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锐-《我的大学十年》

我要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两句肺腑之言：
一、主动去创造环境，否则你无法设计人生。
二、生活和工作要充满激情，否则你无法体会到淋漓尽致的欢乐与痛苦。
－－林锐 （百度百科对林锐的介绍 ）

写此文使我很为难，一是担心读者误以为我轻浮得现在就开始写自传，二是担心朋友们误以为我得了绝症而早早留下遗作。
不论是落俗套还是不落俗套地评价，我在大学十年里都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并且一直以来我对朋友们和一些低年级的学生们都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这十年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交织着聪明与蠢笨、勤奋与懒散、狂热与怯懦、成功与失败。做对了的事可树立为榜样，做错的事可挂作为警钟。我写下经历与感受，期望以此引导和勉励无数比我年轻的学生们。我资历尚浅，既没有哲学家的深遂，也没有诗人的风华，不足以堂皇地育人，只能讲一些故事以表心愿。
我出生在1973年的春节，属牛，是“牛头”。父母为我起了很好听的名字叫“林锐”。这暗示着上天对我别有用心，将降大任于我，可是这时候上帝去了一趟厕所。天堂与人间的时差如此之大，就在上帝大小便的几分钟内，我混混沌沌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天才因此成为凡人。我小时候生长在浙江黄岩的偏僻山区。父母都是中学教师，由于山区师资缺乏，父母经常要从一个山头调到另一个山头教学。我换读过的小学的数目比我的年龄还大，没有伙伴，也没有家的概念。我就象活在货郎担里的小鸡，缩成一团，在高兴或恐惧时至多“啾”“啾”地叫几声。我在读小学与初中的8年里，既不聪明活泼，也不调皮捣蛋，确切地说象块木头，简直是我名字的反义词。在学习上我没有受过一次表扬，也没有任何值得留念的人或事。唉，无论我现在多么努力都已无法追回失去的8年金色年华，好心痛！
我草草地并且稀里糊涂地在13岁时从初中毕业，无处可去。这下我发慌了，开始渴望学习。我灰溜溜地离开山区，可怜巴巴地到一个比较好的乡下中学重读初三。我勤快得早晨4:30就起来读英语，脑袋似乎也被吓开窍了，“数理化”学得很好，并且生平第一次在物理考试中得了满分。当我“再一次”从初中毕业时，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黄岩中学读高中。
黄岩中学分农村班与城市班，我当然是农民阶级。“阶级区别与歧视”对我是相当有促进作用的。我连任了几年的卫生委员，星期六和星期天同学们习惯地把活留给我，我这小官当得有滋有味。《物理》学得极好，有一种直觉帮我快速准确地解题，常常是老师刚把题目写完我就 出答案来。上物理课时我没法讲废话，因为我一开口就是标准答案。
可惜我的文科成绩极差。那时期盛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年少不懂事，糟踏了学文科的好时光。我写作文的最高目标就是不逃题，考试前我总是反复祈祷：我没干过坏事，保佑我作文不逃题吧！历史考试时填写 “任课老师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乡英勇就义”，比谁的成绩更接近零分。更让我沮丧的是，这些行径都不是我发明的，我顶多是个跟屁虫而已，一点回忆的自豪感都没有。我现在认为文科教育实质是素质教育，如果素质不高，男孩再聪明也难以成大器，当然也难以吸引好女孩。
高考时我语文得了54分（是班里的中上水平），总分只比重点线高十几分。我不敢 考好地方，只好选择内地。选来选去觉得西安与成都两个城市还不错，我拿把尺子在地图上一量，发现我家乡离西安的直线距离较短，于是就选了西安。老师们只听说过西安交通大学比较有名气，但谁也不了解。我以为在西安交通大学是学习开火车、开轮船的，尽管我也很渴望能开车开船，但考虑到自己的身材单小，就忍痛割爱了。我觉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名字很好听，符合我做科学家的梦想，于是就 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 称西电）技术物理系。
上帝精神拌擞地从厕所回来，发现我已经上大学。也许他原先想把我安排在清华或者北大的，但事已至此，干脆也就撒手不管了。他这一偷懒反而是好事，我在读大学的十年中自由发展，成了卓而不群的学生。
刚进西电，首先吸引我的是麻雀和馍。那麻雀滚圆滚圆的，简直是会飞的肉弹。它们不怕人，成堆聚集吵闹，常让我误以为是没有人管教的一群小鸡。那馍又白又大，既不放盐也不放糖，既不象馒头也不象包子。馍凉了后贼硬，据说有同学被楼上扔下的半块馍砸中脑袋，当场长出一个“肉包子”。最好笑的是人们把“馍夹肉 ”叫成“肉夹馍”，那东西实在好吃。
西电原是军校，作风严谨，校园并不华丽，生活有些单调。尽管我来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我的确喜欢西电的粗犷与憨厚。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新生写的很肉麻的赞美西电的大字 ，有一句是“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我不禁笑掉牙。这一笑意味着“大个子欺负小个子”历 史的结束，“小个子欺负大个子”新纪元的开始。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刚好碰上美国打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那时全国都在谈电子战，我们全校都是研究电子的，而且以军事应用为主。在那种气氛里，同学们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并且被鼓动得信心十足。
一日，系主任视察早读，偏偏有同学迟到。系主任喝问：“你为什么迟到了“因为我来迟了，”同学毫不含糊地回答，昂然入座。那时候的学生充满了理由。
我在班里年龄小个子也小，上课时就象猩猩堆里的猴子那么显眼。由于我们是物理系学生，第一学期的《普通物理》课程就显得非常重要。系副主任给我们上课， 他长得象叶利钦，口若悬河，板书极快。象在高中上物理课那样，我常在“叶利钦”刚写完题目时就 出答案。开头几次，“叶利钦”满脸疑狐地扫视我们，好像是要抓住拔掉他自行车气门芯的那个捣蛋鬼。后来他在第一排发现了我，我俩乐得裂了嘴。课间休息时，“叶利钦”常坐在我旁边，乘他给同学们答疑时，我就用笔拔弄他硕大无比的手指，在他指甲上涂点什么。
在第一学年，我就象乱草丛中的野花那样脱颖而出，倍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就在我光荣到感觉屁股都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发现了令我胆战心惊的学习缺陷——不会做实验。一进实验室，我就束手无策，浑身发抖。我相信大一的学生们都有虚荣心，为了维护“最聪明”这个荣耀，我完全可以掩盖、躲避甚至偷偷地弥补实验能力的不足。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为了对抗虚荣的引诱，我夸大其辞地把“缺陷”告诉每一个我认识的人，让我没有机会欺骗自己。

