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新论》四章一节 自然原则

第四章 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三原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不仅指一般的书籍，还专指中国政治经济元典《尚书》。《荀子·劝学篇》云：“《书》者，政事之纪也。”

除了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竹简《尚书》类文献，流传下来的《尚书》类文献主要包括《古人尚书》、《今人尚书》和《逸周书》。宋明儒家奉为至宝的《古人尚书》被清人证明是伪书后，《今人尚书》的地位提高了。由于在流传过程中《今人尚书》也遭到过儒家“义理化”删改，所以“删《尚书》之余”、两千年来被人长期忽视的《逸周书》就显得特别宝贵。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按照《逸周书·世俘》的记载，用天文学软件定出武王克商年代后，《逸周书》的可信度明显增加。今天，人们在重新编《尚书》的时候，已经将《逸周书·世俘》作为真《武成》编入。进而言之，刘向所述《逸周书》“盖孔子所论百篇之馀”的说法大体是可信的。先秦时期的学者就已把《逸周书》中的许多篇章等同于《尚书》，可见《逸周书》同《尚书》一样重要。刘国忠教授评论道：“20世纪以来，大量考古资料被发现，其中有许多金文和简帛材料可以与《逸周书》的许多篇章对读，从而订正了《逸周书》中的许多错讹难懂之处，同时也使《逸周书》的许多篇章的史料价值重新为人们所知。因此，《逸周书》的不少篇章也属于《尚书》一类文献，与《尚书》一样，有着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

《逸周书》同《尚书》一样，是中华文明的胚胎，从中我们能发现完整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基因。

约公元前1117年春，周文王临终前曾向太子发（周武王）讲述治国大道，内容包括了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的基本原则。《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中阐述的中国古典经济学原则包括：自然原则、均平原则和储备原则。兹分述如下：

第一节自然原则

一、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早进入农业时代的文明之一。考古资料证实，距今约一万年前，中国就进入了农业时代。

农业生产强烈依赖于天时，这客观上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天文历法与人文农事相辅相成，铸就是中国人由天文（天道）推演人事，顺天时以行政令的思维定势。用《管子·五行第四十一》上的话说就是：“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定势反映到政治经济领域，就是月令体系。月令体系可以上溯到七八千年前的伏羲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成熟，《逸周书》、《礼记》、《吕氏春秋》中都有相对完备的月令。萧放先生指出：“月令是包括 会各阶层均需遵守的律令，当然它最主要的是服务于 会上层活动的需要，以及从治政者的角度对 会进行规范和指导。月令是时间进程的政令性叙述，这种叙述传统历代相沿，一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存留，当然它的地位、性质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管子》诸篇中，有大量强调“务时而寄政”（《管子·四时第四十》）的章节。《巨乘马第六十八》开篇就讲按照自然季节生产的重要意义。文中从国家经济计划的角度，论及违背农时的可怕后果时，甚至将之等同于“内战”。上面引管子言曰：“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工程，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徭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等于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罚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内战’了。”（原文：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

对天文历法的重视，使华夏文明很早就脱离了宗教神话的影响。我们的先贤相信自然秩序、而不是超自然的上帝才是真理之源。所以华夏文化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总是将生态秩序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像西方文明一样用工业化持续、大规模生产的办法征服自然。尽管今天的西方文明也把环境问题看得十分重要，学蒙昧的印第安人大讲“地球母亲”，但从整体上讲，他们至今仍然用资本主义资本至上的原则，而不是自然原则组织经济生活。

我们的先人是何时脱离神话的影响过渡到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呢？据甲骨文记录，这一转变最明显地发生在商朝末年，当时祖先不再是恐怖的、需要用各种宗教仪式安抚的对象，他们变成了值得尊敬的、会赐福子孙的灵魂。日本学者伊腾道治总结第三期后半期、第四期卜辞（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2世纪中叶以后）内容特点时说：“这一时期，祖先是在另一个与活人相同的世界里生活的；同时，与祖先时代相比，人们更明确地意识到祖先是赐福于子孙的，从而确立了祖先崇拜。”

