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我所熟悉的詹桥镇的“文青”们

一、梦境中的山区“边城”——詹桥镇

詹桥公 是临湘县东南边陲的山区小镇，西连本县的贺畈公 ，东接湖北省通城县的北港镇，虽然距离通城县城只有四十多里地，距离本县县城却有九十多里路，一条连接临湘县城、桃林、贺畈、詹桥、北港和通城县城的砂石公路，穿梭在“群山峻岭”中，蜿蜒曲折、崎岖难行，最狭窄的弯道处仅能走一辆车，一边是高墙，一边是沟壑，以至于从县城到詹桥的班车来回一次需要近6个小时，一天只能往返一趟。所以，詹桥公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多多少少总是与“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联系下来，从而使得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除了部分是本地的居民外，其他的几乎都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平民，给人总能一种“发配充军”的感受。

詹桥小镇虽然远避县城，且山路崎岖，在经过了九曲十八弯后，你看到的小镇面貌也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后的“豁然开朗”，甚至如临“桃花源”般的意境。詹桥公 如所有公 所在地一样，镇政府管理的所有民生机构一应俱全，政府、银行、医院、学校、邮局、粮站、车站、商店、饭馆、旅馆和肉食站等遍布镇政府所在地，其中最大的占地也是最广的单位，仍然是占据了小镇大部分黄金场地的，与平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经销和管理各种农副产品及民众生活的农村商业合作 ，即供销 。所以虽然小镇的地域长不过数千米，宽不过几百米，但每日来此交易走动和串门的人们还是较多的，街面上经常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片热闹祥和的氛围。

詹桥小镇主要由一条长街组成，公 办公楼位于街面中央的纵深高处，并由一条不算宽大的小路从高处向下延伸，直接横连着贯穿小镇街面东西走向的那条较宽的公路。在这条不怎么宽的小路两边分别分布着邮局、医院、银行和供销 的标志性建筑，是小镇的核心区域。供销 的大部分商业铺面，则鳞次栉比地安插在街道公路一边的黄金地段间。街道的另一边则是一排低矮的用树木和竹席临时搭建起来的，专门经营南北杂货和生活用品的几十家私人简易店铺，店铺的主人是那些乘改革开放的春风，积极响应党的 召，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下海能人，他们中不乏詹桥公 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万元户较多，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正是由于这片简易临时的铺面存在，为詹桥小镇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添加了浓重的一笔。

这片临时铺面的背后，便是穿越詹桥街道的一条从西向东流淌的宽不过数米、深不过数尺的流砂小河。小河中虽然河水清澈见底，但河水中尽显黄砂，是远处高山上因远近民众为了发家致富，乱挖乱采那些没有集采价值的零星矿床后，造成的水土流失的结果，所以河床中没有水草，没有鱼虾，没有任何生命气习。小河的另一边是一片面积不小的开阔平原，在平原上的大片农田中，除了那条并不长的且早已萧条衰落的詹桥老街和建设较早并有些破败的詹桥小学外，还星星点点地坐落了几处农家小院和稀疏村庄。清晨远眺，但见炊烟袅袅、鸡鸣阵阵，一片生气盎然的农家气氛。跨过这片辽阔的农田，远处便是一些高低不齐的丘陵山包，这是一片典型的南方地貌，小山包一个连着一个，小树丛一层接上一层，绿草茵茵、逶迤连绵、起伏远逝。

詹桥中学位于詹桥街道的西边，而学校的西边则是又一大片农田，农田那边的远处则有一个孤独较大的院落叠立着，那是詹桥镇为数不多的乡镇企业之一——詹桥磁厂，再远处，同样是点缀的村落和绵延丘陵。学校的东面是一条上山的小路，小路的东边是一排临街搭建的，显得有些歪歪倒倒的旧式木质二层小楼，这些旧式典型的店铺，现在是詹桥供销 的旅店、饭馆和南货小店等。这排木建筑的后面，便是供销 主要生活区的一个大院，其中同样有一排老式木楼，木楼上面是供销 青年职工的集体宿舍，楼下是供销 的职工食堂，大院里存放着单位的一些杂七杂八的物品。走过这片旧区，便是詹桥街道的中心地段，都是一些解放以后新建的楼群。显然，詹桥中学虽然是建在小街之旁，但随时都可以感受到来自街道中心的“繁华”，方便老师和学生到街上来消费与“观光”，学习时还不易受到小镇街道的嘈杂影响。

1980年11月，我从岳阳师专毕业后，被县教育局分配到詹桥中学任教。三年前的1977年11月，已经有了知青下放三年工龄的我，一边在大队农科队劳动，一边着手准备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虽然那里的我还是一位农民，但我下放的公 却位于县城脚下，距离县城的家也就五里之遥，就是空余时间随时徒步回家，也只需要几十分钟。三年后的1980年11月，虽然我已经是大专毕业后的中学老师了，但我正式参加工作岗位的地方，却是距离县城有九十多里之远的边陲小镇，就是坐公交班车回家一次，也需要一天的时间应付，以至于我一个学期才能回家一次。

初到詹桥时，远离家里带来的落魄，心里经常流露出一些不满与怨恨，甚至会将这些不满与怨恨，点燃一些无名之火发泄到学校领导身上。工作一段时间后，小镇和学校的包容、大度和关怀，尤其是学校的老师和领导，经常到我的小屋里来问寒问暖，使我逐渐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就漫漫地“爱”上了这个地方。

