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武力起家，猛将犹在，李承乾如何敢起兵逼宫?

这个码一下，正好这段时间在看贞观中期的史料，会逐步谈谈自己的看法。

—、贞观中期太子势力增强，有了起兵逼宫的条件

1.多次代父监国，政治影响力增长

自贞观六年太宗驾幸岐州，太子留京监国，到贞观十七年被废，李承乾多次留守长安监国，时长有时长近一年，例如，“贞观十五年春正月，上将幸洛阳，命皇太子监国，留右仆射高士廉辅之。十二月，戊子，车驾至京师”。唐初太子监国，权力如何划分史料不足，推测类似北魏时期，太子监国，皇帝离京置留台，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承担部分军政事务，皇帝掌有最终决策权。皇帝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太子承乾由只有参政权的储君，变为有实际行政权与部分决断权力的代理人，政治影响力大增。

2、唐初东宫机构配置强大，太子有较强实力

中古时期为确保太子能顺利继位，东宫官属机构配置强大，基本模仿中央三省六部、卿监百司等机构而设，只是在规模和官员的人数上有所压缩。太子卫率招募贵族子弟担任。李承乾担任太子多年，取得众多关中官僚与贵族子弟的支持。

二、太子之位一直不稳，导致在危机感下冒险自保

1、北周至唐，没夯实“嫡长子继承制”

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描述了拓跋君长和各部大人围绕传子制发生尖锐矛盾，经重重波澜，君位传承从推举制逐步转为传子制，自章帝以来进入父子相继在兄弟相及中曲折发展，再到昭成帝以来传子制方渐稳定而并未巩固；将包括母、后之族介入和影响君位传承过程的头绪梳理，真正将史实与“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紧密地啮合到一起。继承于北魏的北周隋唐，在皇权的传承上，对比北齐，较顺利的延续了父子继承制，但进一步的“嫡长子继承制”，基础一直未夯实，不管是宇文护杀三帝，隋文帝易储，李世民夺嫡，都是关陇集团各家族主动或被动对“嫡长子继承制”的否定，唐初对嫡长子继承制坚决捍卫的，往往是关东持坚定信念的儒家士人。

2、李世民个人至始至终对嫡长子继承制持质疑态度

与司马炎为巩固皇权，提高执政合法性力推“嫡长子继承制”相反，李世民至始至终对嫡长子继承制持质疑态度，在贞观二十二年修撰的《晋书.武帝纪》里，李世民亲做论赞写到：“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 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其对魏晋南北朝以来常见的君主昏愚，“宗室构难，群胡乘釁，浊乱中原”的担忧，对嫡长子继承制不足以安国保家的认识，溢于言表。这种观念，必然在太宗年岁渐长，认真考察太子时，有“立贤不立长”的想法。

3、李泰势力增长，威胁太子储位

李泰、李治作为嫡子不之藩，除李世民个人情感外，更多是因唐初上承魏晋南北朝，为保证皇权的延续，需加强中央宗室力量。从李泰的官职来说，“贞观八年领左武候大将军，领雍州牧”，“贞观十年，徙封魏王，遥领相州都督，督相、卫、黎、魏、洺、邢、贝七州军事，余官如故”，较之武德时期秦王实权相差甚远，较开皇时代诸王也大有不足，相较嫡三子李治，“贞观五年封晋王，贞观七年遥领并州都督，贞观十年领右武候大将军”，也只有“雍州牧”这个要职优势，原本对太子承乾难以构成实质性威胁。但随着李世民贞观十年后政治重心转向东方，两次长驻洛阳，承乾留长安监国，给了李泰在洛阳发展自己独立势力的机会。例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后，李泰在洛阳龙门为母塑像，十五年立伊阙佛龛碑，由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李世民亲自前往，大阅于伊阙。扩大了政治影响力，隐约有与太子承乾在长安普光寺僧团相互打擂之势。李泰擅文学，开文学馆，修《括地志》，模仿其父当年招揽人才，逐步有了独立势力。

