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全球化已渐成大势

近年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思潮泛起，新的全球风险凸显，世界经济增长及全球化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努力，受到国际 会的广泛关注、赞许和参与。

在此背景下，国际金融论坛(IFF)日前在广州举办第15届全球年会，探讨新全球化的未来之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际金融论坛现任主席、中国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欧洲50集团主席、法国前财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新西兰前总理詹妮?希普利，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等200多位中外嘉宾出席了本届年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向年会发去视频。东道主中国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广东省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广东省广州市南沙新区管委会主任蔡朝林出席本届年会，并参与研讨。

会议围绕主题，探讨新全球化时代未来发展方向、世界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如何化解危机，与合作发展之道。与会专家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进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渐成世界趋势，全球所向。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独立的，非盈利、非官方国际化论坛组织，由中国政府部门、联合国系统机构、相关国际组织、全球金融机构和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2003年10月创立于中国北京。

渐成趋势：走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全球化

当前全球化倒退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峻挑战，但是，来自国内外的与会嘉宾对走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全球化充满信心。

全球化处于变革的关键节点：前进VS倒退

全球化是 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昔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动力已成为主要阻力和威胁。IFF理事、菲律宾众议院众议长、前总统阿罗约说，以1944年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开端，特别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全球化进程迅猛推进，深刻影响了人类 会发展格局。但过去几年，美国和部分欧洲地区出现了新兴的反全球化和反开放的情绪，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一些悲观主义者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结束。

原因何在？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原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认为，过去的全球化无论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都对人类 会带来了许多益处，但这种益处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不仅体现在各个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各国内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基础并不稳固， 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加剧，导致保护主义抬头。

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补充到，尽管过去的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增长，但同时加剧了不平等，经济财富的集中越来越加剧，发达国家企业搬去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导致其内部工人利益受损。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创建传统全球化规则的发达经济体实力相对下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40%左右。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着全球化倒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女士表示，因为贸易摩擦，以及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质疑，让全球经济受到了众多威胁。

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说，当前全球处于一个很特别的时刻，过去的机制已经失灵，但新的框架、新的秩序还未到来，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需要决定是要一个开放的、有规则的环境，还是要一个狭窄的、封闭的环境。这种不确定性催生了企业界和投资界的疑虑，这也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

IFF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谈到，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危害在2018年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不仅危害了多年来形成的全球供应链，还冲击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使其面临停摆威胁。

走向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渐成趋势

IFF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谈到，尽管各国内部目标存在差异，但都要通过合作，而不是拆台来实现共同进步。世界已经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日益增多，人类要走向繁荣必须拥抱全球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有更多的竞争，更高的生产力，更活跃的创新动力。” 阿齐兹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走向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渐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去全球化的过程越长，带来的损害就会越大。韩升洙呼吁，各国领导人需要重新找到智慧和勇气，来扭转倒退进程。慕尼黑需要有新的多边主义，全球需要各国领导人之间更多的合作。

美国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主席特别顾问哈利?赛亚丁表示，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企业所受的损失比中国企业大，而且贸易摩擦对双方肯定是都没好处的，双方应该通过合作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发起或进一步扩大贸易战。

全球化有其后面的动因和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不是因为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导致的。巴罗佐表示，尽管欧洲有些人不愿意进一步全球化，但欧洲总体上不愿意看到全球化倒退，世界再退回冷战时期对欧洲不好，对人类都不好。全球需要顶层设计和机制框架。“建立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并尊重和执行的治理框架是必须的”，巴罗佐强调。他还认为，应该支持联合国、世贸组织（WTO）等所有多边机构发挥作用，建立包括交通、能源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并促进互联互通，让世界连接得更加紧密。“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不能忘记帮助和支持那些欠发达国家，巴罗佐说。

IFF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认为，与传统的全球化相比，当前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包括新兴市场出现，与投资相关的储蓄从过去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转向储蓄率高的新兴市场和亚洲国家，技术进步促进信息流动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及制度逐渐有所改进，以及联手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必须内容。在旧有的全球化基础上，新型全球化重点可能发生一些转移，开辟新的领域，也逐渐创造新的规则，形成新的共识。新型全球化最根本的出发点是经济中的合作、交流、互补，体现的是贸易与投资活动。同时它也面向于全球共同富裕，通过全球之间的资源配置的优化，通过分工合作，使得各国都能够受益。特别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会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收益，使全球的发展更加平衡、更加美好、更加强劲有力。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