詹桥小镇注定是我漫长人生征途中的一座重要驿站，虽然我在这里只工作和生活了将近两年，从1980年的11月到1982年的9月，但这里不仅留下我充满活力的青春身影，还留下我人生最灿烂时光中的不尽回忆。因为我在詹桥中学结识了一群当年的时髦文青，他们有的是学校老师，有的是供销 员工。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些为了实现自己文学梦想奋斗的人们，将自己所有的休息时间，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地伏案在三尺桌面，勤耕在方寸格之间。

这就是詹桥公 ，湘北临湘县的山区“边城”，由于路途遥远坎坷，从这里到县城一次走一趟，还没有到邻近湖北省的通城县城方便快捷。

这就是詹桥公 ，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处女地”，虽然镇上的人口只有上千，但它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氛围却影响熏陶了我，并使我成长壮大。

留在脑海中梦幻一般的詹桥小镇，已经远离我约四十年了，青丝已经覆霜，稚嫩早就不在，詹桥小镇物非人非，但留在脑海中的小镇模样一点也没有改变。只要我翻看那时留下的旧照，不管是有意无意，我的思绪就会回到那魂牵梦绕的昨天，追思那里的一草一木，浮现在那里结识的每一张熟悉的脸庞，想念涂南京校长、彭泽光主任、谢湘谦老师、李开北老师、……，想念我当过班主任的那几个班级，和那些不懈世事的初中学生，更想念人生无法回避的我在那里曾经发生的初恋经历。

下面左边照片中，在我背后的小山包，是正对着詹桥中学三层教学大楼的詹桥名山——鸡公山，该山在詹桥之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山上至今还留有当年战争时留下的战壕和少量遗物。初到詹桥的那段时间，我还在学生的陪同和向导下，专程去山上踏青走过，既怀缅了先人，又聆听了学生讲的那些不凡故事。

下面右边照片中，在我背后的楼房，是四合院式詹桥中学中唯一可圈可点，用来装点门面，并位于南边的正面教学大楼，它的中间是三层，两边是二层，是一个品字结构。刚来学校时我就住在东边二楼，房间的窗户很大，学校前面的田野村庄可以一览无余。四合院的东、西、北三面是三排旧式平房，所有房间由回廊连接。

二、有成就的文学青年——谢湘谦

之所以说谢湘谦老师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青年，是因为来到詹桥中学后不久，我就听以青年老师李明晃说过，作为当年学校团支部书记的谢老师，那年他响应省团委 召，参加了一期由省团委在全省发动和组织的文学创作竞赛征文活动，并有幸在这次活动中，获得了省团委征文活动委员会颁发的大奖，征文也被刊发在省委出版的相关专刊上，从而成就了谢老师在詹桥文学创作领域的地位。

真的不要小看这个由省团委颁发的奖励。且不说全省至少有上百所中学，就是其他行政机关的文案工作人员也有不少，特别是在省市县中还有许多大学和文学团体，其中的专业创作人员也不是一个少数。一个边陲小镇的中学老师，能够在这个人才辈出、群雄林立的文学海洋中，以一篇文章一鸣惊人、脱颖而出，可不是百里挑一那么简单，至少也是千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

所以，我们说年轻的谢老师在文学领域已有成就，一点也没有夸张。

更加奇怪的是，也可能也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事，这位小有成就的文青老师，居然是詹桥中学的化学老师。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普通中学老师，能够在文学创作上搞出点名堂已是不易，何况还是一个理工男呢？

然而谢老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并非偶然，与他对文学的狂热爱好和在文学创作路上的孜孜以求是分不开的，因为我比较了解他！

我之所以能够了解谢老师，并不是因为他与我同校执教，同为理科老师，并成为了言语不多，却又惺惺相惜的好朋友，而是因为谢老师是我一墙之隔的邻居，多少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因，因为了解一个是可以通过许多渠道的。

1981年我从学校前面的教学大楼二楼东边的宿舍中，搬到了下面东侧平房区中央的一间较小的宿舍中，宿舍小是因为它是夹在两个教室之间的专用老师住房，在这间老师住房的中间还加了一道约两米高的隔墙，将一间较大的住房隔成了两个单间，前面这个单间的房门和窗户面向走廊向外开放，后面这个单间的房门则开在右边教室的后面，进出宿舍必须经过这间教室的后面，因为担心影响班里的学生，很少有老师和学生在上课或课余时间一般都很少走进这间小房。

我住在前面这间宿舍中，它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正方形房间，因为门窗都是向走廊开放，四合院式校院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可以一目了然，视野开阔、空气新鲜，还比较热闹。谢老师住在后面这间宿舍中，面积比我的住房稍大一些，是一个长方形结构，不仅房门开在教室内，窗户还开在四合院校院的后背，且窗外正好对着一条长满了树木和野草的避静上坡小路，因而只能整日将其关闭，整个房间里少有阳光、空气也不易流动，总显得有些昏暗潮湿，不是一间宜居小房。