周穆王的史官在记述前朝诸国败亡的原因与教训时，单列出古国玄都氏的重视鬼神、不重人才、相信占卜、重用神巫治国而灭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原文：昔者玄都贤鬼道，废人事天，谋臣不用，龟策是从，神巫用国，哲士在外，玄都以亡。）这里迷信鬼神、卜筮已遭公开谴责。

西周末年，当芮伯良夫向厉王进谏的时候，已经屡屡讲“道”。《逸周书·芮良夫解第六十三》上面说：“我小臣良夫叩头谨告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只要尽到他的职责道义，远方人没有不服从的。如果不讲道义，身边的臣妾也会背离。百姓归向恩德。有德百姓会拥戴，无德百姓就仇恨。这句话真实地应验在此前不远。商纣王不改夏王桀的残暴，因此才会败亡而有我们周朝。”（原文：予小臣良夫，稽道谋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雠。兹言允效与前不远。商纣不道，夏桀之虐肆无有家。）

在西周以后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政治生活要讲道，经济生活也要讲道，并发展出了完备的按时节安排生产的法规体系（即月令）和经济管理体系。政治经济的自然之道包括以下三方面：按照自然生产的周期进行生产，顺时取物；维护生态持续的生产能力，蓄足功用；节制消费和资本，用之有节。

二、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

东汉班固的《汉书》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自然原则阐述得很清楚，《汉书·货殖传第六十一》开篇就指出：要辨别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洼地等不同地理条件，教导百姓种植和畜养技术。这样，人民用于生活和殡葬的用品，包括五谷、六畜、鱼、鳖、鸟兽、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种物资都生产出来了。生产按照一定的时令，消费也要有所节制。草木的叶子没有凋落时不能进入山林砍伐。在农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兽。在农历七月前，不能到小路旁边捕射飞鸟。除了要顺应时令生产外，还不能在山里砍小树，在湖边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虫、鱼、兽，不能采集鸟蛋。这是为了顺应时令气候，使各种生物得以繁殖兴旺。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自然的功效，使各种财物贮备富足。（原文：于是辨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 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

中国古典经济学元典《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将顺时取物总结为：山林不到季节不举斧子，以成就草木的生长；河流湖泊不到季节不下渔 ，以成就鱼鳖的生长；不吃鸟卵不吃幼兽，以成就鸟兽的生长。打猎有季节，不杀小羊，不杀怀胎的羊。牛犊不拉车，马驹不驱赶奔跑。土地不失其所宜，万物不失其本性，天下不失其时令。（原文：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纲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

由于现代人已经不知中国古典经济学顺时取物的原则，所有的生产都按工业化的线性逻辑，持续不间断地进行，结果是生物资源的严重浪费。以我国为例，尽管从1995年我们就实行了海区伏季休渔制度，但那两个月的休渔时间能保证恢复生态的自然生产能力吗？有 道说，由于长期捕捞过度，有的沿海居民不得不转产。

维护生态持续的生产能力，蓄足功用，与顺时取物是相互联系的。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还没有类似“年积材量”的概念用以框算生态的持续生产能力，但其中明确规定：不杀怀胎母兽，不砍未成材的树木，不错过农事季节。像这样下去十年，有十年积蓄的为王，有五年积蓄的称霸，没有一年积蓄的灭亡。生十个杀一个的，财物会堆积十层；生十个杀十个的，财物会顿时空虚。堆积十层的为王，顿时空虚的灭亡。（原文：无杀夭胎，无伐不成材，无堕四时。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生十杀一者，物十重，生一杀十者，物顿空。十重者王，顿空者亡。）

