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心坡”舆论风潮的 会 络分析

江心坡位于今缅北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与恩梅开江之间，民国时期为中缅北段未定界争议区，英文文献称之为“三角地”（TheTriangle）。江心坡在1929年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中缅界务问题的首次“轰腾”于世，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南京政府的基本立场，教育部通令全国更正中国地图就是典型表现。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以英兵侵占江心坡。特电国府行政院等，请严重交涉在案。兹悉该会昨接内政部代电云。全国商会联合会鉴：真代电悉，英兵侵入江心坡事件，事关国家领土，自当力争，本部现已咨商外交部核办，希查照。内政部巧印。[11]

该条新闻的标签为“江心坡问题”“全国商联”“行政院”“内政部”“外交部”，表示这几个机构、部门作为共现的能动者。标签关键词全部来自新闻内容本身，为控制词表的内涵与容量，构建通配词合并同义词，如“全国商联”就还包含“全国商联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

词表最终形成142个关键词，其中频次2以上的有64个，频次10以上的有15个（见表1）。

二 舆论风暴与推动者

江心坡问题进入民国大 的 道约在1927年4月，经历1929年4月与5月的风暴后陷于沉寂。我们将数据以1929年5月31日为断，分为两部分。为细致观察舆论形成的脉络，首先按日构建5月31日以前的关键词矩阵，通过Gephi的YifanHu布局得到图1。

图1中节点代表时间与能动者，节点的大小代表该节点出现的频度，节点的边（两个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节点的共现关系，连线的粗细代表共现频度，节点在图中的位置关系显示它们在关系 络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节点之间的距离显示它们之间的亲疏度（两个节点之间有越多的第三方节点的连线关系，说明节点之间亲密度越高）。[13]可以看到图1左下角子图[14]构成的1927年舆论时间节点与能动者的关系图，影响很大的《申 》和《大公 》都 道了英人进兵江心坡的资讯，处于结构洞[15]位置的节点是驻军滇西的滇军团长俞沛英，经云南新闻同人传递到两大 ，不过没有引起更多的舆论参与。1927年的 道并未引起舆论的骚动，部分原因也许在于 道没有明确强调江心坡为中国属地，4月9日《申 》 道只是担心国防安全，俞沛英也只是模糊地说“毗近我国疆界”：“据密探回 称，英政府顷由瓦城发兵三千有余，以二千开驻新街，以一千余添驻江心坡，查江心坡一处，毗近我国疆界。”[16]4月10日《大公 》的 道也为“江心坡毗邻我国疆界”[17]。俞沛英的驻军堪称极边，又有所谓密探，两 的消息所反映的对江心坡的认知具有代表性。4月14日《大公 》登载了云南省务委员会命令俞沛英确査的电 。6月16日《大公 》又 道了新的信息，来自永昌属泸水土司段承僚，指明江心坡为中缅未定界地区。[18]这时的 道呈现出对江心坡归属认知的模糊或矛盾。新闻 道如子图所示，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些 纸也并未在1928年重新跟进或 道。

1929年的子图形成了紧密的关系 ，核心的能动者是滇缅界务研究会,在该年的第一条 道便已出现，1月5日《大公 》 道：“腾越各界已组织滇缅界务研究会，前日发出快邮代电向中央呈请，并唤起全国之注意，兹录原电如下……”[19]可能是这次 道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效果，据2月19日《申 》登载海军总司令部的总理纪念周的活动纪要，写到活动中 告了“中英交涉江心坡驻兵情形”[20]。数据库中4月以前的新闻仅此两条，滇缅界务研究会及其发布的告书仍未引起太多的舆论关注。

引起“轰传”的 道来自4月9日和4月10日。9日《中央日 》发布《英兵侵略云南江心坡特推代表来京请愿从速抗议严厉制止》，文章先是描述了英国进兵江心坡的情形，滇缅界务研究会的代表谢焜、周从康、刘绍和3日来京请愿，7日与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会面，得到积极的回复，后附上告同胞书。10日《申 》的 道更加精简，内容如出一辙。[21]在2月的新闻中，滇缅界务研究会与告同胞书就都已经出现了，4月只是多了边疆代表入京请愿与外交部的回应，可见边疆代表入京请愿与外交部的回应才是引发舆论风潮的关键。

