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辰评《“俾斯麦的使团”》｜被遗忘的“步卒”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 吉辰

《“俾斯麦的使团”：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德]白莎著，孙立新、顾年茂译， 会科学文献出版 2021年7月版，344页，79.00元

在近代史上，后发国家为推进近代化而聘请各类“外国专家”，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反过来讲，强国通过推荐（甚或强行安插）专家来扩张本国的势力，也是司空见惯的外交手法。自十九世纪乃至冷战时期，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在晚清中国，这种外国专家群体一般被称作“洋员”（明治日本对此也有一个十分类似的称谓“お雇い外国人”），有顾问、教习、翻译等等名目。

清末，邓世昌（二排左四）与北洋海军总查英国人琅威理（二排左五）及“致远”舰军官在甲午战争前的合影。

鉴于国防建设的迫切需求，晚清中国的军队与军事学堂一直是聘请洋员（特别是教习）的重点领域。而在诸多列强之中，德国是最受青睐的国家之一。这既由于德国在普法战争后长期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陆军强国，也因为晚清中德关系除胶州湾事件与庚子事变外相对平稳。从1880年代起，北洋海军、盛军、天津武备学堂、广胜军、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自强军、湖北武备学堂、湖北护军营、武毅军、新建陆军等单位先后聘用了数量不等的德国军人。其中，军旅生涯最显赫的无疑是日后曾任德国陆军部长与总参谋长的湖北武备学堂总教习法勒根汉（Eerich von Falkenkayn），而在国内最知名的当推李鸿章的幕僚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直到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德国人的风头才被蜂拥而至的日本人压倒。不过，德国军人在民国时期又得到施展身手的机会，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等德国来华军事顾问及其改革计划，一向是研究者与军事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相对于清政府所聘德国军事教官的规模与意义，中文学界的研究是相当稀缺的。在这方面，戴海斌教授的长篇论文《张之洞与德国军事教习》（《近代中国》第二十一辑，2011年）可能是国内学界最好的个案研究，但所依据者仅为中文史料。至于在相关领域（晚清时期的中德军事交流）综合运用中德史料（特别是档案）的学者，笔者能举出的仅有余文堂教授与徐健教授。余教授曾有两篇论文研究晚清时期克虏伯公司的对华军售与晚清首批留德军事学生（均收入《中德早期关系史论文集》，稻乡出版 2007年版），徐教授同样探讨了后一个问题（《晚清第一批官派留德军事生：动因、表现及影响》，《徐州师范大学学 》2010年第1期）。可惜这些论文数量有限，而且不太涉及军事教官。

至于德国学界，相关研究似乎也不多见，译成中文的更是少之又少。事实上，即使扩展到整个晚清中德关系史，相关译著也是凤毛麟角，笔者所能想到的仅有东德学者施丢克尔（Helmuth Stoecker）的《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

笔者去年获悉德国学者白莎（Elisabeth Kaske）教授所著《“俾斯麦的使团”：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哈拉索维茨出版 2002年版）一书（以下皆称“本书”）即将推出中译本之后，一直抱着十分期盼的心情。笔者此前撰文探讨晚清首批留德军事学生时，曾借助翻译软件磕磕绊绊地阅读书中的若干章节，但苦于不谙德语，总是未见全豹。前些时候，本书中译本终于入手，笔者便在第一时间通读全书。兹不揣谫陋，略作评介。

清朝政府编练新式军队时，新编练的江南水师鱼雷艇官兵。

第六章的舞台转向了广州。海军鱼雷少尉马驷（Ernst Eduard Wilhelm Kretzschmar）军阶甚低，却是极少数在中国得其所哉的德国军人之一。他起初在张之洞创建的黄埔水鱼雷局任职，后来转入北洋水师，甚至做过颐和园的电气技师，甚得各位雇主的赏识。广州不像天津，没有盘根错节的德侨圈子，也没有不好伺候的中国上司，但德国人实在吃不消这里的气候。不到两年，七名德国教官当中便有两人病故，另有两人因病被解聘。而马驷不仅挺过了酷热的折磨，也学会了中国官场的处世之道，在黄埔水鱼雷局工作了十一年之久，被公认为德国教官的样板——罕有的样板。

俾斯麦在弗里德里希斯鲁会见李鸿章

拜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若干或可推敲之处。另外，本书的译笔极为流畅，令人钦佩，不过老虎难免打盹，亦有一二可商之处，在此合并开列于后，谨供读者参考：

21页，注释①中的“岳文堂（Yue Wen-tang，音译）”其实是前文提及的余文堂教授（鲁尔大学博士，曾任中兴大学历史系、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27页，“巴兰德和李鸿章均不在岗位上，他们都度假去了”。此处将李鸿章不在直隶总督任上的原因称作“度假”，恐怕不妥（李鸿章于1882年4月丁忧解职，次年7月在服中署理直督，1884年9月重授）。

33页，“自1884年初成为督办闽海军务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有误。左宗棠于光绪1884年2月因病免去两江总督一职，6月授军机大臣，9月奉旨督办闽海军务。

35页，“德国方面由此获得了一个让其海军部队到东亚海军站战船进行轮值的机会”。“东亚海军站”（原文似为Ostasiatischen Marinestation）在此译作东亚舰队为好，正如英国海军的China Station通译为“中国舰队”而非“中国站”。

39页，“庚应泰”应作赓音泰（汉军镶黄旗人，时任清政府驻德使馆翻译官）。

45页，“先是有两名军官和一名军士在1885年12月初到达广州”。参照引注与上下文，此处“1885年”应作“1884年”。

85页，“到1864年，炮兵营的数目增加到10个”。此处数字似有误。据王尔敏先生统计，淮军在1864年苏常战事结束后共有炮队六营（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2008年版，85页）。

115页，“邓世昌同样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也曾作为第一军官从英国接运扬威 军舰回中国”。此处“第一军官”（对应英文似为first officer，即大副或副舰长）似应译作副管带。

120页，“较旧较差的澄庆 和驰远 ”。此处“驰远”为“驭远”（南洋水师巡洋舰）之误。

183页，（荫昌）“1901-1905年任驻德大使”。此处“大使”应作公使，清朝与他国始终没有真正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203页，“张之洞没有管辖原有军队指挥官的权威，他不敢在旧军队当中进行改革”。此处引注为《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查原文，相关内容似为“若欲督责诸将领，骤令就我绳墨，颇有所难”一句。此句固然说明了西法练兵的困难，但若说张之洞“不敢”改革，无乃太过；若说他无力管辖所部将领，更是小觑了总督的权限和张之洞的强势性格。

245页，“《总督衙门来信》（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似应回译为该书中文名《张文襄幕府纪闻》。

265页，（张之洞）“从未为其外国员工奏请哪怕是一枚双龙宝星”。此处说得太过绝对，也忽视了张之洞对外态度的前后转变。譬如，张之洞1899年曾奏请赏给湖北武备学堂德籍教习何福满（Friedrich Hoffman）二等第三宝星（中国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一百二十五册，273-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