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 大厂HR摆摊招聘，白领推自行车卖手冲咖啡，挤挤挨挨的地摊围住“老对头”城管大门；
地摊“神车”和“概念股”得到追捧，“摆摊攻略”在微信群里流传；城管喊小贩来摆摊，更是掀起舆论狂欢……
朋友圈各种疯转截图表明，一夜之间，“地摊”火了。
起点指向李克强总理的“点赞”——
“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总理说的这个西部城市，就是离杭州1770公里以外的成都。
于是，我们也到成都街头走了走：看看成都的地摊，是否遍地开花；摆摊的人，又有何种冷暖自知的故事；随之而来的，城市管理的各种变迁和可能。
一句“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已然被用滥。在我们访问到的成都摊贩里，摆一个小摊，也许首先意味着，想方设法生存下去。
疫情时当装潢临时工，4月做回小商贩出街
午间生意高峰的到来猝不及防。
6月1日中午12点过，成都武侯区太平园中三路，顿时“烟火”升腾。摊主们忙碌起来，“要啥子”“看哈子嘛”的招呼声此起彼伏。
近百米长的紫色塑胶垫顺人行道延伸，近20家摊位一字排开。摊上的小吃五花八门：令人看花眼的钵钵鸡、五颜六色的冰粉、碳水含量丰富的凉皮凉面、汶川的樱桃、海南的荔枝……步履匆匆的白领职员们一路走过，顺手解决了午餐和饭后甜点。
王强的“广东石磨肠粉”。
打着“广东石磨肠粉”的招牌，王强的摊位不时有客人光顾，“我把酱料改良过，辣一些，适合四川人口味。”
30岁的王强，就住在一两百米外的锦翠花园南苑。去年，他刚晋升为父亲，为了赚足奶粉钱，他向一位广东师傅学习肠粉手艺，在小区摆摊卖早餐。疫情期间，王强挺为摆摊的生意发愁，无奈之下，他到工地做起装潢临时工。
没多久，成都为地摊松绑的消息传到王强耳边。这是3月14日出台的《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简称“五允许一坚持”，率先“试水”鼓励地摊经济。
政策的具体内容是，“在确保不占用消防通道、盲道和不侵占他人利益前提下，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营、允许互联 租赁自行车企业扩大停放区域、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
“如果能把摊位摆出去，生意肯定有起色。”王强知道，自家小区周边林立的写字楼里，坐落着数百家企业，容纳了成千上万的上班族，无奈过去，“一刀切”的管理，让他的摊位无法摆出小区。
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熬酱汁、煮豆浆、洗菜，六点准时推车出门摆摊……4月初，王强拿到一张标 为5的绿色 码牌，再次回归小商贩的生活。
这一次，石磨肠粉的香气飘出了小区，生意好时，一天能卖出150份，月入一万多元。
聚集在中三路的几十家摊位里，不少摊主都住在附近小区。王强便和邻居王俊轮流使用五 摊位。
“哥，我要收摊了。”下午2点左右，王强准备收车回家，给王俊打了个电话——太平园的这个摊贩集中区，采用的是分时段、发 牌管理，随即，王俊夫妇的“嗨皮串串”出摊了。
上午肥肠粉店老板，下午钵钵鸡摊主
王俊的妻子带着两岁的儿子一起出摊。
这天是“六一”儿童节。
下午2点半，王俊的妻子杨淑容骑着电动车，带着两岁的儿子文文准时赶到摊位。后座是大小两个箱子——一个沉甸甸的保温箱，整齐地码放着近四百串钵钵鸡，它们是杨淑容独自辛劳了五六小时的产物；一个轻巧的塑料箱，堆放着十几个恐龙玩具，这些宝贝，是文文刚收到的儿童节礼物。
39岁的王俊，已经做了十几年餐饮。去年，他和朋友合伙在小区附近开起一家肥肠粉店。更早一些，他还在上海经营一家火锅店。眼见蒸蒸日上的生意，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王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收入和往年相比缩水了三分之一，扣除房租、水电费、员工工资，每月到手只有四千多元。”王俊感叹说，自己要还房贷、车贷，养两个孩子，压力太大了。
