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小时候心里都是没有权威的,就像每个人小时候也都不相信广告一样。可是权威就像广告,它埋伏在你的潜意识里。听一遍不信,听两遍不信,……,直到一千遍的时候,它忽然开始起作用了,而且这作用越来越强。
消灭广告所造成的幻觉,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尝试,去实地的考察它。有些虚幻的东西只要你第一次尝试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掉。可是如果你不主动去接触它,它就会一直在你脑海里造成一种美好神圣的假象。越是得不到的越是觉得美好。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就是,权威对人思想的作用其实也跟广告一样。
上大学以前的人因为没有专业,所以还不怎么崇拜权威,大不了追追歌星,影星,球星啥的。而进了大学之后,就会开始对本领域的权威耳濡目染。一遍,两遍,一千遍的听到同学们仰慕某“牛人”或者“大师”的名字,虽然从来没亲身见过,不知不觉就对这人产生了崇拜心理,然后自愧不如。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开始附和这些说法,不自觉地提到这些大师的名字,引用他们说的话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Donald Knuth, Dennis Ritchie, Ken Thompson, Rob Pike, … 就是通过这些途径成为了很多计算机学生的权威。以至于几十年以后,他们的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糟糕设计和错误思想还被很多人奉为神圣。
Donald Knuth
很多人(包括我)都曾经对 Knuth 和他的 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TAOCP) 极度崇拜。在我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有些同学花了不少钱买回精装的 TAOCP 全三卷,说是大概不会看,但要供在书架上,镇场子。当时我本着“书非借不能读也”的原则,再加上搬家的时候书是最费力气的东西,所以坚决不买书。我就从图书馆把 TAOCP 借了来。说实话我哪里看的下去啊里面的程序都是用一个叫 MIX 的处理器的汇编语言写的。一个字节只有6位,每位里面可以放一个十进制数(不是二进制)!还没开始写程序呢,就开始讲数学,然后就是几十页的公式推导,证明…… 接着我就睡着了。但我总是听说有人真的看完过 TAOCP,然后就成为了大师。比尔盖茨也宣称:“要是谁看完了 TAOCP,请把简历投给我!” 在这一系列的 召和鼓吹之下,我好几次的把 TAOCP 借回来,下定决心这次一定看完这旷世奇书。每次都是雄心勃勃的开始,可从来就没看完过开头那段 MIX 机器语言和数学公式。
看不懂 TAOCP 总是感觉很失败,因为看不懂 TAOCP 就成不了“大师”,可我仍然认为 Knuth 就是计算机科学的神,总能从他那学点什么吧,所以又开始折腾他的其他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用 TeX,并且成为中国 TeX 界的主要“传教士”之一。为了 TeX,我把 Knuth 的 TeXbook 借回来,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做完所有的习题,包括最难最刁钻的那种“double bend”习题。接着又开始看 MetaFont Book,开始使用 MetaPost 进行绘图。开头还挺有成就感,可是不多久就发现学会的那些 TeX 技巧到了临场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用,然后就全都忘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把 TeXbook 看了两遍,可是看完第二遍之后不久还是忘记得一干二净。
师兄师姐看到我用 TeX,说怎么折腾这么过时的玩意儿。我很气愤他们以及国内学术界居然都用 Word 排版论文,就开始针锋相对,写出一系列煽动文章鼓吹 TeX 的种种好处,打击“所见即所得”这种低智商玩意儿。这还不够,又开始折腾 Knuth 设计的 MMIX 处理器,并且认为 MMIX 的寄存器环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计。发现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错,就给 Knuth 发 email,居然拿到两张传说中的“Knuth 支票”,并且一度引以为豪。当然像所有拿到 Knuth 支票的人一样,你是不会去兑现它的,甚至有人把它们像奖状一样放在相框里。我还没那么疯狂,那两张支票一直在它们原来的信封里。多年以后我到美国想兑现那支票的时候,发现它们已经过期了。
