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月食天象。《逸周书?小开解》记载,“惟三十有五祀,(文)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说文王三十五祀正月丙子日发生了月食。根据我对西周初年文武二王年代推断,周侯(即周文王)是殷帝辛元年(前1102年)被“命九侯、周侯、邘侯。”(《竹书纪年》)但是,周侯到帝辛3年(前1100年)才“周庙初成,始有祀。”于是,文王三十五祀应是帝辛38年(前1065年,丙子年)。查《中国天文历表》,此年(建寅)正月十六日丁丑(3月13日)发生月全食。查李广宇等《夏商周时代的天象与月相》之“6000年月食表”,同样是西历前1065年3月13日丁丑发生月全食,食分1.54。这里,《逸周书》的记载,应是实际观象授时历法干支纪日,丙子是丁丑前一日,文献记载比《天文历表》错前一日。不过,由此年而往后,文王逝世,武王于西历前1061年即位,前1049年武王克商均可通解,说明《逸周书?小开解》记载正确,并与《竹书纪年》得到相互印证。即,此月食天象记载可证武王克商在前1049年。
其二,《利簋》铭文所谓“岁鼎”天象辨析。西周初年青铜器《利簋》铭文首句以前被释为“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其中,“岁鼎”被理解为“木星中天”天象,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断定武王克商在西历前1046年的铁证。但是,《利簋》铭文释读一直存在争议。比如,丁进《利簋铭“岁鼎克”的再认识》一文释读曰:“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意思是说,武王讨伐商纣王,在甲子日早晨。一个名字叫岁利的右史进行了贞卜,结果是:能取胜。果然,从当日黄昏到第二天黎明前,周师完胜,控制了殷商。八天后,武王在阑师赏赐右史利一块铜饼,(以表彰他占卜灵验),右史利便用这块铜饼为檀公造了这件宝簋。这个释读,“让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岁星当空’作为商周之交实际天象的断代失去了依据。”又如,有学者将“岁鼎”解释为木星正处于南天鼎卦区域天象,此正好可支持其提出的在西历前1059年12月9日武王实现克商的结论。可见,对“岁鼎”不同的天象解释,可支持不同的武王克商结果;不作为天象解释,也就不是武王克商的断代依据。故,此暂不考虑武王伐商或克商时的“岁鼎”问题。
其三,伶州鸠武王伐殷天象辨析。涉及武王伐商天象记载,最著名的恐怕是《国语?周语下》所载,伶州鸠答周景王“七律”所问时,提到的武王伐殷系列天象。伶州鸠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yuán)。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这个系列天象有学者认为是西历前1059年12月9日,认定此日就是武王克商之日。现代天文软件Stellarium该日天象图如后。
伶州鸠伐商天象在商纣末期被完整找到,说明伶州鸠所说伐商天象是真实存在的。不过,请注意,伶州鸠提到该天象时,是指“武王伐殷”而不是“武王克殷”,两者是有区别的。“伐殷”可有多次(年),而“克殷”只有一次(年)。同时,如果将西历前1059年12月9日作为武王克商之日,将出现两个严重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殷帝辛时代著名的“五星聚”天象将归属于西周初年。《竹书纪年》载,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引《春秋纬?元命苞》载,“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虽然,根据李广宇等《夏商周时期的天象和月相》“五星聚会表”,在帝辛时代(西历前1100年至前1043年间)不存在“五星聚于房”天象(见下表)。但是,西历前1059年5月28日,昏见聚会角小于7°的“五星聚”(其它可见“五星聚”过于分散),正好与伶州鸠所提到的天象是同一年,这足以让人印象深刻而有记录。可是,如果是这年武王伐殷并取得成功,那么,这年就是武王(西周)元年,就不存在帝辛时代的“五星聚”了。
日期(西历前) |
时分 |
聚会角 |
聚于 |
晨昏见 |
1101.1.5 |
5:7 |
40-45 |
虚宿至斗宿之间 |
晨见 |
1099.1.17 |
16:17 |
19.9 |
危宿至虚宿之间 |
晨昏难见 |
1099.2.17 |
4:53 |
18.6 |
壁宿至危宿之间 |
晨见 |
1061.5.16 |
16:16 |
32.4 |
井宿至毕宿之间 |
晨昏难见 |
1059.5.28 |
22:7 |
6.3 |
鬼宿 |
昏见 |
1057.9.19 |
9:31 |
42.5 |
角宿至张宿之间 |
晨见 |