聪明的人并不见得都有智慧，他可能缺乏“真实” 这种品质。虽然我是在硕士毕业的时候才立下誓言——“做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但我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真实”，我必定一生保持。

第一年暑假回家，得到一个惊喜：家里竟然有了电路实验室！因为我常在信中鼓吹自己实验能力何等之差，“长此以往，下场将极为悲惨”。父母经不起这种“恐吓 ”，当英语教师的父亲将半年的工资连同“私有财产”全部捐出，每周到很远的商品交易市场购买电子元件以及器材，在家里建立了实验室。父亲很威严，我从小就怕他，但那个暑假我一点也不怕他。我们一起做实验，都从零学起，话不投机就用电烙铁“交流”，完全是同事关系。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计算机，家里的实验室就由父亲独掌，继续发扬光大。现在父亲修理电器的水平在家乡远近闻名，学生们都忘了他是英语教师。
母亲是数学教师，年轻时略有姿色，智力远胜我父亲。当她与他在山头的学校里相遇时，他一顿热情洋溢的饭菜就把她缴械了。我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家就象一条飘荡的小船，父亲划桨，母亲掌舵。当我6岁上学时，母亲就说：“儿子啊，你将来只能靠笔吃饭而不能靠锄头吃饭。”小时候，母亲怕我变狡诈而不允许我学下棋。尽管我在大学里已经相当出色，母亲来信总不忘叮嘱“德智体全面发展”。她常用独特的方式检查我：
（1）看我是否变胖。如果我胖了，表明我懒了。因为勤奋的人没有理由变胖。
（2）看我说话是否还快。如果我说话慢条斯理，表明我变笨了。因为脑子灵活的人没有理由说话不快。
我读博士研究生时，母亲的眉头才舒开。她经常在师生中发表自由言论：“儿子的智力与性格完全是我遗传的，他爸毫无半点功劳。”
本科第三学期的主要课程是电路分析。电路题目常常很滑稽，当你满头大汗地解完方程式时，答案往往是零。我归纳了不少公式用于简化计算，所以照样能在老师画完电路图时 出答案。学习是如此的轻松以致于我有太多的课余时间。在课余我常做两件有意思的事：
（1）我为学习较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给他们讲课，改作业，出考题。我就象老母鸡那样看护着一群小鸡，使班长、学习委员等班干部形同虚设。我这样做既提高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又帮助了同学。这事不是老师叫我干的，是我自己的主意。
（2）我经常在宿舍里焊接电子线路，技艺渐精。我曾花了两天时间，把磁带盒做成能发声、发光的精美礼物，乐颠颠地送给一个女孩子。可惜不久后我迷上了计算机，从此再也没亲手做过好玩的东西。
上大学以前我根本没见过计算机。在第四学期时我遇到了十年来最敬爱的老师周维真，从而对编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教我们Fortran语言，Fortran语言本身对我没有影响，影响我的是周老师高尚的师德以及他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敬业精神。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很多计算机系老师改作业时喜欢打“√”或打“×”了事。周老师不仅把作业里的错误都找出来，而且逐一评注“好在哪里”和“差在哪里”。为了不让周老师过于劳累，全系同学有一个约定：上课时不准吵闹，否则别来；作业必须清楚，否则别交；提的问题必须有质量，否则闭嘴。