Cornell 的研究可以用“与时俱进”来形容,什么热门搞什么。当时 Facebook 和 交 络正在“崛起”,所以系里最热门的一个教授就是研究 交 络的。我去听过他几堂课,他用最容易的图论算法分析一些 交 络数据,然后得出一些“理论”。其中好些结论实在太显然了,我觉得街上的卖菜大妈都能猜到,还不如研究星际争霸来得有意思点。可是 Facebook 名气之大,跟着这位教授必然有出路啦,再加上有人在耳边煽风点火,所以有好多的学生为做他的 PhD 挤破了头皮,被刷下来的就只好另投门路了。每次新来一个教授都会被吹捧上天,说是多么多么的聪明,甚至称为天才。然后就有一群的人去上他的课,试图做他的学生。结果人家每节课都是背对学生面朝黑板,喃喃自语,写下一堆堆的公式和证明,一堂课总共就没回过几次头。下面的人当然是狂抄笔记,有的人甚至带着录音笔,生怕漏掉一句话。上这样的课还不如干脆把板书打印出来让大家自己回家看。人多了竞争也就难免了。上课的同学们就开始勾心斗角,三国演义的战术都拿出来了。作业做不出来就来找你讨论,等你想讨论了就说自己也没做出来。没听懂偏要故作点头状,显得听懂了,让你觉得有压力。自己越是喜欢的教授就越是说他不咋的,扯淡,然后就自己去跟他。自己不喜欢的教授就告诉你他真是厉害啊,只可惜人家不要我。直到两年后我离开 Cornell 之前,还有好些同学因为没找到教授而焦头烂额。因为两年内没有找到导师的 PhD 学生,基本上等于必须退学。
当我离开 Cornell 之后,有一位国内的学生给我发 email 套磁(从系里主页上找到我的地址),问我 Cornell 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我都已经走人了,并且告诉了他我的感觉,一天到晚抄笔记赶作业之类的。然后又问我一个刚毕业的 PhD 的情况,我说他水平不咋的,博士论文我看过了,很扯淡,解决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他对我说的话有点惊讶,但还是将信将疑。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在 visiting day 的时候专程去 Cornell 考察了一下。回去又给我 email,说见到好多牛人啊,大开眼界,哪里像你说的那么不堪。还说跟那位 PhD 的导师谈过话,真是世界级的牛人那,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世界一流的。我就无话可说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他去吧,哎。
结果两年之后,我又收到这位同学的 email,说他在 Cornell 还没找到导师,走投无路了,问我有没有办法转学。
图灵奖
说到这里应该有人会问这个问题,我是不是也属于那种没找到导师走投无路的人。答案是,对的,我确实没有在 Cornell 找到可以做我导师的人。然后我就猜到有人会说,就知道王垠水平不行嘛,没搞定导师,被迫退学,哈哈!可是事情其实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作为一个 PhD 学生,不仅必须精通学术,而且要懂得政治和行情。哦错了,其实不精通学术也行的,但是一定要懂得政治和行情!可是由于学生之间的窝里斗,他们之间的信息互通程度,是没法和教授之间的信息互通程度相比的。这就造成了“学生阶级”在这场信息战上的劣势,总是被动的被教授挑选,而不能有效地挑选适合自己的教授。
进入 Cornell 之后我上了一门程序语言的课,就开始对这些东西入迷。可是由于“与时俱进”,Cornell 的研究方向并不是那么平衡的发展的,其实是很畸形的发展。程序语言领域的专家们早已因为受到忽视而转移阵地,剩下一群用纸和笔做扯淡理论的。说实话,在历史上程序语言方向曾经是 Cornell 的强项,出现了一些很厉害的成果。可是当我在 Cornell 的时候,只剩下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教员,一个助理教授,一个副教授。其实 Robert Constable 也在那里,可惜的是他做了 dean 之后已经没空理学生了,以至于我两年之后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我当时也不知道 Cornell 有过这段历史,看不到它的研究重心的移动趋势。
我不喜欢那个副教授搞的项目,大部分是在 Java 上面加上一些函数式语言早就有的功能。可是人家做的是热门语言,所以拉得到资金,备受系里亲睐,他的学生们也比较趾高气昂。初次见面的时候,我跟他的一个学生说了我的一个想法,他说:“你那也能叫研究吗会儿我给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研究!” 其实那只是我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想法,我也没说那是研究啊。只是随便聊一下而已就这么激动 -_- 何况你们那些 Java 的东西能算是研究是不可能跟那样的人合作的,所以我就跟那个助理教授做了一点静态分析的项目。当然我们分析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用 Fortran 写的 MPI 程序。不过说实话,那个助理教授其实挺有点真知灼见,他有几句话现在仍然在指引我,防止我误入歧途。其中一句话是针对我对 π-calculus 的盲目崇拜 说的:“那些理论其实不管用的。最好是针对自己的问题,自己动脑筋想。” 他也是很谦虚很善良的人,可是好人不一定有好 的。后来他没有拿到 tenure 职位,不得不离开 Cornell 加入了工业界,而我就失去了最后一个有可能在程序语言方向做我的导师的人。