为了便于观察，我们重新生成了各人物、机构、事件首次见诸 端的关系图（见图2）,观察不同对象进入舆论的时间脉络。4月11日的 道中并未有新的节点，4月12日则是新节点出现最多的一天，“更正地图”就是其中之一，新闻见刊有一定的延迟性，如前9日的新闻是 道7日的事情。12日的《民国日 》 道的是11日全国商联致中央党部等电文：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内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工商部钧鉴。四月十日沪 载英兵侵入江心坡，该地代表晋京请愿交涉，划清中缅界限一案。……到本国各种地图，于恩梅开江之西，遂开江之东，北自西康省察阳县交界，南至滇缅铁路，均误画为缅甸地界，实属重大错误。应请内政部通令全国书店，迅速改正，并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学校，凡遇教授地理时慎重注意，党国幸甚。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冯少山、常务委员苏民生、张械泉、卢广续、陈日平、李奎安、彭礎立等真印。[22]

全国商联电文称是对10日新闻 道的回应，可见反应非常快，诸多会员的联名应该是经历了内部广泛的沟通，可以推想舆论的反响。25日，教育部正式响应，通告全国修正地图。26日，《中央日 》登载了详细的内容：

惟我国一般专攻地理学者，每多足不出户之士，对于边地之历史又多不能多肆搜求，以与地理相互考证，而我国文献，对于耳目所不及之处，亦常略而不言。……查现行各种地图，均系抄自外人所作。以外人作中国地图，当然将江心坡不画归中国。如中国人作地图，于此处不加更正，则江心坡数千方里之地，不待英人之进兵，而被我国一般地理学家，已无形默认而拱手送致外人矣。教育部有鉴于此，昨根据全国商联会来讯，即通令各学校、各书坊从速更正。[23]

至此形成了修正地图的事件脉络。26日与27日也正是新闻数据最多的两天。

吊诡的是，正如教育部所批评：地理学者多足不出户之士，文献又略而不言。此时诸多 道既在强调地界，又普遍在制造错误，如同与26 刊载教育部专电的《申 》，写道：“查坊间各种地理教授书，多以英文高山起沿恩梅开江作为中缅未定界，殊属错误。”[24]此文将尖高山写作“英文高山”，这一时期新闻中类似错误频现。教育部批评的现象并不因之而解决，前文所述俞沛英与段承镣之间的认知差异也依然存在，如外交部云南特别交涉员张维翰与云南旅京同乡会之间的分歧。4月22日《大公 》载张维翰的《滇缅界务意见书》，提议：“第一步宜就英人自动请勘之际，从速照商英使，两边派员切实会勘，确定疆界，以解纠纷；第二步宜即日实行殖边，以杜窥伺。”[25]张维翰作为与英交涉云南界务的外交官员，对于事件应是熟稔且有一套基本的立场，6月4日《申 》披露了他向政府陈述的划界意见，江心坡不在其主张之内，“主张以五色线界中之蓝色线（即第三线）为界，此即北平旧外部之主张”[26]。张维翰的提议[27]曾遭到云南旅京同乡会猛烈批判[28]，5月9日《新闻 》和《申 》都刊登了同乡会的五条意见，其中：之二声明张交涉员所呈意见书错误四点；之三请向英交涉推翻五色线图，另订国界；之四速派调査员往滇边，史地査勘边界清晰。[29]此时舆论才触及了江心坡归属问题的核心一“五色线”，推翻五色线图的意见才是争取江心坡归属的基础。

五色线是晚清与北洋政府时期与英国谈判滇缅北段边界的未结之果，形成五条不同颜色的划界方案，江心坡位于全部五种画法以西暨英国主张的缅甸境内。此时，舆论少见对于五色线的交代，在论证归属时，以历史上中国的设治与影响以及土人的认同为主要内容。当然，这有可能是舆论的动员策略，但也可能更多的是对五色线抑或说中英交涉情形的陌生。在舆论的脉络中，江心坡属于中国这一观念，由教育部修正地图的命令而成为定论。