其实，在我搬进前面这间宿舍前，谢老师就已经住在后面的这间宿舍里了，谢老师完全有机会优先选择前面这间条件较好的住房。谢老师之所以避好就差，甚至是有意选择这间并不为大多数老师看好的房间，我想可能是他的有意而为之。这间住房对一个普通老师来讲，可能环境差强人意，居住条件并不算好，但对于谢老师而言，这间宿舍的安静和不易被打扰，可能正是他要选择的原因，或者说更加适合他专门选择居住的标准。

由于我们是前后邻居，在詹桥中学的两年中，我曾经专门走进谢老师房间与他联络感情，交谈过几次，但因他话语不多，又似有隐情，几次交往后，我也就没有再次进过他的房间了。我想，学校的其他老师走进谢老师房间的次数可能也不会太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谢老师更喜欢安静。

当年的谢老师，可能只有三十来岁，中等个子，有点偏胖。由于皮肤白晰，性格内向安静，且少言寡语，也不怎么与老师和学生交流，总能给人一点“孤傲”的感觉。加上他戴着一付近视眼镜，在边陲小镇中学这群“土地土气”，又不修边幅的普通老师中，只有他能显示出一种知识分子典型的儒雅风度。

谢老师有一个三到四岁的漂亮女儿，小孩聪明伶俐，十分可爱，应该是老师和学生们喜欢接近逗乐的小宝宝，但我只见过谢老师带着女儿来过学校几次。谢老师的妻子个子高挑，相貌俊美，但与谢老师一样也有点“孤傲”，印象中就是一个十足的“冷美人”，我在学校只见过她一次，而且还是那种擦肩而过的一瞥。

在小小的詹桥中学，刚开始我还住在前面的教学大楼中的二楼上面时，由于谢老师总是深入简出，他的家人在学校里露面的次数又非常少，以至于谢老师和他的家人对于我来讲，多少还有点神秘感和陌生感。如果不是后来我搬了下来，并与谢老师成了前后邻居，我可能还真的不了解他，甚至有可能不认识他。

在深入了解谢老师后，我才发现他们一家还与我多少有些缘分。因为早在五里牌镇我还是童年的时代，我就与谢老师的一家做过前后邻居，同样是我家住在前面，他家住在后面，不同的是我家是一橦自建的比较低矮、丑陋、简单的土坯泥房，他家却是一排由单位专门建设的，用砖墙水泥与石灰结构建设，并有回廊的集体宿舍，几间住房非常漂亮，因为他的父亲当时是我们县里某个单位的主要领导。

儿时的我经常见到谢老师的父亲和他的妹妹，但唯独没有见过他，或者说记忆中没有他的印象。可能在他青年时就早已离开了自己的家，走进了 会，且回家的日子较少，也可能由于他要大我几岁，在一个孩童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大哥，因而也就很少关注他的行踪。但谢老师的模样与他的父亲和他的妹妹非常相似，而且他们的长相都比较特别，易于区分，仅从这一点我就能够判断出他们原来是一家人。

谢老师房间里的家具非常简单，除了学校安排的一张简易木床、一张普通书桌和一把靠背木椅外，再就是一个小煤油炉，一个饭锅、菜锅和几付碗筷，另外还有一个小木凳，以及桌子上零乱放置的化学教科书、学生作业和一些小说杂志等。

我发现，谢老师虽然很少在学校食堂吃饭，但几乎每晚都住在学校分配给他的居住条件并不是很好的与我为邻的这间宿舍里。谢老师不是班主任，课余时间相对较多，但除了上课他需要在校内走动，回家吃饭必须在校外穿梭外，只要有空他都是一人独自猫在自己的这间宿舍里安静得如无人一般，他的行踪几乎总是在教室、宿舍和家庭三点之间活动。

在詹桥中学的两年中，我虽然没有看到过谢老师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也没有机会拜读过他在省团委参赛获奖的文章，但却目睹了谢老师在文学创作路上的疯狂付出。

1981年我已经23岁了，初中教学工作对于我来讲并不算繁重。但由于我比较喜欢看书学习，弹琴、画图、写字的爱好也比较多，一般都会工作玩耍到晚上11点多钟才上床睡觉。可是，在大多数的夜晚里，在我睡了一觉并重新醒来时，在夜深人静中我还能听到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的“嚓嚓”书写声，甚至还能听到几声轻微的咳嗽声，这是谢老师在搞文学创作。可以确定，谢老师几乎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都在自己这间阴暗潮湿的宿舍中伏案书写，至于他是什么时候上床休息的，或者是什么时候起床嗽洗的，我一概不知。因为在我第二天醒来时，谢老师的房间里已经是静悄悄的了。

也许正是因为心中有个梦想，正是因为深知这个梦想的实现来之不易，谢老师只能用时间来积累，用时间来实现“厚积薄发”，因而他喜欢独来独往，很少与其他老师和学生交流，以至于在学生毕业时都很少参与学生的毕业合影。

下面这张拍摄于1981年4月的初中学生毕业照中，坐在第一排的全部是詹桥中学的老师，站在第二排左右两边的则是我和李望胜老师。参加合影的老师不少，有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物理老师、化学老师，还有学校领导，但就是没有教化学的谢老师。在我后来的了解中，谢老师确实很少参加这类的聚集活动，因为他没有时间参加，也没有兴趣参加。