没办法,我就开始探索其它相关领域的教授,比如做数据库的,做系统的,看他们对相关的语言设计是否感兴趣。可惜他们都不感兴趣,而且告诉我程序语言领域太狭窄了。我当时还将信将疑,甚至附和他们的说法,可是现在我断定他们都是一知半解胡说八道。如果这些人虚心向程序语言专家请教,现在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的设计也不会那么垃圾,关系式,SQL,NoSQL,…… 一个比一个扯淡。没有办法,我就开始探索其他的方向,开始了解图形学和数值分析等东西,进展很不错。可是终究我还是发现,我不喜欢图形学和数值分析所用的语言。我想制造出更好的程序语言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跟教授们谈这些想法的时候就感觉是在对牛弹琴,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后来我发现,教授们貌似不喜欢有自己想法的学生,他们更希望找到愿意“打下手”的学生,帮助实现他们自己的想法。
这就让我走到了跟那位向我打听 Cornell 情况的同学差不多的局面,真是心里有许多的苦却没有人可以理解。这时候我想到了系里的一些德高望重的教授,比如得过图灵奖的人,也许这些顶级的大牛会给我指出方向。于是我就联系到一位图灵奖得主,说想找他聊聊。我说我感兴趣的东西 Cornell 貌似并不重视和发展。Cornell 的校训是“any person, any study”,而我想 study 的东西却得不到支持。最后我谈了一下我对 Cornell 的总体感受。我说我觉得大家上课死记硬背,不是很 intellectual,我不是很确定学术界是否还保留有它原来的对智慧和真知的向往。
我很诚恳的告诉了他这些,只是希望得到一些建议。结果他不但没有理解任何一点,而且立马开始用质问的语气问我,你成绩怎么样试都通过了没有,说白了就是想搞清楚你是不是成绩不好没人要。怎么就跟高中教导主任一样。于是乎那次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可是没有想到,这次谈话就造成了我最后的离别。在学生们互相之间勾心斗角,不通信息的同时,系里的教授们其实背后都是“通气”的。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教学,就知道拿作业和考试往学生头上砸,幸存下来的就各自挑去做徒弟,挨不住的就打发掉。这算盘打得真是妙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机制,每个学生对哪些教授感兴趣,表现如何,他们貌似都了如指掌,貌似背后有个什么情 。然后系里的教授们不知道怎么的,仿佛就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不知趣的学生,居然敢说学术界的坏话!
大地震前夕的天空总是异常的美。我竟然在过道里看到那位图灵奖教授对我点头致意并且微笑,以前做 TA 时把我呼来唤去还横竖不满意的教授也对我笑脸相迎。我仿佛觉得那一席话打动了那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再加上在图形学和数值计算的扎实进展,也许我的学术生涯有了转机。可是,我那一次真正的领悟了什么叫做所谓的“笑里藏刀”。
由于那个学期上的图形学还有矩阵计算的课成绩都不错,我心想应该能找这两门课的授课教授的其中一个做导师吧。再加上那些貌似友好的笑容…… 所以没想很多,居然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寒假。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直接的通知(email,电话),一封纸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默默地进到了我在系里的“信箱”—一个我基本上从来不看的,系里用来塞广告信息的信夹子里,直到下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2月份)我才发现。信是系主任写的,大概就是说,由于你的表现,我们觉得 Cornell 不是适合你的地方……
说得对,我也觉得 Cornell 不适合我。我本来就有想走的意思,可我一般呆在一个地方就懒得动。如果你们早一点告诉我这个,比如12月以前,我还可以申请转学到其它学校。可是都 2 月份了才收到这样的东西,Cornell 啊 Cornell,你让我现在怎么办想我可以说你不仁不义吧/p>
在这个万分窘迫的时候,我想起了曾经关心过我却又很失望的 Hofstadter。我告诉他我在 Cornell 很不开心,我很想研究程序语言,可是 Cornell 不理解也不在乎这个领域。他回信说,没有关系,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应该去追寻它。Indiana 的 Dan Friedman 正好是做程序语言的,你可以联系他,就说是我介绍你去的。