一个多月前，王俊意外发现，临近的中三路上摊贩多了起来，“以前都不允许摆摊，我一问才知道，政策放开了。”
“生活总要延续下去，多一份收入总是好的。”正为生计头疼的夫妻俩，不约而同地决定——去摆摊。
5月初，王俊开启新生活：上午，他是肥肠粉店的老板和大厨；下午，在一墙之隔的中三路上，他又变身摊贩，贩卖起钵钵鸡，主打“儿时的味道”。
王俊和妻子都各自多了一些新的分工，“我要在前一晚清洗肉类，熬汤，做好卤汁。第二天早起买菜，老婆负责洗菜，卤制，再串成串。”
看到老婆孩子到来，王俊忙将十几种串串摆上推车。两个女白领来光顾，王俊忙着给她们把千页豆腐、香菇、鸡胗、海带等装进纸杯。杨淑容给丈夫打下手，文文则坐在隔壁卖冰粉摊位的电动三轮车上，独自玩起恐龙玩具。
独自玩恐龙玩具的文文。
“孩子有时乖巧，有时也吵闹，好在这里的商贩们互相都认识，也会帮忙照看下。”杨淑容说。
文文却有些不高兴，直到妈妈抱他去临近的摊贩买水果，才活跃起来。
一家人最欣喜的时刻，会在每晚七八点到来。夫妻俩这一天的忙活，多换来两百多元。一家人推着空车，穿过夜幕回家。
辞职奶茶加盟店HR，准备边出摊边备考
小摊贩们摆摊的起因各有不同，却又似乎有着某种共性。
一周多前，23岁的女孩扶艺，花3000块淘了二手货车，开到太平园停下。车上是她的“战备”：在家里蒸好的上百张手工凉皮、成斤的凉面、叮叮当当的辣油酸醋、装在泡沫保温箱里的凉拌海带、形状像狼牙棒的土豆……
扶艺的“副4 ”摊位。
她观察了两三天，靠近川藏立交地铁站旁的一个水果摊位，老板不常出摊。于是，她试探性地将车子在这里停下。
她没有受到太多阻碍，城管来找扶艺登记。随后，她拥有了一个虚拟的“副4 ” 牌。这个很“嗲”的摊位就此立足。
粉色的招贴上，有个栗色短发、戴着黄色熊耳朵帽子的卡通女孩形象，眼睛圆圆，嘴角翘起，和扶艺围裙上的一样。扶艺笑笑，说这是前同事免费帮她设计的。摊位上，还挂着一只轻松熊的玩偶，车上插着蜡笔小新的钥匙扣。
一个多月前，扶艺还是附近一家奶茶加盟公司的HR。疫情影响之下，扶艺反而比以前更好招人，应聘底薪很低的销售岗位的人多了。
她看着他们，想着自己的出路：她一个月工资到手只有3000元，即使近水楼台，加盟公司的业务，内部价也要10多万元才能开起一家奶茶店。最后，负责招人的扶艺辞了职，花了一万多元，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摊位。
扶艺很快适应了摆摊生活，遇到前同事也不觉尴尬。她快人快语，说话也泼辣，“这条街上卖凉皮凉面的不少，但只有我的是纯手工的。你看，比别人的都要Q和糯。”
她也有了些回头客，有个女白领告诉她，“我在外面吃别人家的凉皮凉面会拉肚子，但吃你家的不会。”
一天三百元左右的营收，维系着扶艺在成都的安家梦。5年前，她来到成都，觉得这座城市包容，也养人。去年，家里的一场巨大变故，让扶艺没能再继续念大学。
眼下，她计划着，从双流搬到离太平园近一些的地方，这样不用来回奔波。而出摊灵活，她可以边摆摊边看书，准备成人自学考试。
出摊的是夫妻俩，背后皆是全家人付出
“新手上路”的蒋攀小摊。
即使在熙来攘往的太古里、IFS、春熙路商圈，除了有林立的大牌、穿着清凉的漂亮姑娘，夜晚，也多了像蒋攀这样“新手上路”的小摊贩。
30岁的蒋攀，此前和妻子都是销售，一个卖电脑软件，一个卖服装。2月以来，蒋攀没有业绩，每月只有3000多元的底薪。
4月23日，在连续观察十天后，蒋攀和妻子花500多元买了一辆手推车，利用每天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在人来人往的春熙路地铁站附近，经营起副业——摆摊卖钵钵鸡。