谢老师作为一个已经有了一点成就的文学青年，虽然他不善于交际和言辞，在我的心中也有点神秘和陌生，但在我工作的两年中，一直都能够夜以继日地坚守着自己文学创作的梦想，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我不曾看到他的作品发表，或者说他已经发表了作品，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但他的坚守可以用“感天动地”来形容，我深信“心诚所至，金石为开”，更相信“一份耕耘，一分收获”。

谢老师在文学创作方面没有花花肠子，他如一头埋头苦干的垦荒牛，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默默地耕耘文学大地，虽然在我离开詹桥前没有看到过他的作品发表，就是他一生没有作品在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我仍然尊敬他、佩服他，并将他视我心中的文学大家，因为他的文学创作精神，完全配得上这个“尊称”。

三、有一定文学天分的炊事员——余少华

讲到当年我在詹桥中学工作时结识的一些文学青年，就不能不说余少华。

余少华是詹桥供销 的青年员工，也是詹桥供销 食堂的炊事员。詹桥供销 的员工本来不多，在食堂就餐的单身青年就更少了，所以在食堂工作的炊事员好像只有余少华一人。由于詹桥供销 员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热爱文学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余少华却是个特例。虽然余少华的学历，可能要比詹桥供销 的大部分青年员工低一些，因为他只有小学学历，但他热爱文学，喜欢写作，且文笔不错，是一位有一定文学天分的“青年才俊”，当然，也是一位极有故事的“当代文青”。

首先，我认为余少华的文笔功夫是来自天分。

余少华亲自对我说过，他读到小学五年级时就辍学了。因此，按照他的说法，我认识余少华时，他的学历可能就是小学五年级。开始时我不怎么相信他的说辞，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我们都是文革中过来的人，知道文革中的“教育要革命，缩短要学制”，经历了教材简单化和教育普及化，既在大队开办的小学或初中上过学，也在公 开办初中或高中上过课，还很少参加期中、期末和升学考试。只要家庭成分是贫下中农，又没有碰到什么特殊情况，不管是居民子弟，还是农家小孩，都可以从小学毫无悬念、一路顺风地读到高中，虽然教育质量堪忧，在那样的学校也确实学不到什么东西，但九年过后，混一个中学文凭完全没有问题。

后来，当他将自己用材料纸书写的小说推荐给我品读欣赏时，我相信了。他的文章写得不错，但他写在材料纸上的汉字，我是真的不敢恭维，毫不掩饰地说，不说文章中存在有较多的错字别字，因为这很正常，我也经常出现错字别字，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小学生都有这个坏毛病，但材料纸上歪歪扭扭的汉字，可能还没有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写得好，由此完全可以折射出，他真正受到的正规教育时间可能不长，也可能就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一个小学毕业。

虽然材料纸上的钢笔字是那样的“不堪入目”，甚至有些使人倒口味，但我对他写的文章却非常认可，甚至有些吃惊，虽然他写的文章不能使我有“飘逸潇洒和妙语联珠”的惊喜，但他讲述的故事还是非常的到位的，整篇描述中没有多余的赘句，语言流畅通顺，且字字简朴，尤其是故事情节比较生动，甚至还会抖出一些包袱来，至少能够让我愿意阅读下去。如果不看他写的文字，只看他写的文章，完全想象不到是出自一个只有小学五年级的人的手笔，夸张一点地说，就是文科班的普通高中生和大学生，甚至是一些中学语文老师，估计也写不出这样好的文章来。

如果真如余少华所说的，他只是接受了小学的正规教育，那么几乎可以断定，他的文字描写能力不可能来自学校的老师。要知道文革中由生产大队自己开办的小学教育，其中的语文完全是汉字扫盲式的教育，不仅语文课本的内容简单，就是语文老师的汉语语言水平也高不到那里去。另外，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描写，就是现在也不是小学语文教学大刚中的内容。即使你有幸碰到了一位水平较高的语文老师，而他又因兴趣使然愿意“高谈阔论”地在语文课堂中大讲一通，一个十多岁的小学生又有多大的理解能力，听得懂老师“海阔天空”般的瞎扯瞎掰呢。

当然，英雄不问出处，何况文学与艺术一样，能力几乎都是来自天赋。现在回过头来认真想想，天下又有几位大作家是来自大学的中文系？或者说大学中文系每年又为 会培养了几位大作家？现实生活中，就是有些作家确实拥有大学文凭，但这些作家中大多数都如韩少功一样，早在他们走进大学之前就已经公开发表了作品，这样的作家能说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吗？当然不是！

因此，我一直都认为余少华的文笔功夫是来自天分。

其次，我一直认为余少华当年在詹桥供销 时有点“背”。

因为我在詹桥中学教书的两年中，余少华一直都是一个炊事员，在单位中既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和重用，也没有得到普通员工的尊重和认可。我还发现，供销 的女孩子们总是有点把他当“宝”一样耍，这些不堪的事，余少华可能自己没有觉察到，但作为旁观者，我应该没有看错。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后“子顶父职”的盛行时代。由于既要面临 会的就业压力，又担心国家的政策可能改变，为了使自己的儿女能够早日参加工作，端上“铁饭碗”，好多父母都提前退休了，目的就是让还在读初中，甚至读小学的子女顶替自己的职位。一时间出现了一窝蜂的顶职浪潮，不管是国家单位，还是集体单位，有条件的都将子女“顶职”当作一项福利政策，单位架子越大，经济状况越好，尤其是铁路、工厂、矿山、邮局等大中型国企，更是普遍实行了“子顶父职”的政策。