于是给 Friedman 发了 email,很快得到了回信说:“Yin,两年前我们都看过你的材料,我们觉得你是非常出众的学生,可惜你最后没有选择我们。你要明白,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名利,而是找到你愿意合作的人。你的材料都还在我们这里。现在招生已经快结束了,但是我会把你的材料提交给招生委员会,让他们破例再次考虑你的申请。” 我和 Dan Friedman 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在 Cornell 的遭遇貌似不可告人的耻辱和秘密,然而我今天却可以把它公之于世,因为 Cornell 不再有任何资格来评价我。依靠自己的努力和 Indiana 的老师们的培养,我的水平已经超越了 Cornell 计算机系的大部分教授。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到 Cornell 学“游泳精髓”人,本来就是会游泳的,可是每到岸边 Cornell 就搬起大石头来砸我,还说我不会游。于是我钻到水底下钻了一个洞,把水放干。
由于曾经与多位图灵奖得主发生不大愉快的遭遇,再加上在自己的研究中多次受到其它图灵奖得主的理论的误导,而且许多位图灵奖得主最主要的贡献仍然在给软件行业带来混乱,图灵奖这个被许多计算机学生膜拜的神物,其实在我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效力了。很多人可能对此难以想象,可是对图灵奖是这种态度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认识的几乎所有程序语言专家几乎都不拿图灵奖当回事,而且其中很多人甚至不拿图灵本人当回事,觉得他设计了一些非常丑陋的东西。虽然我现在觉得图灵的研究成果确实有一定价值,但由于上面的原因,拿图灵奖来开玩笑还是成为了我的家常便饭。我甚至觉得 ACM 应该停发这个奖,因为它是一种非常虚幻和政治的东西。每当人们谈起这些“大奖”煞有介事的时候,就让我看到了他们的愚昧。
常青藤联盟和“世界一流大学”
我在 Cornell 的经历应该不是偶然,不是因为我比较特殊。跟我同时进入 Cornell 的博士生有好几个没有拿学位就离开了。其中有一个是非常聪明的少年班,18岁就读 PhD 了,我根本听不懂的理论课他还能拿A。可是四年后他退学去了 Facebook,说真是太难毕业了,神马都是扯淡。有些本科生也告诉我类似的经历,说被一个叫做“笑面虎”的教授“整了”。Cornell 的自杀率居美国大学前列。离开以后的有一天,忽然看到新闻 道说一周之内有三个 Cornell 学生从瀑布旁边的那座桥跳下去,结果派了警察在桥上日夜巡逻。我觉得自己在 Cornell 所感受到的压力确实超乎想象,是有可能把人逼上绝路的。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因为下意识里在乎权威和名气,我给予了一群根本没有资格来教育我的人莫大的权力,让他们可以向我施加无端的压力。
应该指出,这种现象应该不是 Cornell 所特有的。我对清华,还有 Princeton,Harvard,MIT,Stanford,Berkeley,CMU 等学校的学生都有了解。这些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或者“世界一流大学 wannabee”差不多都是类似的气氛。你冲着它们的名气和“关系 ”挤破了头皮进去,然后就每天有人在你耳边对其它人感叹:哇,他好牛啊!发了好多 paper,还得了XX奖。跟参加传销大会似的,让你怀疑这些人还有没有自尊。然后就是填鸭式的教育,无止境的作业和考试,让你感觉他们不是在“教育”你,而是在“筛选”你。这种筛选总是筛掉最差的,但也筛掉最好的。因为最好的学生能意识到你在干什么,他们不给你筛选他们的机会。一旦发现其实没学到东西,中途就辍学出去创业了。所以剩下来的就是最一般的,循规蹈矩听话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你感觉不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知的存在。GRE 考试所鼓吹的什么“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在美国大学里其实是相当缺乏的。学生们只不过是在被培训成为某些其他人的工具,他们具有固定的思维定势,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他们不是真正的创造者和开拓者。
人们在这些大学里的时候都是差不多感受的,可是一旦他们出来了,就会对此绝口不提。自己身上挂着这些学校的镀金牌子,怎么能砸了自己的品牌,长别人的威风以每当我批判 Cornell 就有些以前的同学一脸的着急相,好像自己没有吃过那苦头一样。
程序语言专家