三、唐初关陇勋贵与山东豪杰，士族与庶族官僚的对立，加剧政权传承的变数

1.关中关东的对抗与融合

在安史之乱北人南迁南方经济正式赶超北方之前，关中与关东的对抗、融合是把握中国古代史地域关系的重要抓手。牟发松先生在其《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中有非常清晰的梳理：关中与山东的对立，至迟可上推至战国时关中的秦和关东六国的对峙。楚虽在南方，却仍属于关东，当时东方六国联合抗秦，称之为“合纵”，形象地显示出从北方的燕赵到南方的楚所构成的东方联合阵线。其后，秦楚之际楚、汉与秦的对抗，西汉末年平林、赤眉与新莽的对抗，东汉末年董卓与袁绍联军的对抗，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山东、关中对峙的性质。甚至不唯东西分裂时代，在天下一统的西汉前期，由于诸侯王势力强大，封地多在关东，建都关中的汉皇朝对关东常存防范之心。贾谊《新书·壹通篇》：“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建都关中的汉皇朝视关东诸侯隐然有若敌国。（魏晋）南北朝后期，又出现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间的东西对峙。这一局面始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西奔关中，结束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周军灭齐。北周灭齐后关中致力于搜扬山东文士，《周书·武帝纪下》建德六年十二月条载称，“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隋书·梁彦光传》称，“齐亡后衣冠士族多迁关内”。山东大姓豪强素以聚族而居、族大人众著称，将文学艺术之士和拥有雄厚宗族乡里基础的衣冠士族，迁往关内，并将其头面人物吸受到统治集团中来，关系到周隋政权在山东的统治，成为周隋政权在旧齐地区长期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杨坚以隋代周之后，隋朝进一步加强“搜扬”山东士人的力度，诏敕严命、州郡敦逼之下，一批批旧齐士人被征入关。关东的大姓豪强本来就对关中政权“情犹自疏”，关中朝廷也“颇以山东为意”，双方皆不能不有“东西之限”。被强迁入关的山东士人往往仕途坎坷，周隋政权始终没有对他们平等开放仕途，隋朝两兴朋党事件，对朝廷内部山东士人进行清洗。

因此，关东士人及隋末唐初兴起的山东豪杰，为求自保为求发展，主动被动，纷纷加入皇权继承之争，依附、扶持相对亲关东代表上位，争取更好的政治环境。无论是支持杨坚取代宇文家族，支持太子杨勇，隋末关东各地起义，唐初秦王幕府“多东人”，都离不开关东势力的参与。

李泰与李承乾之争也不例外。贞观中期，李世民在征服东突厥与吐谷浑后，关中已稳定，起政治重心逐步东移，中央关注点主要为稳定关东，收服辽东也提上日程。为此，贞观十一年、十五年，李世民两次长住洛阳，李泰随行，而李承乾作为太子，留守长安。随着政治重心东移，山东豪杰得到进一步重用机会。贞观十四年，相州都督张亮进入中枢，贞观十五年，任命李绩为兵部尚书。贞观十六年前后，张亮为洛州都督……李世民时期，基本可以说是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共治天下，但仔细分，前期中央主要以秦王府僚为班底，吸纳关陇士族如李靖、杨恭仁等，非关陇如魏征、王珪等无朋党的孤臣加入。贞观中后期，对关东进一步信任，一些事关国家安危的职位开放给以李绩为代表的并非出身秦王府藩旧的山东豪杰，随着山东豪杰们在中央势力的进一步加强，他们的站队也必然影响到李承乾与李泰之争。

从史书来看，支持李承乾的主要有关陇贵族子弟如杜如晦、李靖等家族子弟，关中官僚如候君集，支持李泰的主要是房玄龄之子等，张亮推测也在其中。古代历史，宗室之争只是表像，其背后一直是政治势力，通过依附、扶持宗室相互竞争。