有一次，黄帝问伯高说：“我想把天下结合为一家，用什么办法呢？”伯高回答说：“请除掉各地矿山上的杂草而将其归为国有，然后努力铲除各地的武装势力，天下就可以合为一家。”黄帝请他进一步阐释这个道理，伯高说：“山地表面上有丹沙的下有金矿，表面有慈石（即长石）的下有铜矿，表面有陵石的下有铅、锡、红铜，表面有赤土的下有铁矿，这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如发现山有矿苗，国君就应当严格封山并进行祭祀。离封山十里之处造一个祭坛，使乘车到此者下车而过，步行到此者快步而行。违令者死罪不赦。这样人们就不敢随便开采了。”然而黄帝行此禁令仅在第十个年头，葛卢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竟被蚩尤接管控制起来，蚩尤用山上出产的金属制造了剑、铠、矛、戟，这年他与九个诸侯国发生了兼并战争。雍狐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也被蚩尤接管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戟和戈，这年他与十二个诸侯国发生了兼并战争。因此，天下各国国君顿戟一怒，形成伏尸遍野的局面——矿权分散的结果才是大战之源。（原文；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秦统一六国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在整体上仍反对将自然资源让私人垄断，并认为这对节制资本是十分重要的。《盐铁论·复古第六》中桑弘羊指出：“国家发出法令要把盐、铁官营，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些利润收入，也是为了促进农业，限制私人工商业，分化朋党势力，禁止放纵奢侈，杜绝相互兼并的道路。古时候，不把名山大泽分封给诸侯，因为分封给诸侯他们就会独占这些自然资源。山海的资源，湖泽的物产，都是自然界的宝藏，都应该归朝廷管理”（原文：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蓄，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

现在，有些决策者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违背中国有三千多年历史的经济管理经验，轻易地把矿藏让私人经营，产生了怎样负面的效果啊。山西省几年前已经将诸多媒矿再度收归国有，这是正确的。

《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在谈到节制消费和资本“用之有节”时，只是泛泛提到：不做骄纵奢侈之事，不做过分浪费的事，不贪恋于华美，柱子刮皮不加雕饰，屋顶用茅草覆盖，为百姓珍惜费用。（原文：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括柱茅茨，为民爱费。）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明确反对消费主义及资本的无限扩张，特别是在政权分立、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管子·事语第七十一》有管子与齐桓公的如下一段对话：“桓公说，‘泰奢告诉我，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不依礼用牛，大夫不依礼用羊，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销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错误的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假如天子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彼此像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至于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原文：桓公曰：“泰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

在2006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亲自参与制作和演出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戈尔以严谨的态度，极其丰富的资料向世人证实了全球变暖的灾难性影响，并指出人类（特别是一直忽视这一问题的美国）完全有技术能力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某些工业利益集团的影响，连科学 告也被那些与石油公司有密切关系的政府官员随意修改。戈尔最后不得不承认，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已经成为美国最宝贵的再生能源。

在人类资源已经越来越紧张的今天，西方文明依旧用消费主义支撑着他们的经济增长，自己的资源不够就用经济、战争手段去掠夺，人类何时能脱离西方海盗文明的野蛮呢？

中华文明，西周初年已经由山虞、森衡、川衡、泽虞、迹人、矿人等官员管理自然资源。比如矿人的职责是掌管出产金玉锡石等的地方，为之设置藩界和禁令而加以守护。按时采取，选择开采地，绘成地图交给开采者，巡视是否有人违犯禁令。（《周礼·地官司徒第二·矿人》原文：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令人遗憾的是，直到2007年我国稀土生产才由指导性改为指令性生产，其他矿产资源的乱挖乱采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由于汉白玉资源有限，中国一向有节制地开采汉白玉，主要用于国家标志性建筑，一般人不得随意开采使用。但全面引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后，汉白玉资源这些年很快就枯竭了。要建中华世纪坛，被称为汉白玉的中华世纪坛石碑不得不用糙白石顶替，结果碑体很快就风化裂缝——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是一种民族的羞耻！

节制消费和节制资本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自然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逸周书》屡次强调，国家要保证商人有足够的资本。（《文政解第三十九》：“商工受资”；《大聚解第四十》：“商不乏资”。）周初政治家吕尚直接将大农、大工、大商称为国之三宝（《六韬·文韬·六守》）。《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也将商人称之为“三宝”之一，上面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节制资本的目的是让百姓均平，不像今天美国那样让一个利益集团通过对资本的控制绑架整个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