世文人的编造，所以柳先生的结论是：苏轼不曾有过换马之事。读到这里，虽然并没有什么令人着迷的艳遇情节，但感情上的纠结终于得以歇息，东坡的完美形像得以修复，这怎令读者不感念柳先生的美意。
除此之外，本书中还有多个篇章是我所感兴趣者，比如《雷峰塔藏经若干问题刍议》，该文探讨了雷峰塔经中关于砖孔藏经这种做法是否为钱俶首次使用的问题，那个时期，吴越国兴盛法眼宗，而天台宗和律宗也有发展，但密宗与当时的情况却少有提及，而柳向春由此经的发现为出发点，论述了钱俶制作此密宗陀罗尼经的内在心理。
《苏州历代人物大辞典》，李峰、汤钰林编著
翻看该书，汤钰林在序言中介绍了本书的来由，原来这是“苏州名人馆”筹建过程中的副产品。2008年，苏州市政府决定建苏州美术馆、文化馆，同时筹建名人馆，而那里汤钰林任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苏州市文物局局长，为此他组织了一些专家进行策划论证，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个名人馆仅有2300平米的建筑面积，显然苏州乃人文渊薮之地，这么小的面积难以容得下那么多的名人。在2001年底的一次论证会上，汤局长见到了苏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李峰教授，结果他们的商议应当编一本辞典，以此来作为该名人馆的资料库，而他们商议的最初方案是精选3000人，总计40万字的体量，但是在编纂过程中，他们决定将苏州历代名人扩充为苏州历代人物，于是经过六年的辛劳，终于完成了这部大书，而该书收录了与苏州有关的历代名人11820位，文字量也扩为了260多万字。
商末泰伯奔吴建国，春秋阖闾建都、夫差称霸，孔学南传，楚并吴越，华彩灿然。秦置吴县，并为会稽郡治，东汉析置吴郡。南朝梁、陈一度改置吴州。隋初废郡，改吴州为苏州。以后几改吴州、吴郡、苏州，唐肃宗始定名苏州。
接下来，他又讲到了苏州一地的地理范围变迁，当然这样的变迁文字之后还有几个大的段落，我无法在此全部摘引，但前面部分的简单论述，即可得知苏州在历史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这样的人名大辞典，乃是我长期以来的最爱，中国历代名人浩瀚如海，搞文史研究经常会涉及到查不出的人物，而地方类人名大辞典往往能解决这类问题。然而随着 络的发达，很多人轻视这类大辞典的编纂，认为这些问题电脑全能解决，然我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时至今日，机器已经能解决很多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可能慢慢变成只会动脑的一团血肉，但即便如此，机器也并不能完全涵盖人的思维。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也承认 络的发达，给材料搜索带来了很多便利，但人们却忘记了这种便利的基础乃是人类对某些问题做出了定论，而机器也是重复这些定论而已，至少机器还不太可能主动从历史中挖掘出一些不为经传的人物，而后考证出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哪些贡献，因为下这样的断语，需要很多知识的综合，比如我翻看这部1305页之多的大辞典，当然我所找者乃是我感兴趣的人物，不用说当然是历代的藏书家。
就苏州一地而言，名气最大的藏书家非黄丕烈莫属，本书中黄丕烈一条也就200余字，我最感兴趣者则是如下一句话：“黄寿凤父，王嘉禄岳父，石韫玉中表弟，袁廷梼亲家。”如此简单的一句话，涵盖出了黄丕烈跟当时一些名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大辞典体例的限定，每个人物不可能有大段的论述，如何用极其凝炼的语言来概括某位名人的生平，这需要在大量的文献中粹取出简单的几个字，我估计即便到了以后，机器也无法替代人来做这样的萃取，而这也正是这类大辞典学术价值所在。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徐鹏绪等著
此书为徐鹏绪、赵连昌两位先生所赠，因投递到了我的旧地址，所以最近才收到。在该书的首页看到撰稿人的名字，除了以上两位，另有李广、逄锦波、李强、邢启龙四位。
该书前有五位专家所写的鉴定意见，其中王富仁教授称赞该书曰：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产生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正式酝酿建立至今也已有60年。对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做文献学上的系统完整地整理和总结的著作，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和陈述，同时也是正式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开始。其意义是重大的。