首先,《竹书纪年》载:帝辛“四十三年春,大阅。”什么是大阅?《左传?桓公六年》载:“秋,大阅,简车马也。”原来,大阅就是举行大规模检阅军队。帝辛四十三年是西历前1060年,说明武王在西历前1059年伐商前一年做了很多战前准备,包括大规模检阅军队。这证明武王在前1059年确实曾有伐商行动。其次,《淮南子?兵略训》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荀子?儒效》载:“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说明,武王“伐纣”和“诛纣”都存在东面而迎“岁”或“太岁”天象。这里的“岁”或“太岁”都应是指木星。以西历前1059年12月9日晨见天象为例,就是从商纣所居东方迎望西方,正是东面迎太岁(木星),此时太岁正在西面。同样,回溯西历前1049年武王克商天象,出发日(3月19日)和克商日(4月5日)昏见天象中,木星均高悬于西方上空,均是“东面而迎太岁”天象。因此,“东面而迎太岁”不是武王克商的独证。再次,《竹书纪年》载,帝辛“四十三年,峣山崩。”峣山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当时应属于先周地域。“峣山崩”应是一次小地震。这应是对武王后续军事行动一次警示。接着,西历前1059年5月出现了千年难遇、高度集中的“五星聚”,武王肯定找人问过天象对军事行动的意义,估计大部分人认为是吉象,于是武王决定伐殷。可是,真正伐殷出发当天,即12月9日早晨出现了伶州鸠天象,岁星(木星)正在张宿上空紧挨轩辕十四星(天鼋)地区。于是,有人说话了。《尸子》载:“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从。”武王伐殷本是东征,为何是北征呢?原来,《竹书纪年》还记载: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黎国在今山西长治西南,处于先周东北方向,应是北征。那既然是东征伐殷,为何又要北征黎国呢?原来,黎国是殷商西部屏障,武王需要先行拔除,然后才能顺利伐殷。估计当年武王克商战略就是:先下黎国,然后再一鼓东下太行而克商。因此,当鱼辛谏阻不要北征时,武王不从。后来,黎国的确被攻下来了。《尚书?西伯戡黎》记载,“西伯既勘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武王“勘黎”,商朝大臣祖伊非常恐惧,急忙 告商纣王,可商纣王却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按照正常理解,此时武王若一鼓作气,武王当年便克商灭纣了。可是,上天还是让商纣王又多活了十年。武王“勘黎”后,正要伐殷之时,一场暴雪迫使武王终止继续伐殷。《旧唐书?礼乐志》引“太公六韬”云:“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原来,武王伐殷之时遭遇到了罕见暴雪。武王怪问姜太公,姜太公用五方之神来搪塞,说只要灭了殷就风调雨顺了。可是,如此暴雪,加上穿太行东向朝歌之路本就不好走。于是,武王综合考虑峣山崩、鱼辛谏阻和暴雪事件,只好中途停止克殷计划。于是,历史只留下了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的记载,而没有武王首次伐殷的记录(毕竟战略目标没有实现,不好披露)。于是,只有掌握周朝内部机密的伶州鸠在五百年后才会提及此事。
那么,当年那场暴雪真的存在吗?是不是夸张说法?根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西历前1000年殷商末期,确实曾出现过一段急速下降的低温阶段,西历前1059年正好在最低温时段(见下图),当年12月在小雪之后,临近冬月之时,在晋南地区出现“雪深丈余”(商代1丈=1.58米)极寒天气当是事实。历史事件和天文气象惊人吻合,说明我们的推断也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认为,西历前1059年是武王首次伐商,而不是克商之年。武王经历此次伐商以后,对于克商行动特别谨慎。此后武王再伐商,推迟了八年。八年后伐商时,《竹书纪年》说,前一年,“将伐纣,至于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咸曰:‘纣可伐矣。’武王不从。”“周师渡盟津而还。”第二年,“及纣杀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纣。遂东伐纣,胜于牧野。”
其四,“日月若连璧,五星若连珠”天象辨析。所谓“日月连璧,五星连珠”,是指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聚集在一起的特殊天象。该天象出现时,在阴历朔日,日月同升降,五星同一方。《汉书?律历志上》载:“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孟康注曰:“谓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日冬至时,七曜皆会聚斗,牵牛分度,夜尽如合璧联珠也。”这种天象极为少见,故古人多附会以为吉祥象征。东汉桓谭《新论》载,“甲子,日月若连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从天以讨纣,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若讲“日月若连璧,五星若连珠”,殷末周初无过于西历前1059年5月28日“五星聚”天象,但此日日月不合朔,也不是甲子日。5月20日合朔,勉强可称为“日月连璧,五星连珠”,但也不是甲子日。因此,说武王克商之日是“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完全是借天象而发挥的附会之词,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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