三 更正地图事件及其后续

为观察哪些人物与机构在舆论风潮中发出了更多的声音，发生了更多的联动，我们将关键词表中1929年5月31日以前的66个关键词构建共现矩阵，通过 会 络分析方法进行观察。用Gephi软件YifanHU布局输出图（见图3）,可以粗略观察到6个聚类（图中以#指示）。聚类#1、#2、#6集中了较多、较大的节点，并构成了密集的 络，这些节点代表了舆论中核心的能动者。通过特征向量中心度[30]的统计进行计算，中心度排名前30位的分别是：外交部、中央党部、更正地图、教育部、行政院、全国商联、内政部、冯少山、工商部、陈日平、苏民生、彭礎立、张械泉、卢广续、李奎安、立法院、云南省政府、张维翰、滇缅界务研究会、谢焜、军政部、参谋部、周从康、刘绍和、云南旅京同乡会、周途、周汉章、中央 、日日 、尹明德。

这30个节点可以分为5类，政府机关、 会团体（全国商联：冯少山、陈日平、苏民生、彭礎立、张械泉、卢广续、李奎安）、边疆请愿代表（谢焜、周从康、刘绍和）、在京云南同乡（周波、周汉章、尹明德）、 。边疆请愿代表与在京云南同乡会联动紧密。同乡会应该是请愿团在京活动的依靠，帮助联系政府机关及联络新闻界，也许他们才是舆论背后最积极的活动者。从新闻披露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中央日 》4月14日 道：“旅京云南学会，及滇缅界务研究会，为英兵侵入滇属江心坡事，于昨日招待新闻界于鸡鸣寺，由周汉章 告英兵侵入江心坡经过情形。”[31]又如其他 道：“现云南旅京同乡会已特组一滇缅界务外交后援会，催促政府，进行此事，并拟将以前滇缅界务交涉经过详细情形，编印为小册，以广为宣传，尚望新闻界力加援助云。”[32]

“晚清民国 刊全文数据库”收录了一些教育期刊，可观察教育部要求更正地图命令传达的情况，省别的教育杂志有湖南、湖北、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江西、广西、陕西，分别传达了教育部第五七五 训令。其中《江西省教育公 》传达的时间为1929年4月30日，《广西教育公 》传达的时间是1929年6月7日，一些地区信息延迟或许有政治方面的客观原因，不过也可认为有较长的传播时效。各省分令对象一般为公私学校、县教育局、图书馆等，在《绍兴县教育公 》与《宝山县教育月刊》上，都可以看到将教育部第五七五 训令分令各属小学，《浙江大学教育周刊》也见发布，而《苏中校刊》则登载了《中央大学》的训令。可以看到传播的脉络，由教育部到省教育厅、督学，到县教育局，再到中小学；或由教育部到大学，再到中小学。

可以看到一些1929年6月以前就活跃着的能动者，滇缅界务研究会、内政部、尹明德、谢焜等。更多的是一些新的能动者，较为重要的是，1934年开始的对滇缅南段未定界的交涉，1942年开始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缅甸独立，傅角今在缅甸独立后带队勘界，以及1936年与1946年的更正地图事件。

如图4所呈现，占据主要位置的子图是1929年与1930年的节点聚类，为此前事件之延续。子图的分支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聚类，及与中心聚类相连的关键能动者，即处于结构洞位置的能动者。聚类#1地图相关聚类的结构洞节点是“更正地图”，聚类#3滇缅南段未定界勘界聚类的结构洞节点是“张维翰”与“外交部”，聚类#4与傅角今勘界聚类相连的结构洞节点是“内政部”，聚类#2滇缅抗战聚类欠缺与中心聚类相连的结构洞节点。可以说从1929年6月以后，江心坡问题除了此前延续 道外，之后某一时间节点被舆论重新提起，多是由于云南重大的政治、军事与外交事件，内政部与外交部依然扮演核心能动者。就江心坡问题本身来看则主要还是地图问题，而教育部已不再是地图问题的核心能动者，教育部的角色由内政部的“水陆地图审査委员会”与“水陆地图审査条例”[41]取代。

虽然在与英交涉上没有结果，但更正地图一直是事件的后续，成为既定的观念或结果。1946年9月，《大公 》与《申 》都 道了内政部水陆地图审査委员会下令査禁世界舆地学 新出版的《世界新形势地图》，该地图“误将葱岭以西至江心坡一带之重要地区，划入他国境内”。内政部重新修订“水陆地图审査条例”，规定：“凡本国水陆地图，除由国防部、内政部编制者外，非经审査委员会认可，不得注册发行。在国外发行者，亦非经审查认可，不得在国内发行或经售。”[42]