2、寒门崛起加剧皇族内讧

首都师范大学朱玉华在2004年发表的硕士论文《南朝宋、齐皇室内讧现象解析》提到宋齐以来“寒人掌机要”，对宋齐皇室内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原因，一是因为寒门崛起，除掌机要外不少亦掌兵权，担任将帅，较世家大族更依附皇室卷入争斗。二是皇权的不确定性，给了渴望权力力图改变命运的寒门与低等士族于极大的希望，为他们的冒险意识提供了可能性，给了他们较世家大族更强的驱动力：依靠皇室的提拔与矛盾获取更大得利益，提示自己的阶层。

这点在隋末唐初也表现明显，看看玄武门之前的秦王府幕僚出身，看看贞观中后期支持李泰的岑文本、刘洎，以及可能的张亮，在政治上崛起的寒族，通过拥立皇室，取得或试图取得更高政治地位与利益，与世家大族平等。（若不能理解，可以参看《红与黑》或《人民的名义》）这些寒门的参与，进一步加强了李泰的势力，加剧了李承乾与李泰的对立。

四、贞观时期的具体政治演变与储位之争

1、隋末唐初激烈的政治斗争余绪与“纵横家”的遗风

近期读到的武汉大学冯涛在2019年发表的硕士论文《唐初功臣群体与贞观政治》，在这个已研究“烂大街”的初唐政治史中，对旁人所未关注的细节，多有发现：将贞观时间政治变动用“府天下”转型到“克成中和之治”，从“顺一人之情”转为“守成重于创业”清晰的勾勒出来：

贞观元年连续发生了罗艺、李孝常反叛事情，秦府旧臣在其中积极参与、协从，说明缺少政治规范的秦府功臣势力急剧扩张反噬皇权；李世民从加强誎官制度入手，通过调整、分权尚书省，提高中书、门下省，全面建立三省制衡制度，后又通过提拔马周、刘洎等一批与开国战争无关的新锐进入中枢，“不任功臣以吏事”（实际只做到少任），瓦解了唐初的功臣政治。论文逻辑合理，串连成线，很好的帮助我们理清贞观时间的政治脉络。

具体到李承乾与李泰之争，其论文指出：两人背后，各自主导团队人才建设的，分别是魏征与王珪—这个论点，即出奇又颇合史实。

王珪从贞观十年任李泰之师至十三年去世，一手打造了李泰“彬彬有礼、雅好文学”的形象，使得李泰日益被太宗青睐，推荐黄门侍郞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刘洎、崔仁师、岑文本皆在其中。

而李承乾一方，常常看到魏征的影子，推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又与东宫将领李安俨交好。事实上，“魏征推荐侯君集为相的举动，违背了其政治思想”，贞观时期，魏征一直力主文治，而他推荐将领为相的举动与其政治理想相悖，正是如此，李世民才认为其与太子间存在结党关系。二大集团的双双结党，最后也导致了反感结党，“喜用无党之士”的李世民皆废之。

王珪在贞观十三年早逝，是否有主观参与争储之心未可知，魏征只怕难说完全无辜，隋末唐初辗转各家枭雄期待大展宏图的魏征，“纵横家”的本色很可能一直残留，贞观中期渐有不兢，逐步有悖自己政治理想的，可能也包括魏征自己。

2、李承乾兵变是否可能成功？

孙英刚教授的论文《李承乾与普光寺僧团》，将李承乾描写成一位有李世民之才无李世民之恶的聪慧太子，认为若不是李世民侥幸走“狗屎运”，只怕早已成功。

事实上呢？唐玄武门之后到安史之乱前，宗室兵变对抗行之有效的皇权，无一例成功。李承乾、李弘、李重俊……，这些太子们再无力将皇帝挑下马来。成功的政变呢？神龙政变、唐隆政变皆是李唐皇族或大臣对抗外戚。先天之变呢？——严谨来说此事已不算政变，此时的李隆基已是皇帝，有了大义名分。

随着李唐政权的稳定，硬件（宗室不再有私兵）、软件（府兵制、三省平衡、中枢分权）、观念（大力提倡忠君思想），已逐步将武力可挑战合法皇权的漏洞补上，李承乾试图cos其父在武德时期的事迹，可惜时代已发生变化。

政治制度往往是在填补过去漏洞中得到变革，想重复过去的成功往往不可得，这颇为好笑，但的确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