虽然我在 Indiana 得到了思想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其实是以孤独为代价的。我并不是一个自高自大不合群的人,但是我不喜欢跟一群像追星族一样的人在一起。应该说在 Indiana 的日子里,权威主义的影子也是经常出现的。Indiana 学生们的权威比较特殊一点,不然就是 Dan Friedman,不然就是 Kent Dybvig。Friedman 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自认为是天才的本科生,喜欢拍他的马屁,喜欢在人面前炫耀。博士生们开始时貌似还比较酷,可是后来发现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现象,急于表现自己,越是研究能力弱的人越是爱表现。所以你就发现有人开头为了混进这个圈子拍你的马屁,过了两年就开始自高自大,而且经常想这样来压倒你:“Kent 说过……”我很尊敬 Dan 和 Kent,但我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他们。我看到他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并不是那么的正确,我也从来不引用他们的话作为理论依据。对权威的崇拜其实显示了一个人心理的弱小。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力,又何必抬出个名人来压制别人呢/p>
在我自己心里毫无疑问的是,我是 Indiana 最厉害的程序语言(PL)学生。由于我不断地动手尝试新的想法,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研究逃脱过我的探索。我从来不记录自己的半成品和失败(因为太多了),而且我对自己的标准异常的高,所以我经常看到有人做演讲或者写论文,里面其实是我很久以前尝试过又抛弃了的想法。有时候我去听别人的演讲,就会立即看出破绽,问一些演讲者答不出来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只是怀疑自己,我试图给那些想法再一次的机会来证明它们的价值,而且问得相当委婉,但那样的问题仍然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同学们甚至一些助理教授看到我在场都是心惊胆战的。吃饭的时候我也不喜欢旁边的人讨论问题,因为他们经常显示出对理论提出者的膜拜心理,而且煞有介事,可惜那些经常是我早就知道不管用的理论。他们有时候其实也知道那些是扯淡的,但却又怕我捅破这窗户纸,所以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下面。
我也想合群一点,但是屡试不爽,所以后来我就基本是孤立的做自己的研究了。最开头是不得已,但后来就越来越喜欢独自一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创造力和孤独几乎是双胞胎。因为免去了跟人讨论的时间,我有了大把的时间来做自己的探索。然后我才发现当年期望的那种 common room 其实没什么用,因为那里根本不会有人理解你在说什么。现在即使有这样的地方我也不会去了。
逻辑学家
批评 PL 领域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其它领域就好一些。恰恰相反,我认为做系统和数据库的领域有更大的权威崇拜和扯淡的成分。有时候程序语言专家看起来很明显的问题,做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的人却看不到,扯来扯去扯不清楚,还自以为是的认为 PL 的东西他们都懂。
程序语言的理论是计算机科学的精髓所在,可是程序语言专家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膜拜逻辑学家。几乎每一篇 PL 领域的论文,至少有一页纸里面排列着天罡北斗阵一样的稀奇古怪的逻辑符 ,而它们表示的其实不过是一些可以用程序语言轻松做出来的解释器和数据结构。有人(比如 Kent Dybivg)早就发现了这个规律,所以写了一些工具,可以把程序语言自动转换成 LaTeX 格式的逻辑公式,用以对付论文的写作。
ACM SIGPLAN 的主席 Philip Wadler 有一次写了一篇论文介绍 Curry-Howard corresponce,里面提到,好的点子逻辑学家总是比我们先想到。可是他却没有发现,其实程序语言的能力已经大大超越了数理逻辑,数理逻辑那些公式里面的 bug 其实不少。因为逻辑学家们不用机器帮助进行推理,有些问题搞了一百多年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弄出一些特殊情况和补丁来。有了一堆逻辑“定理”,却又不能确信它们是正确的,而且存在悖论一类无厘头的东西,所以又掰出一些 model theory 之类的东西来验证它们的正确性。逻辑学家们折腾了一百多年都是在折腾类似的事情,却没怀疑过老祖宗的设计。我之前提到的 Hindley-Milner 系统的问题,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所使用的逻辑里面其实有一个根本性的误解。简言之,就是把全称量词 ? 随意乱放,导致输入与输出关系混乱。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 Haskell 和 OCaml 的最主要原因。