Fortran语言期末考试，我的卷面成绩是97分，有个女同学考了99分。我当时官为课代表，想不到被一个女生超过，甚为沮丧。可是 到系里的成绩单上，我的成绩是99分，那个女同学是97分。我以为周老师搞错了，跑去问他。周老师笑笑说：“你平时的学习表现，该得满分。不能因为考试中的一个失误而打击你的积极性，所以给你加２分作为鼓励。而她一上机就束手无策，要让她知道考试成绩高并不表示已经学好了，扣她2分以示警告。你本来就是第一名。”这时又 跑来一个“查”成绩的同学，他得了59分，哀求周老师让他及格。周老师说：“你的试卷我看了好几遍，的的确确是59分。而你平时的学习表现也不会超过59 分。这一分不能加，否则我会害你一生。”在我这一级（90级），周老师至少为技术物理系教出两名软件高手——我和马佩军。我和马佩军读到硕士时已在软件方面雄霸西电，计算机系学生毫无翻身之望。由于马佩军不好名利，风头让我一人独得。我离开西电数年后，余威尚在。可惜我和周老师相处不到一年，他便调到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然而师恩的厚薄不在于时间长短，好的老师会让人想念、感激一辈子。
在上大学的前三个学期，学习如同表演，有趣而且轻松。自从第四学期学习了计算机课程，我就有了新的追求，我多么渴望拥有一台计算机，可以天天编程。如果挨一个巴掌能换取一分钟上机时间的话，我愿意每天挨1440个巴掌。如果非得加上一个期限不可，我希望是一万年。
我本科的专业是半导体物理，一二年级由系里负责教学，三四年级由微电子所负责教学。在第四学期末，我央求系里把我推荐到微电子所参加科研，贾新章教授“收留”了我。我踏进微电子所的那一脚，让我从纯粹学习转向了科研，从“高分低能”转向了“低分高能”。我终于有了一台286电脑，那个暑假我就睡在实验室里，时时刻刻守着它，深夜里我一个人冲着它发笑，一会儿盖上布，一会儿掀开布，一会儿摸摸它的“脸”，一会儿理理它的“辨子”。我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设 计一个“立方运算”的模拟电路，并且学会了C语言。
西电有个好传统，每年冬季举办一次全校性的“星火杯”学生科技作品竞赛。每届都有六七百件作品展示，低年级的学生看后无不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我很希望能独立开发一套软件，参加本届“星火杯”竞赛。贾新章老师是研究集成电路可靠性的，见我如此热切，就让我开发“集成电路可靠性分析软件”。

我开始一边研究数值算法，一边设计软件。从炎热的8月份到发冷的十一月，几乎天天通宵编程，程序很快增长到一万多行。在离竞赛还剩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不仅程序老是出错误，而且发现原先的算法并不有效。此时已经没人能够“救”我。贾老师不会编程，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程序上还是出在算法上（实质上两者都有问题）。而那些懂软件开发的年青教师，实在看不明白我的上万行程序是如何组织的。他们只能悲伤地看着我挣扎。由于我经常逃课，好学生变成了坏学生。系里意见极大，贾老师十分为难。不少老师和同学劝我赶紧“改邪归正”，放弃项目，不值得因小失大。当时我有个无法动摇的信念：如果放弃一次，那么碰到下一个挫折时我就会继续放弃；如果坚持而成功，那么碰到下一个挑战时我会激励自己再取成功。