刘跃进先生在评述本书之前，先讲了这样一段话：
事实上，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有一批学者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发掘工作，并取得了卓越成就。进入21世纪之后，又有更多的学者潜心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使这一领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局部研究和个案研究最为活跃，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尚缺乏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和有效的操作规范。
正如刘先生所言，中国文献学的研究以往主要是将古代典籍作为研究主体，而现代文学则主要是一些散篇的论述，并未形成系统化的专著，也正因为如此，徐鹏绪等先生的这部大作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接下来，他又对本书的突出特色及主要建树列出四点，以我的兴趣，当然是认为第四点最为难得：
最为可贵的是，本书在讨论各类文献的研究方法时，始终以中国古代文献和西方现代文献学为参照，但又不拘泥于其中的理论教条，而是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特征，在融合传播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多种理论资料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起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构想。思路缜密，态度客观，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刘跃进所指出的第四点特色，最重要之处乃是在中国古代文献学和西方现代文献学之间，经过综合不同的理念，创造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大框架。然而翻看本书，依然能够看到其整体概念乃是对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继承和延续。关于文献学，无论古今都应当以区分版本为第一着眼点，既然如此，何为版，何为本，乃是首先需要界定外延与内涵的重要概念，而本专著亦不例外。对于版的概念，该专著首先称：
“版”的名称源于简牍，原指用竹木剖制刮削而成适于书写的竹简、木版。王充《论衡·量知》篇说：“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刀加剖削，乃成奏牍。”《说文解字·片部》说：“牍，版也”、“版，片也。”说明版原指木片，即所谓牍，又引申为竹片，即所谓简，也就是简牍。
这段话主要是叙述了“版”的来由，而谈到“本”的问题时，同样延用了这样的叙述方式：
发展到用缣帛书写时，往往用木轴为心将写好的缣帛卷起来，称为“卷轴”。将卷轴陈列在书架、书橱，为了取阅方便，轴头露在外边，称为“书根”，在书根上系以书签标明书名及卷次。《说文解字》释“木下曰本”，因而，本也就是“根”。可见，“本”是从“书根”演化而来的。正如近代藏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所说：“今人称书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可知版本之“本”，乃源于缣帛。
接下来的段落则是将版、本合为一词，而后讲述历代版本学家对该词的解读，之后再谈到西方印刷术的传入，使得中国目录版本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随着科技的发展，以新形式记载和传递的文献也有了版本概念，这正如人们所常说的“电子版”一词。
由以上的这些叙述即可看出，该专著的写作体例乃是由古及今，由内及外，而后将这些概念综合在一起，以此来总结出现代文学版本并不能超越古今中外版本目录之学的总体范畴，其只是整修概念上的延续，正是基于这种思路，本书中所界定出的概念名词也综合了以上的因素，除了叙述传统雕版产生之后的三大系统，也会讲到近百年来印书馆、书局、图书馆等新概念。其鉴定方式依然有着纸张与装帧、字体与字 、版面与款式、竖排及插图等等细部概念。虽然文中会涉及传统的稿抄校本、木活字、铜活字等，也同样会提到石印本、影印本，以及油印本，这种系统化的归类，能够让使用者清晰明了的将现代语境下的当代文学作品，以传统思路将其归类，而这也正是该书的重要贡献之一。
《鸿冥老人游艺留珍》
此书为徐立先生所赠。徐立先生乃是现代书法家徐无闻先生的公子，我前往重庆徐立家采访徐无闻先生事迹时，他告诉我说，家中的藏书有一大半乃是祖父鸿冥老人所遗，而后他赠我三部著作，其中之一则为该书。