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具体行动参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经同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已经落地生根。

周小川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新型全球化规则制定。“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全球化范围、重点发生变化，这将促进相关规则制定，不过当前还处于初始阶段，未来可能会在WTO改革和其他多边机构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加强。

阿齐兹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球合作标准，我希望这个标准能够获得世界各国的采纳。巴基斯坦已经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益，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项目开展。巴基斯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Ashfaque Hasan Khan谈到，中国哲学说，一方的繁荣要靠邻里的繁荣，不能剥夺别人，让别人贫穷自己繁荣，“一带一路”就是与人为善、共同繁荣。

阿罗约谈到，“一带一路”建设为新型全球化提供硬件基础。新型全球化不仅需要软件，即一个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繁荣的框架，还需要支撑贸易和投资繁荣的基础设施“硬件”，这正好是一带一路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中国的成功不是西方模式，而是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 会主义。新型全球化将会更加包容，不会由西方一方主导，“一带一路”可以理解为全球化2020。

尼日利亚驻广州总领事Shakirudeen Adewale Oloko说，“一带一路”对尼日利亚和非洲来说，是一种发展战略，希望在传统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加剧问题上带来突破，以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实现共享繁荣和普惠的全球化。不过欧洲非常分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为一些国家提供投资机会、赢得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有担心中国可能会借此加强在欧洲的影响力，影响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的平衡。

根据IFF与英国《中央银行》杂志向30个沿线国家中央银行的问卷调查，63%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本国发展极其重要、甚至认为是千载难逢机遇，所有受访者均支持“一带一路”项目贯彻合理的道德标准和透明原则。

走向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海拥抱世界

粤港澳大湾区肩负重任，未来有望打造成一个集科技湾区、金融湾区以及产业湾区于一体的综合湾区，成为超过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及日本东京湾区等世界上其他三个湾区的全球第一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世界三大湾区功能的综合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2018年8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对此，国际金融论坛副主席、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表示深受鼓舞，对香港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很有信心。

粤港澳大湾区将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扮演引领作用。摩根斯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支持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或缺，其中很关键一点就是充分发挥聚集效应和外溢效应的城市群战略。与国际相比，中国的城市群发展具有“大、快、活”三大优势。“大”是指人口规模大，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高人口密度有望给产业布局、劳动力市场和服务业扩张提供充裕空间。“快”是指互联互通快，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全的高铁 。“活”是指政府支持政策灵活，允许差异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聚合效应少有，在中国主要城市群中最具优势，有望打造成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

“粤港澳大湾区的功能将是世界其他三大湾区功能的综合”，梁锦松谈到。湾区经济非常重要，全球约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目前，世界知名的有三大湾区，它们分别是：以现代金融为核心的纽约湾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旧金山湾区和以现代制造为核心的东京湾区。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蔡朝林谈到，“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市场容量最大，产业体系最为完善”。粤港澳地区有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基地，它们分布于多个珠三角城市,IT创新（深圳）、金融（香港、深圳、广州）、专业服务（香港）、休闲娱乐（澳门和珠海），以及航运（整个区域）。梁锦松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城市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功能应该是三大湾区的综合，有望打造成一个集科技湾区、金融湾区以及产业湾区于一体的综合湾区。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赵晓斌说，制造业是中国的命门，当前中国面临现代制造业的升级转型，粤港澳大湾区的首要战略定位应是制造业，其次才是支持创新和增长的科技、金融。

“到2030年大湾区人口有望达8800万，GDP规模或上升至近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湾区。”邢自强预计。

粤港澳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创新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纵观全球主要湾区的发展，金融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引擎作用。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以金融为纽带，分别形成了金融+服务、金融+科技、金融+产业为特色的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和发展模式。亚洲金融智库《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 告》指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空间分布已经逐步从香港的一城独秀发展到以香港、深圳和广州为核心集聚区的中心+外围结构。梁锦松说，需要思考香港、深圳、广州在金融方面如何错位互补。