当年，虽然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经济政策已经开始重视市场经济了，但国家的市场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等计划经济中的票证，仍然在主导着市场。遍布于广大城镇乡村的供销 ，掌控了那里所有民生物质的供销，因而是底层民众十分青睐的单位。加之供销 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员工的学历没有较多的要求，更加适合“顶职”政策。所以，只要是读了点书的子弟，只要掌握了基本算术，就可以站在三尺柜台前叫卖，他们也更愿意成为这个有一定特权的单位职工。

余少华可能就是这个时候通过“顶职”进入詹桥供销 的。

年轻时的余少华完全可以用“一表人才”来形容。个子不低于170公分，一付大中华的国字脸上，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嘴巴是嘴巴，五官端正、条理分明，配搭在脸上也非常得理，可谓是“堂堂七尺、仪表不凡”，一句话“这小子长得的确是有模有样”，在供销 做营业员，搞商品销售，至少在外貌上是绰绰有余的。

另外，余少华还很会来事，喜欢 交，特别会说笑话，加之文章写得好，情商智商都较高，在供销 这种文化程度均值本来就不算高的单位里，应该算得上是“凤毛麟角”这类稀缺人才。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县供销 不仅将他直接发配到了供销系统的“宁古塔”——詹桥供销 ，还将他直接安排在单位食堂内当炊事员，这可不是年轻人喜欢的专门服务于员工的地方，虽然这里的油水也不少，但既没有柜台前的销售特权，也不能在柜台前露脸扬名。这不是明明在整人吗！凭借余少华个人的软硬件资本，不说单位领导要重用他，将其安插在较好的管理岗位上，至少也应该让他在前台当营业员吧。

开始时，我认为顶替父职的余少华，可能是因为没有多少 会资源为已所用，因而免不了单位领导一时出现“走眼”的情况，或者是领导的官僚主义泛滥所至，从而造成了单位上极不正常的“人才”浪费。

后来，我发现余少华不仅不被他们单位领导看好，也不被他们单位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们待见，当时我都没有搞明白其中原由，因为仅凭余少华的相貌和文笔是完全符合女孩子们心中白马王子的基本标准的，何况余少华的情商不低，无论如何也应该是女孩子们喜欢的，像德国电影《英俊少年》中很少有烦恼的“小小少年”。

有一次，余少华邀请我与他同去桃林供销 看望他的女朋友。这是好事，也说明他信任我。而我，一方面是朋友的盛情不可轻易推脱，一方面我也有些好奇心理，想看看“白马王子”般的余少华的女朋友是否有“沉鱼落雁”和“羞花闭月”的美貌。可是，当我在桃林供销 的路边旁，看到出现见他的女朋友时，第一个想法则是，仅从相貌上看，这个女孩完全配不上余少华，虽然她个子不算矮，但肤色较黑，尤其是言行举止如同少妇一般，缺少一个妙龄少女应有的甜美和温柔。

令我更加奇怪的是，该女孩当着我的面，竟然不给余少华一点面子，完全是一付高高在上的模样，根本没有把余少华看在眼里，好像自己这只白天鹅碰到了一只癞蛤蟆。当时我就在心里嘀咕：拜托，余少华，你这么好的内外在条件，怎么找一个这样的女朋友，既没有秀外，更少有慧中，眼力也是太差了吧。

再后来，当我与供销 的女孩子们交往较多后，发现詹桥供销 的大多数女孩都不怎么对余少华的“美貌”动心，对余少华的“才华”更是有些莫视，就是我有意与她们谈起余少华的一些优点时，女孩子们也是一种不屑的表情。

我曾经为余少华在单位“不得志”有过一点“不平”的感受，也为女孩子们不怎么看好他感到过一些惋惜，余少华在单位中本应该有更好的际遇。

其三，我对年青时期的余少华的一点肤浅看法。如果我没有“走眼”的话，这些看法应该是比较真实的。

余少华的文笔确实不错，但他并不怎么喜欢看书，也不怎么喜欢学习，或者说我很少看到他在读书学习。就是在他的宿舍里，也很少看到他的书桌上有几本书。我看过他写的多个小说，基本上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事和物，每篇文章都能反映一个较为鲜明的主题，描述中既有“曲径通幽”，又有“峰回路转”，还有“柳暗花明”，生活中的人物虽然不怎么丰满，但仍然有血有肉。将他的不俗的文笔与他不怎么看书的缺点相比较，完全颠覆了我对他的认识，只能说他是一个“怪才”。

诗圣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老百姓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我自己也有体会，多读书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阅历，还可以学到很多优秀的描写技巧，甚至会激起你创作的某些欲望。然而，以我在詹桥工作两年中对余少华的一些了解，他读的书确实不多，有时我还怀疑他没有完整地读过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其他的古今中外名著就更不用说了。