此书的装订方式，乃是简装式的线装书，书前有鸿冥老人八十岁留影，可以看见这位老先生慈祥的读书之态，接下来就是周虚白所撰《徐君益生墓志铭》，此文的第一句为：“君徐姓，讳寿，字益生， 鸿冥。”以今天不恭敬的称呼方式，鸿冥老人即为民国年间著名的书法家及藏书家徐寿先生。该书内收录了他所刻的印蜕多方，从其篆刻风格来看，徐无闻先生传承了其父的篆刻特色。后面则是徐寿先生真草隶篆的书法墨迹，他在书法上的多能，同样被徐无闻先生所继承。而我在徐府上，又看到了徐立先生多幅书法作品，可见他也传承了家学。三代人都具有如此才能，真的令我感叹不已。
《烛明室书课》，徐无闻著，徐立编
此书亦为徐立先生所赠，乃徐无闻先生的书法集。翻看该书，能让我全面的了解到徐无闻先生在书法上的多才多能，这些作品中有他临写殷墟甲骨刻辞，而在以往，我仅留意到罗振玉先生在这方面的独特才能。虽然也有很多人以甲骨体来做字形描绘，但少有人将其演化为一种容易辨识的书法艺术类型。本书内还有徐无闻以钟鼎文为临写对象所创造出的字体，最具独特面目者，乃是他将中山王鼎上的铭文演化成一种兼具符 性与抽象性的特殊字体。
当然，对秦汉碑的临写乃是中国书法家最下工夫之处，本书法集中收录有徐无闻临写的《石鼓文》《峄山刻石》《泰山刻石》《汉礼器碑》《张迁表颂》等等。以数量论，本书法集所收作品以临唐碑数量最大，而其最后一篇收录的乃是临当代书法家潘伯鹰的墨迹。我从各种资料介绍中得知，徐无闻曾经拜潘伯鹰为师，这篇墨迹足以显现出他的尊师之情。
本书的有价值之处，还在于这些书法作品乃是依年排列，这使得翻阅此书之人可以看出徐无闻在书法上不同时期的着眼点，以及他在不同时段所创造出的成就。
《二十世纪四川书法名家研究丛刊――徐无闻卷》，向黄主编
该书前有向黄先生撰写的长文，题目为《立意不循俗，风规自可高――徐无闻学术、书法、篆刻评传》。向黄在此文的小引中，对徐无闻先生的书法地位予以了如下综述：
徐无闻是二十世纪四川书法的殿军，是一位在众多领域都取得很高成就的学者、诗人、书法家、篆刻家。他在书法、篆刻方面的研究与创作，展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境界。
向黄先生的这篇评传基本上是徐无闻先生艺术经历的简介，这篇简介先由家学谈起，从中讲述了徐无闻在鸿冥老人身边得到的多方面教益以及相应的耳濡目染，接下来又论述了他成年之后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向潘伯鹰等大家请教书法的过程：
一九六三年夏，学校推荐他去上海从郭绍虞学习古代文论。“因襟兄黄清华之介，两次谒见沈（尹默）老请教书法。”又经吴密（雨僧）先生的介绍向潘伯鹰请教文学艺术，潘伯鹰送他一册《长征印谱》。这次上海之行对于徐无闻来讲影响是极大的。他说：“三十九年来，我请教过的前辈中，沈尹默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请教的时间不长，收益很大，久久不忘。”沈老对笔法的研究与实践，给徐无闻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在这些论述中，当然会提到徐无闻对篆刻的研究，徐无闻在《篆刻的关键在于篆》中讲述到了如何能刻出好作品的基本要领：
篆刻要取得成功，我认为关键在于篆。印不论大小、繁简，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写稿，一经写定，刻起来就比较顺利了。这与书法有一些区别，特别是行草，可以因为一时的兴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篆刻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现象，那种不写而刻，或写得很随便的，只能在字较少，又不很难，技法很熟练的情形下，可能出现好作品。
徐无闻在篆刻上有如此的功力在，在书法方面又有那么高的成就，那么他是如何看待书法与篆刻之间的关系呢？该评论中收录了他在《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中的所言：
篆刻这种艺术，需要有一定的书法艺术的基础，但擅长书法的人，却不一定都善篆刻。就某种意义上讲，篆刻较之书法的局限更大，因此难度也更高。在石上争胜于分寸毫厘之间，往往比提笔挥写寻丈巨幅费力得多。
除此之外，本序中还谈到了徐无闻多方面的成就，由此可以看出徐无闻先生在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研究，可惜天不假年，他没能符合他的大名――永年。如果他真如曹操说的那样“可得永年”，想来定然能够创作出更多的成果。他自己曾经跟别人说过这样的话：“别人一生打一口井，我打几口井，现在我的井就要冒水了。”
文史之功需要长期的积累，他有着如此强大的艺术储备，可惜在62岁就离世而去了，这真是令人感叹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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