现在最热门的逻辑学家莫过于 Per Martin-L?f。他的类型理论 Martin-L?f Type Theory 被很多 PL 人奉为神圣。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类型理论有什么特别,直到有一天我把 Martin-L?f 1980 年的那篇论文(其实是演讲稿)拿出来看了一遍。然后我发现他通篇本质上就是在讲一个 partial evaluator 要怎么写,而我早就自己写过 partial evaluator。其实并不是特别神奇的东西,只需要在普通解释器里面改一两行代码就行,可是有人(比如 Neil Jones)却为此写出了 400 多页的书和大量的论文。
之前提到的 Curry-Howard corresponce 也被很多人奉为神圣,它来自数学家 Haskell Curry 和逻辑学家 W.A. Howard 的一些早期发现。他们发现有些程序和定理的证明之间有对应的关系。然后就有 PL 专家开始走火入魔,说“程序就是证明,程序的类型就是定理”。可是他们却没有发现这个说法没法解释操作系统这种程序,因为它被设计为永远不停地运行,所以不能满足一个证明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而且很多程序被设计出来根本就不是要证明什么定理,它们是被设计来帮人做事情的。所以我觉得“程序就是证明”是很牵强附会的说法,你不能因为有的程序可以用来证明数学定理,就认为所有的程序都是某个定理的证明啊!把那句话反过来,说成“证明就是程序”还差不多。
但从以上的发现,我很高兴的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程序员的价值。很多人瞧不起程序员,把他们蔑称为“码农”,可是程序如果写好了,其实比起那些高深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还要强,因为程序语言其实比数理逻辑还要强。有一位数学家说得好:为了真正深入的理解一个东西,你应该把它写成程序。还有人说,编程只是一门失传的艺术的别名,这门艺术叫做“思考”。我觉得很在理。
再见了,权威们
几经颠簸的求学生涯,让我获得了异常强大的力量。我的力量不仅来自于老师们的教诲,而且在于我自己不懈的追求,因为机会只亲睐有准备的头脑。
曾经 Knuth 是我心中唯一的权威,后来我又屈服于 Cornell 和常青藤联盟的权威和名气。在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受骗之后,我终于把所有的权威们从我的脑子里轰了下去。也许有时候轰得太猛烈了一些,但总的说来是有好处的。不再是我心目中的权威并不等于我鄙视他们或者不尊敬他们。我只是获得了不用膜拜他们,不用跟一群人瞎起哄的自由。我不尊敬的人都是一些自视过高的人或者他们的跟屁虫。一般来说,权威们在我的脑子里失去的只是他们在很多其他人脑子里的那种被膜拜的地位,那种你可以用“XX人说过……”来压倒理性分析的地位。现在他们在我心目中是一群普通的,由蛋白质形成的生物,有好心肠或者坏心眼的,高傲,谦虚或者虚伪的人。我不会自讨苦吃,他们的想法如果真的好,我当然要拿来用,但是没有任何人的东西我是不加批判全盘接受的。我深深地知道接受错误想法的危害性,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都具有批判的思维,不要盲目的接受我说的话。我不喜欢“大神”或者“牛人”这种称呼,我也反感那种自称膜拜我的人,因为正是这种人让权威主义现在横行于世。
美国的权威主义胜于欧洲,但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崇拜权威,而中国才是权威主义的重灾区。像“图灵奖得主XX”这样的称呼,恐怕只有在中国才见得到。所以我希望国内的同学们,不要盲目的崇拜国外的所谓“大师”,“牛校”或者“牛公司”。祝你们早日消灭掉心里的各种权威以及对他们的畏惧心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
后记(关于 IU)
有些人看了我的文章介绍在 IU 的经历,告诉我他们申请了 IU。我觉得有必要免责声明一下:我没想到,也不希望有人因为我的文章而去 IU,YMMV (your mileage may vary)。由于我有所准备,所以对于 Friedman 的教学如鱼得水。很多同学也说学到很多,可是有一些其他人告诉我他们觉得 Friedman 的课他们听起来很吃力,只能说是勉强过关。而且我只介绍了 IU 好的方面,却把不大好的地方一笔带过了。我在 IU 也有很艰难的时候。现在的情况是 Kent Dybvig 已经离开了 IU,加入了 Cisco。他的公司 Cadence Research Systems 和 Chez Scheme 也并入了 Cisco。Dan Friedman 由于年纪原因说不准还带不带学生。最近引进了一些貌似不错的助理教授,但是我跟他们都不熟。我的经验是助理教授一般都会为了研究资金,为了升为正教授而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其他的 CS 方向我都说不准 IU 是什么水平,所以还请同学们自己斟酌。我可以毫无疑问的一点是,IU 有非常美丽的校园,大大的超过清华,北大,Cornell,Stanford,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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