在我与余少华深入交往后，便经常到他工作的食堂和生活的宿舍中去玩耍。我发现他的家里虽然如大多数男孩一样比较凌乱，但作为一个比较喜欢写作的文青，却看不到什么书籍，更别说所谓的中外长篇名著了，散落在他床上和桌上的也只有几本普通杂志。在我与他“高谈阔论”时，也很少听到他引经据典、妙句连连。倒是在与他漫无边际的胡说八道时，他却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并且能够大量引用民间流行的生活歇后语。其实，他写的文章中也有许多非常接地气的、幽默感极强的、也是恰到好处的歇后语，这些歇后语就如套餐中的香料，可以给他的文章增加不少趣味。

余少华喜欢写作，不喜欢看书，却喜欢与人交往，更喜欢构建 会关系。

詹桥中学与詹桥供销 是邻居，相距不足百十来米。由于我喜欢看书，同为詹桥中学的语文老师李开北也喜欢写作，因此我俩与余少华有许多的共同爱好，三人年龄相当，并且谈得来，不久便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与李开北一起来到余少华楼上的宿舍中与他闲谈，离开时余少华送我俩到了楼下，然后便直接走进了食堂，不一会儿他双手提着两摞瓷碗出来，并与我们一起在说笑中走出了供销 的大门。这时，他将手中的两摞瓷碗分别递给我俩，开始我们都不要，解释说在学校食堂吃饭，这些碗对我们没有用，但他坚持说，碗都提出来了，拿回去已不可能，便硬塞进了我俩的手中。虽然这两摞瓷碗中的每摞只有五只，价钱不可能贵，用处也不大，完全是盛情难却而为之，但我觉得余少华拿公家的物品送情有点不妥，我们反而还欠他一个人情，多少有一种鸡肋的感受。

还有一次，还是我与李开北一起在余少华宿舍中讨论问题。突然，隔壁传来了一个女生的嬉笑和叫骂声，余少华毫不示弱地对骂了回去，而且越骂越疯狂。虽然他们都是玩笑式的打情骂俏，但男女俩的一应一答与市井小民中的泼皮泼妇没有区别，其中有些话语完全超出了那个保守年代中未婚男女的承受范围，使得作为老师的我和李开北都有些不知所措。再回想起我们三人多次在一起的闲聊时，余少华也会或多或少地引入一些男女之事作为话题，言语之放浪、内容之低俗，经常使我将他与“猥琐”和“污秽”联系起来。

久而久之，我对余少华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在将他与谢湘谦老师比较后，总觉得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青年，虽然我猜想他的文笔可能比肩谢老师，但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个“文青”应有的人格和傲骨，看不到一个以洞察 会、剖析人生为己任的文学写手的品性和责任，更没有谢老师那样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青人的坚毅和努力。

相反，我后来看到的余少华，给人总有一种如“文痞”一样的嘻嘻哈哈，如“掮客”一样的扯皮拉关系。虽然他也想在文学创作方面做点实事，并且为之付出了不少努力，写了较多的文章，但我发现他并不是因为文学而做文学，而是想通过文学这块敲门砖，打开自己晋升的大门，且表现得有些急于求成而欲速不达。正因如此，既使他的文章是我在詹桥时见过的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但他的为人处事并不为我认同，不仅没有获得我对他应有的尊重，也没有得到他们单位上的广大年青人的尊重。

下面照片中的左边是余少华，中间是我，右边是李开北。可以看出，余少华的自然、得理的亮相造型，使他成为了照片的中心人物，说明他的情商不低。

四、唯一的正宗科班生——李开北

李开北是我在岳阳师专的77级同学，他毕业于中文二班，我毕业于物理二班，我们是同一个年级，但不是同一个班级。毕业后，我俩又被分配到了一同所学校，他教初中语文，我教初中英语，从1980年11月到1982年9年，我们共事约两年之久。

当年李开北的宿舍在四合院北面那排平房的中间，但面向走廊的门窗正好朝南开放，与校长、教导主任和其他老师互为邻居。由于四合院内的所有房间都用回形走廊连接起来了，空余时间的老师们都喜欢坐在走廊上闲谈聊天，彼此走动串门如同家里一样方便，我就经常到李开北的房间里就坐，老师间的邻里相处随和亲切。

在冬季，由于我的宿舍在东面那排平房区域，虽然也能享受到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十分的金贵奢侈。由于李开北的住房和走廊正好是坐北朝南，白天里的大部分时间总能被奢侈的暖阳眷顾留恋，是老师和学生们经常光顾的好地方。我就经常看到李开北坐在走廊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

李开北不愧为是中文科毕业的大学生，喜欢阅读，也喜欢写作，他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许多较好的文学书籍，这也是我喜欢到他房间里来玩的原因。

刚来学校时，我并了解他热爱文学创作，只知道他是学中文的，又是语文老师，喜欢看文学作品，甚至写点散文之类的小作都是他的分内事情。直到有一天，他邀请我去相识余少华时，我才知道他与余少华俩人都喜欢写作，并已在文学创作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写了好几个小说。谈起文学创作，他俩竟然滔滔不绝。

交谈中我得知他与余少华正在筹备自费创办一个文学简易刊物，同时还邀请我也来参加，并说我会写字画图，可以为做一些刊物设计、排版和美术等辑编工作，也可以写一点小文章、小诗歌之类的东西在刊物上发表。