白天，蒋攀在写字楼间跑销售；夜晚，和妻子轮流看守小摊的上下半场。夫妻俩的背后，几乎全家人出动：哥哥在餐饮店做厨师，利用休息时间回家加工；姐姐和岳母帮忙串成串；妻子下午5点半下班，6点左右把摊摆出来；蒋攀6点下班，7点来接手，摆到晚上11点左右。
5月31日这天晚上，蒋攀摆摊接近尾声，成都突然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几乎买走了蒋攀摊位上剩余的串串，蒋攀高兴地推车回家。
而他旁边的杨峰夫妇，看看天气，还不甘心地，一直把芝麻红油往自家鸭头、兔头、鸭脖子上淋。
鸭脖6元一根，鸭头6元一个，兔头稍微贵点，要10元。一晚上，夫妻俩生意好时能早点卖完，一天300多元的收入。
原本，杨峰和家族的人一起，在春熙路附近经营一家“隆江猪脚饭”；现在，下了班，妻子吴英就和丈夫一起出摊。她看起来娇小白皙，大儿子却已经有9岁，小的4岁。为了生计，她把两个孩子放在老家，来帮衬丈夫。
“赚不了多少钱，但两个人在一起守到也挺浪漫嘛！”杨峰握住妻子的手，开了句玩笑。他说，四川人的性格，就是豁达、乐观。
小雨中，他们终于迎来一对小情侣，多卖了一条鸭脖子、一个鸭头。
眼下的生活虽然辛苦些，但摆摊的他们并不犯愁。
“成都的繁荣和人气已经慢慢在回归，政策这么好，大家都在共同应对面前的难题，我们只要把这段时间挨过去，一切就又会好起来了。”蒋攀说。
这些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密密匝匝出现的小摊，让城市的烟火气回归，也予人新的希望。
疫情不仅重创各人生活，也重创了这座曾拥抱每一个心怀梦想到来的人的城市。于是这一次，曾被城市拥抱的他们不再消极等待。他们想生存下去，也让这座城市苏醒。
城管与小贩的脸，偷偷在改变
成千上万的地摊背后，无数个类似的故事正在成都大街小巷上演。这似乎也提示了城市管理正在发生悄悄的改变，以及另一种可能。
一周多前，在王俊夫妇的带动下，老乡李建加入，和王俊共享一个三四米宽的摊位。
高中毕业后，李建便从金堂县来到成都打拼。疫情爆发前，他已在高新区一家商场做了四五年保安。“保安工资只有三千多元，我有两个孩子，一家五口人生活，每月开销不少。”李建的保安工作是“做一天耍一天”，也就是做一休一的意思。
“疫情期间，公司200多个员工，裁了三分之一。很不幸，我也被裁掉了。”李建说，三四月份，自己一直在到处找工作，直到听王俊提及摆摊放开，才有了新的指望。
“老江湖”李建的铁板鱿鱼摊。
李建以前在休息天摆摊卖铁板鱿鱼，算是“老江湖”。但在太平园驻扎，他刚出摊时，还有点不适应，“以前摆摊，大家都要相互帮忙观察，有没有城管。一旦有城管出现，就赶紧撤。”
李建内心仍有些慌张。四处逃窜，和城管打“游击战”的日子不好过。有时运气不好，刚出摊，就遇上了城管，一天的收入没了着落。
政策的转变让李建添了惊喜，“安下心来做生意，一天能卖出100多份鱿鱼，收入有两三百元。”
看到穿梭其间、时不时叮嘱摊贩们注意卫生的城管，他开始笃定，“现在，我们变成了‘正规军’。城管反而来帮我们想办法，怎么摆好摊。”
据官方统计，截至5月28日，成都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按照一街一策、一点一策的原则，成都正在打通城市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
我们在成都还看到了这些：
距离繁华的商业中心太古里三百米外，一个十字路口。每到下午四五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打着各式招牌的推车聚集在一起，搭建起三三两两的帐篷，经营起价格友好的蛋烘糕、凉粉、水果以及各色小吃；
在“ 红”美食聚集的奎星楼街，每到就餐高峰期，大大小小的餐饮店便会将桌子外摆到门前，顾客等位时间缩短了，餐厅翻台率也提高了。这条街上最火爆的“冒椒火辣串串”的店长张世海说，最近，自己新招了15个小工。
在新城市广场，半年内，小吃摊位从30个增加到84个。广场上，是一个音乐教室的老师在弹唱。一个小女孩鼓起勇气，上来唱起赵雷的《成都》：“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熄灭了也不停留，”下一句，她不小心唱成了“我会把你揣进裤兜”，围观的人群一阵哄笑。