中国证券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安青松谈到，投资银行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融通资金需求、促进资本形成、推动企业并购、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科技创新、引导风险管理等作用。对标国际一流投资银行，我国投资银行处于发展初级阶段，资产规模偏小，业务模式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创造价值能力不足，缺乏复杂的、专业的解决资产配置能力，没有实现基于核心能力的差异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内地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连接的关键区域，以及其独有的“一国两制”的三套监管体系的发展环境，为中国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投资银行能力建设，在金融业态发展程度多样化的多层次结构中，加强投资银行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少波建议，粤港澳大湾区要着力打造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风投创投中心，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并且，要顺应越来越强烈的财富管理需求，着力打造全球的财富管理中心；把握金融科技趋势，着力打造金融科技中心；着力打造金融监管合作和不同监管体系融合的试验区。

“人民币国际化必将是粤港澳大湾区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枢纽的一个核心内容。”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周诚君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具有优势，香港已经有了全球最好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基础设施，广东的相关基础设施也需相应配合跟上。

在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天然优势，可以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金融服务基地。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罗扬说，广东是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拥有大量优质高端的科技制造业企业，可借助在行业内深耕多年的专业化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产业投资人的作用。香港作为资本市场资金量巨大、金融服务功能全面的地区，是能够扮演“一带一路”大型项目金融媒介服务和资金池的角色的。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沟通和合作的桥梁，有利于资金方更好地了解来自葡语国家的项目，也能够一定程度上为项目提供征信支持。

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王沅认为，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要促进可持续融资，注重绿色金融。要尽可能地让企业和市场主体在“一带一路”的每一笔投资都是贯彻ESG原则的，即是尊重环境的、讲 会责任的、基于良好公司治理的。要提高透明度，如果对哪个项目进行融资，要向世界银行一样用国际竞争性投标的方式来承保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关键在于互融互通

欧洲区域经济整合有五个经验：领导力强、决策一致、产业互补、市场配置资源、持续扩大的内外部需求。罗兰贝格亚洲区联席主席戴璞说，从欧洲的角度看，区域经济整合是不容易的，有很多的障碍，不仅要有政策上的支持，要有计划，还要有运气，还需要市场的自由力量，也要在不同的区域内有分工。莱茵河三角洲的成功，不仅有协调的发展，而且还有企业的驱动力，背后也有政府的支持，但是主要由大的旗舰公司和企业所推动。东德和西德的整合成功，有政府的积极参与，有很好的规划，当然也要促进自由市场发挥作用，而且要进行非常痛苦的重组工作。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处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背景下，如何最大限度地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效便捷融通，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关键。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院长陆军谈到，大湾区已经讲了好几年，现在应该进一步加快，让湾区互融互通，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胆子还不够大。要踏踏实实进一步推进大湾区之间的互融互通，深耕细作，为大湾区内部的深度融合创造条件。

蔡朝林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解决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统筹规划三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互联互通。现在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建设，2018年9月广深港高铁开通，不过这还远远不够。而且，互联互通绝不仅仅是交通基础设施，其核心和关键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如何有序自由流动。从便利度看，现在人流、物流便利度越来越高，资金流还不够，信息流最薄弱。其次是协同发展。11个城市各有优势、各有特点，怎样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又有序竞争。三是统筹规划。需要发挥中央政府、省市各级政府的作用，拧成一股绳，加速发展。

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也谈到，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中最重要的是香港、深圳和广州，三个城市经济规模不相上下，需要使他们形成一种合作的力量，而不是一种竞争的、排斥的力量。

此外，梁锦松还提出，大湾区发展需重视引进全球人才。全球三大湾区，除东京湾区外，其他两个湾区的国际人才比例都很高。需要思考如何改善生活环境，让来自全球的人才能够落户。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尼古拉斯?霍普对此表示赞同。“为什么硅谷、波士顿等地区蓬勃发展，第一是人才”,霍普主任强调。

孙时联 熊柴

新华 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