这应该是1981年上学期的事情，我与李开北来詹桥中学教书还只有几个月。

我虽然喜欢看书，完全是因为童年时受到了哥哥的影响，我看的东西可以说是杂乱无章的，完全是一个理工生的喜好，主要偏向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奇特性等札记和杂文，虽然也喜欢一些历史地理，还比较喜欢看短篇和中篇小说，中外长篇小说也看了一些，但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文学写作能力知根知底，在文学方面也没有多少“野心”，因而很少想过要写什么文学作品，更没有想过要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文章，看小说之类的东西，主要还是出于消遣和长长见识。

过去我从小说和电影中知道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过月刊《新年青》，也知道《小说月 》是由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主办印行的，还了解一些毛主席创办的《湘江评论》，更知道民国时期有许多文学大家都自己创办过文学刊物，并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大量作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团结和囊括了当时许多著名作家加盟，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影响力极大。

因此，在经过李开北与余少华的“怂恿”和“盅惑”后，觉得搞一点文学刊物并不是坏事，应该是有点意思的事情，甚至可以追寻先辈当年办刊的足迹，触及先辈当年创刊的先进思想，因而也就有些动心了。

既然是文学刊物，首先就得给她取一个好听的刊名，如同《萌芽》、《知音》、《短篇小说选刊》一样，并且设计一个既简单，又有创意的封面。

经过几天的缜密思考和查找资料，李开北首先拿出了刊名《小荷》，并向我和余少华解释了他为什么取《小荷》作为刊名的寓意。他说，唐朝著名诗人杨万里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诗的意思是指“新鲜事物刚刚涌现出来，就得到了人们的经心呵护和及时鼓励”。因此，他也希望我们创办的这个刊物，能够得到 会的呵护与鼓励，并能茁壮成长。

看来科班生出生的李开北就是与我们不同，腹有读书气自华，看的书多，理解也深，引经据典也是有理有据。他想出来的刊名和他对其做出的解释，严丝合缝、意味深长，很有说服力，马上就得到了我们的赞许。

有了刊名，再就是刊物的封面设计了。

文学刊物的封面与时尚杂志不同，最忌红红绿绿、花里胡骚，尤其是少男美女之类的肖像。一般多以刊名的书法为主线，并围绕刊名增加一点简捷的线条和木刻式描图就可以了，就像中国画和中国书法那样，空处可以跑马，密处不能插针。

由此推断，“小荷”两字写得越好，就越能衬托出刊物的品味，也越能引起读者的关注，是本刊画龙点睛的重点。

我虽然喜欢画画写写，但所写的字多为美术字，就是一些书法字体，也都是用临摹方法完成的，我没有这方面的艺术天分。所以，当李开北和余少华用眼睛望着我，并投来信任的目光时，我连忙自觉地摇了摇手说：我不行，我自知之明，我没有这个能力，写这两个字的人，非德高望重的老学究，是不能完成此等重任的。

他俩看我说得有理，也就没有强求了。

李开北想了想说：我有办法了！

第二天，李开北将一个方四寸的小白纸交给了我，要我将白纸上用圆珠笔圈写出来的“小荷”两字，用铁笔刻写到已经设计好的封面蜡纸上。

原来，李开北当晚就去找了当时学校里唯一的高中文科毕业班班主任，以及兼教该班语文课的冯宇亭老师。

冯老师在詹桥中学的知名度很高，非常幽默，喜欢讲笑话。我每次在学校侧面的食堂里吃饭时，只要冯老师在，食堂里就非常热闹，老师也很多，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被冯老师讲的故事逗得哈哈大笑。冯老师既能讲老师的故事，也能讲学生的故事，既讲能现代故事，也能讲古代故事。冯老师的 会阅历非常丰富，记忆好，口才好，语文课也讲得好，毛笔字和粉笔字都写得好，而且情商智商都高，办法和主意特别多，还乐于助人。李开北找他帮忙，是找对了人。

由于李开北交给我的刊名是用圆珠笔圈写出来的楷体字，我不知道冯老师是怎样写出来的，有可能是先用毛笔写出“小荷”两字后，再用白纸铺在上面圈写出来的，也有可能是直接用白纸铺在字帖上面圈写出来的，但不管怎样，这两个大小合适的字体确实很好，我连夜将其刻在《小荷》杂志的封面上了。

封面一旦成形，一般情况下就可以一直沿用下去，就是要更改也只有小地方，如期 或月 等。由此，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如下的工作，主要是在他们已经刻好的文章中留下的部分空白处，补刻一些简单的插图或美术字，当预留空白处太大时，我还会刻一点小诗歌或杂文。

正是由于我们自己开办了这个《小荷》，我也有机会看了许多由李开北和余少华写的小说与杂文，甚至有机会比较他俩写的文章。

我虽然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没有真正写过散文和诗词，更没有写过小说，原则上是没有资格和能力来任意评价他人的作品的。然而熟话讲，没吃过猪肉，还没有看猪走过路。我用一个普通读者的眼光和思考来分析他俩的作品，用实话真话评判他俩作品的区别，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李开北为人老实平和、与世无争，且性格极好，与所有老师关系融洽。

李开北的语文课上得好，工作认真负责，是一位很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好老师。

李开北的粉笔字和钢笔字都写得漂亮，板书工整、端装大器，运笔时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李开北写的文章语句流畅、鲜有病句，更是很少出现错字别字，体现了一个经过三年正规大学中文教育的大专生应有的基本功底。