我要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两句肺腑之言：
一、主动去创造环境，否则你无法设计人生。
二、生活和工作要充满激情，否则你无法体会到淋漓尽致的欢乐与痛苦。
如果我碰到上帝，只会对他说一句话：“你上厕所去吧。”

《大学十年》后记

2000年7月份，我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后到上海贝尔有限公司工作。从2000年8月至2001年底，大约一年半时间，我在 络应用事业部从事软件工程与CMM的研究与推广工作。从2002年初至今，我调到公司总部从事企业研发管理的研究。

我在上海贝尔没有发财，没有当官，那么工作近两年来我都在做些什么呢

我在心平气和、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我读本科的专业是半导体物理，硕士专业是集成电路，博士专业是计算机图形学。十年之内我换了三个专业，哪一个专业都没有学精通。我觉得自己在软件工程方面有些悟性，可是没有当成专业来系统地学习。所以博士毕业时，除了有点虚名外，我的确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

如今大学里的博士、教授中“水货很多”，我不幸是其中之一。象我这样的好苗子沦落为“水货”，是中国大学学术、堕落的恶果。

在公司里，很多员工恭谨地叫我“林博士”，甚至还有年轻人特意来看看我这个“好榜样”。虽然我也爱慕虚荣，可是良心未泯，彼时我哪有博士的真才实学，多么羞耻啊。

刚到公司时，我有两类工作可选择：一是开发产品，二是研究并解决企业存在的软件工程问题。

我在开发产品方面比绝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和员工们有经验，当项目经理可谓熟能生巧。软件工程则是我的研究兴趣。前者可能会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后者能提高自己的学问。

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趁着自己还年轻，赶紧好好做学问，弥补读博士期间浪费的三年青春，让自己有真才实学。

在企业里做学问与高校里很不一样。如今学校里的学者们越来越浮躁，聪明才智大多建立在“纸上谈兵”之上，做学问变成了造文章。

而企业特别讲究“务实”，所有的工作围绕一个目标：努力让企业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

我在公司里没有象在学校里那么“兴风作浪”，日子过得很简单，不停地调研、写规范和培训。就象少林寺藏经阁里的修练者。上海贝尔提供了一流的软件工程研究与实践环境（不是现成的，是争取来的，这就是我信奉的“创造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只要人不笨，认真工作，谁都能成为软件工程专家。

在博士毕业前，我写了一本薄薄的书叫《软件工程思想》。这本书与《大学十年》一样在 上流传，我曾经自鸣得意。最近我要出版一些研究成果，便重新阅读了那本《软件工程思想》。发现此书真的是彻底地“纸上谈兵”，不仅对企业毫无用处，并且会误导读者。

我真是悲喜交加，悲的是和我同类的一大批“假博士”长期干些“自欺欺人”的研究工作，浪费生命并且浪费国家财产。喜的是我终于跳出了虚假学术的火炕。我不敢说现在自己的水平有多高，但至少能够拿出一些对企业有价值的东西来。

我在公司是一名自由自在的软件工程专家，公司待我不薄。如果不给自己一些事业上的压力，人很容易在安逸中堕落。我的目标是创作出可以与Rational公司RUP相媲美的软件过程规范，并且开发出物美价廉的适合于中国IT企业的项目管理软件。

2 基于CMMI 3级的软件过程改进方法与规范，称之为精简并行过程（Simplified Parallel Process, SPP）。

2 一系列培训教材，包括软件工程、项目管理、高质量编程等。

2 基于Web的项目管理工具，包括项目计划、项目监控、质量管理、配置管理、需求管理等功能，命名为Future。

以我们研究小组的实力本来是可以顺利完成SPIS的。但遗憾的是，SPIS不是公司产品发展战略范畴之内的东西，不能作为正式项目开发，我的组员们都被分配了其它的任务。我只能在公司之外组织一些朋友共同开发SPIS。虽然困难很大，但是工作很有意义，很鼓舞人。

我依然相信“创造性的事业要靠激情来推动”。希望在今后的一年内，我能结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把事业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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