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街道城管中队队长王玮也笑了。他很喜欢这里的榴莲芝士煎饼，而做了九年城管，他看到自己曾经的理想，正一点点照进现实。
广场上的弹唱。
2015年10月，王玮去澳大利亚游玩，看到一个广场上聚集了“跳蚤市场”，不少人摆摊卖衣服或珠宝，气氛自由而惬意。“职业病”促使他拍下一张张照片，发了朋友圈，甚至忍不住“抄送”给领导。
他想，自由摆摊是否和城市文明冲突，而城管，又何必“为难”小贩。
这样的内心拷问，王玮的职业生涯还遇到过几次。
一次，接二连三的劝导宣告无效，王玮准备扣押一个流动商贩的水果，不小心被对方用铁钩划伤手臂。至今，王玮的左手臂上，还留有一条两公分长的疤痕，像一个烙印和隐喻。
春熙路地铁站附近的夜市
在草市街街道，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摆摊卖蛋烘糕，“她是孤寡老人，卖一个蛋烘糕只赚两元钱，但至少可以糊口。”王玮放任老人家卖了近五年。有时，脱下制服，他还会去光顾对方的生意，直到老奶奶再也不出来摆摊，安然去世。
王玮心想，对于流动商贩不应该一刀切，但身为执法者，他必须“守护法律的尊严和公平”。而如今，自上而下，又撬动了原有城市管理政策的地摊，“是城管的一次变革，我们真正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需要把商贩引导到合适的位置摆摊。”
“以前，在很多人特别是商贩心中，城管就是‘邀摊摊’，就是把摊贩驱逐赶走的意思。现在，他们会觉得我们挺可爱，是努力帮扶他们的人。”在王玮看来，城管和流动商贩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改善。
目前，中央文明办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今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而截至6月3日，多地发布相关文件落实该要求。
眼看实现多年前愿望的机遇到来，王玮有些兴奋，但也开始隐忧，“放开地摊经济会让很多人受惠，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商贩及个体商户的诚信问题。在我们辖区内，就有一户店家曾违背协议，外摆桌子的数量从原定的6张不断增加到12张。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保证流动商贩与现有商铺保持一定距离，尽量不影响合法商户的利益。比如，如果附近30米处就有一家菜市场，我们就不会允许商贩摆摊卖蔬菜。”
王玮认为，地摊经济的放开应最先保障底层民众受惠，“我们已经在新开寺街为五个低保户提供摊位，但前段时间，我发现有家人拖家带口共七八口人，从外省开着中型货车来成都摆摊。”
还有更多具体而微的问题，摆在这座城市的管理者面前：比如，地摊越来越多，城市的承载量如何估算？地摊的食品安全和卫生如何保证？油烟脏污和夜晚噪音会不会扰民？公共秩序如何忙而不乱？如何杜绝新一轮执法中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
5月28日，针对前期出现的一些问题，成都市制定出台《关于建立城市管理“八项机制”深化柔性管理服务助力“六保”任务落实落地的意见》，通过建立摊点摊区设置引导机制、商贩摊区择优拓展机制、城管巡查服务机制、商贩摊主清洁卫生责任机制等方式，进行精细化的服务、引导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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