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华莱士(David Wallace)毕生致力探讨美国人怎样与沉闷为敌,最后战死在荒谬的沙场。他最为人熟知的小说《说不完的笑话》,被《时代》杂志列入史上小说一百强。
在张爱玲的《半生缘》,主角曼桢对她心爱的世钧说:“我们都回不去了。”这就是现代人的处境,我们都回不去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iPhone 2007年在市场发售,至今只有14年,但已经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条件”(conditions of existence)。这样的商品和发明岂止是改变游戏规则的“game changer”,简直是改变人生的“life changer”。人生这场游戏的规则已经改变,问题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for better or for worse ?
答案呼之欲出:时间是世上最稀少、最珍贵的资源,智能手机每天让我们浪费和虚耗了多少时间?我们每天又为拿在手里的智能手机,付出了多少“死于非命”的注意力?
现代人离不了智能手机,因为它帮我们杀死沉闷,但智能手机在杀死沉闷的同时也杀死了我们的灵魂。科学有所谓“受控制的混乱”或“掌握中的混乱”(controlled chaos)的概念,在艺术创作中,制造“受控制的沉闷”或“掌握中的沉闷”(controlled boredom)最考功力。荒诞剧经典《等待戈多》只有两幕戏:第一幕,两个流浪汉一边语无伦次地闲扯,一边做些无聊琐碎的动作;而第二幕是第一幕的重复。
卡夫卡的代表作《城堡》几乎没有情节,讲一个没有任何关系和背景的人—K,想尽办法要进入一座城堡,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最讽刺的是,据说城堡的门本来就是为了他而打开的。究竟城堡是代表天堂、世外桃源还是 会的权力核心,见仁见智。可以肯定的是,卡夫卡化沉闷为艺术,也将忍受沉闷的能力,提升为一种欣赏艺术的高尚品德。
2008年吊颈自杀的美国作家华莱士(David Wallace)毕生致力探讨美国人怎样与沉闷为敌,最后战死在荒谬的沙场。他最为人熟知的小说《说不完的笑话》(Infinite Jest),被《时代》杂志列入史上小说一百强,讲现代人为追求热闹和逃离冷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死前尚在挥笔疾书的长篇《苍白王》(The Pale King),以一班在税务局工作的小人物做主角,将他们描绘成每天与沉闷搏斗的英雄。这是一部文学史上罕见,歌颂沉闷、专注与警觉的作品,今天读来不得不赞叹它的先见之明。
只可惜世人视沉闷为洪水猛兽,早已迷途而不知返。在严肃与傻气、一本正经与古灵精怪之间,他们的选择至为明显。很久以前,世界级的推销员兼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已将“pop art”界定为“傻人做傻事”(Silly people doing silly things)。他自己身体力行,将金宝汤罐头和玛莉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肖像制成丝 印刷品,结果在商业与艺术上皆取得巨大成功。
愚蠢与无聊从来不乏市场,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类的深层需要,这与我们的生存处境有关。“不做无聊、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是中国人练达的传统智慧。西谚亦有云:“生命之苦涩,要靠无聊之糖浆冲淡。”(Silliness is the sweet syrup that helps us swallow the bitter pills of life)。心理分析学家荣格(Carl Jung)指出,做傻事得到的乐趣近乎与生俱来(Acting silly is a primal pleasure)。
要取悦群众就必须迎合他们的愚蠢与无聊。对,是迎合,不是容忍,英文是“indulge”。在 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年代,把大众、用户和消费者当作傻子那样“栽培”、调校和操纵,已成一门严谨科学、精致艺术和利润无法想象更不要说计算的生意。
交媒体和手机软件的最大功能,是让用户展示无聊和与别人分享愚蠢。英文有“outsmart”一词,意思是“智取”或“在智力上胜过”,但今天科 巨头推出的服务和产品却彷佛是在“拼愚蠢”(outdumb),试图在逢迎群众的愚昧这方面超越对手。
电影、电视、电台和流行音乐统称为大众娱乐事业(mass entertainment industry)。今日的大众娱乐事业已经智能化和政治正确化,穿上“先进科技”、“精明消费”与“群众力量”的外衣,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斗臭斗垮了聪明和耐性。现代人亦由整天蜷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看电视的“沙发土豆”(couch potato),变成终日抬不起头、像中了邪地看着屏幕的“手机瘾君子”(smartphone addict)。没有手机过不了日子不是一种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的选择(lifestyle choice),而是被巧妙操纵之后产生的病态倚赖。
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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