李开北的阅读丰富，知识量较大，不敢说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看他在学校中学习的中外文学书籍，不管是文学评论，还是中外名著，不管是诗词歌赋，还是先秦古文，就能知道他的基本功力有多强了。

李开北在詹桥中学时的文学创作是丰富的，也是努力的，用功程度可以与谢湘谦老师不分伯仲。我就多次在深夜时，无意看到过他的窗前仍是灯光闪亮，他伏案奋笔疾书的身影，也经常在他窗口的玻璃上留下剪影。

我没有看到过李开北向杂志 投递过稿件，但有几次见过从杂志 退回的稿件，虽然如此，我在詹桥中学的两年中，还是能够经过看到他笔耕不停，他在文学创作方面“履败履战”的执着精神，只有谢老师可以与他比肩，完全值得我们尊敬。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会将小说中的人物与时代联系起来，利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摧生出人物人生变化的悲喜交替，既自然，又合情合理，还能调动读者的情感随着作品一起起伏变化，从而给作品增添较多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我们从祝兴义写的《抱玉岩》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些。

男主是来自省城的下放知青，因博学多才被借调到公 中学当语文老师，女主正好是男主的学生，由于钦佩老师的才华，还是学生的她却爱上了自己的老师，从而在农村中学产生了一场终将是没有结果的由师生组成的不伦之恋。不久，女主被推荐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留校执教，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文革结束后男主参加了那场高考，并有幸考取了省城的大学，当他第一天走进大学的教室时，令他吃惊的是，老师竟然是他昔日的学生和恋人。同样，女主也没有想到，昔日的老师和恋人，现在却成了自己的学生。最后终因缘分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并再次开启了另一场发生在大学校院内，同样是由师生组成的旷世之恋。

显然，小说将男女主人翁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与波澜壮阔的 会变迁紧密地联系起来了。男女主人的爱情奇特变化，正是由于 会的奇特变故所致，这样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当年知青生活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真实写照。试想，当他她们读到《抱玉岩》时，怎么不会想起自己的过去，怎么不为小说中的情节所感动呢！

正是因为这样，我刚刚参加工作时，也喜欢上了当时流行的知青小说和伤感文学，还专门订阅了《短篇小说选刊》，其中由韩少功写的《希望茅草地》、《风吹唢呐声》和《飞过蓝天》等知青小说，就使我使想起了自己的三年知青生活，情感上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以至于后来我还一直关注韩少功的创作情况。

五、后记

当年我们出版《小荷》时，稿件的创作人员主要是余少华和李开北，后来还有几位热爱文学的民办老师也发来了稿件，且不说稿件质量的高低如何，就是出版稿件的数量也不能得到保证。出版杂志时的设计、排版、镌刻、油印和装订等工作，主要是我们三人承担，由于这些工作只能在晚上来完成，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虽然开始时我们还乐此不疲、乐在其中，但出版了几期后，我们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小荷》杂志的大小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大32开页面，因创作稿件的数量、工人刻印的负担，以及杂志纸张的成本问题，每期出版的杂志厚度都只有二十来页。由于使用的是最简单的油印方式，二十来页的杂志还只有一面印有文章。尤其尴尬的是，每期出版杂志后，除了我们自己认真阅读外，鲜有其他人欣赏过，我们又不好意思向其他老师推荐，供销 员工更是没有兴趣，因此每期的发行量都不超过十多本。

由于我只是一位文学爱好者，自知文学功底较差，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只能在刊物中担任设计、排版、镌刻和油印等工作，除了一些插图和美术字在杂志中出现，我没有在杂志上发表过任何文章，与他们主创相比，有一种严重的失落感，觉得这样的办刊对自己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当好奇心过后，热情也就自然降温了，我便自觉地退了出来，印象中我只参加了两期《小荷》的出版。

虽然《小荷》只出版了几期，创刊快，停刊也快，但这段唯一、短暂而特有的文学创刊经历，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浓浓的情意。如果能够将这些杂志保存到今天，我就可以重温四十年前李开北、余少华等人的旧作，回味当年青涩的青春在文学创作中流下的汗水。可惜在我手中保存了好几十年的创刊 和第二期《小荷》，却在一次不经意的书籍整理中，因为一个觉得没有多少用处的草率决定而自行销毁了。

我心目中的詹桥小镇，就如同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虽然她是那样的小巧和朴素，不管是从小镇建设的硬件来看，还是从小镇文化底蕴的软件来看，与古凤凰城都相差甚远，但她留给我的情感，一点也不比凤凰城留给沈先生的少。

沈先生虽然是少小离家，但家乡给予了他太多的记忆，给他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不仅使他在中华文学宝库中贡献了大量的文化瑰宝，也使我们有幸能够从他的笔下了解湘西的风土人情和世事变迁。

同样，詹桥小镇也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太多的印象，只是因为我没有沈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天分，脑笨笔拙，三棍打不出个闷屁来。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倾其所能，将自己心目中的这座“边城”，用最美丽、最动人的文字表现出来。

边陲小镇的詹桥中学，多少都有些边陲小镇的简陋和寒酸。在这里我有幸结识了一群文学青年，谢湘谦、余少华、李开北……，与这些文青一起创办过几期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