《申 》是江心坡问题的重要舆论阵地，也是地图问题积极的推动者，甚至公开表示经审査的地图才能出版依然是消极的办法，呼吁教育部规定地理成绩不及格的学生不能升级或毕业。[43]《申 》六十周年纪念推出《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44]，由丁文江、翁文浩、曾世英编纂，便将江心坡地区画入界内。[45]《申 》地图的出版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被誉为中国地图史上的“空前巨制”，并作为学校教学使用。[46]1939年的版本中还是延续了初版的画法。[47]1948年，由曾世英、方俊增订的版本，则进一步将江心坡地区以西的胡康河谷地区画入境内。[48]1942年军事委员会认定了这种画法，并制成地图转发各部。[49]这一变化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背景有关。前文提到的沈君蕴、云南旅京同乡会及尹明德都提出了此画法，此前《申 》地图并未响应。此时已经执行地图审查政策，胡康河谷被划入中国界内应该也是经过官方认定的。至此，形成了《申 》两种地图的遗产。

四 结语

英军侵入江心坡的时间是1926年，腾冲滇缅界务研究会成立的时间是1927年，1928年有江心坡土著代表到腾冲请求支援，及腾冲反英学潮[50]，至1929年才引起大众舆论的轰动。1927年4月《申 》《大公 》 道，已经包含了英人进兵与边境危机预警的素材，江心坡土著请求援助与滇缅界务研究会的告全国同胞书，也至迟在1929年1月见诸 端，并有政府部门关注与讨论。江心坡事件的脉络已经完整，即英人入侵一江心坡土著求援一腾冲地方人士响应一寻求内地支持。1929年4月才得到“支持”，也就是说，在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初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舆论环境下，边疆的“侵略”与“危机”如此具有煽动性的内容，即便是有大 的 道，也没造成哄传的效果，还需叠加其他因素。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推动力量，请愿代表入京的活动与全国商联等团体的参与。

从江心坡问题的舆论 络看，相较于界务本身，似乎“人”的因素更加突出，“人”包括“活动的人”与“有 会资本的人”。滇缅界务研究会的请愿代表是“活动的人”，从1929年4月在南京活动，到6月北上北平，活动时间长，构成了可持续跟进的话题。借鉴“ 会资本”理论[51]，“全国商联”“云南旅京同乡会”等是“有 会资本的人”，在舆论 络中对进度与走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如1929年4月26日、27日的“轰腾”与“更正地图”的行动。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1929年6月以后的舆论脉络，江心坡问题间断被提起，多与其他“事件”捆绑，或“旧事重提”，欠缺“人”的参与。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内容是确定中国的“民族”疆界，对人而言是构建“中华民族”，对空间而言是确定“中国领土”。[52]与历次边疆危机一样，江心坡问题也成为民族凝聚的动力，时人谓“江心坡之人民，其为中华民族，当无疑义”[53]。江心坡土著由“野人”到“中华民族”与我汉族同宗同源的表述，在当时比比皆是，如“故其姓氏风俗，民情信仰，均与汉人相同。由是观之：则江心坡之为我国领土，可为证明”[54]。这种关系反过来成为领土诉求的证据。江心坡事件爆发之后，对于地图问题的批判，是政府部门与 会舆论的共识，推动了地图的绘制工作以及审査制度，也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尹明德率队调査，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江心坡地图的绘制，填补了中文地图中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之间的空白，成为争夺治权的重要手段。地图与设治的关系，在英人统治下的缅甸，大致也是如此。英人在进兵江心坡之前几年便开展了调査与测绘工作，在1926-1927年的《缅甸行政 告》的地图中，江心坡地区也同样是一片空白，标注着未设治(UNADMINISTERED)[55],不过就在1926年，印度测量局编制了一幅江心坡的测绘地图。[56]至1934年英人在江心坡设置助理专员，《缅甸行政 告》乃认为实现了对江心坡的“正规统治”，这也反映在地图的标注上，此后《缅甸行政 告》的地图对江心坡区域不再标注未设治。

有研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历史的研究过多聚焦于编绘技术的演变方式，特别是图绘内容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提出将历史地图问题置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 会话语中，“反思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国族构建与学术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57]。透过江心坡的案例，还可以梳理更多的维度，学术话语或知识的生产，并不局限于学者或机构与民族主义或历史记忆的互动，通过舆论或“ 会资本”的力量，下层能动者参与其中，地方性的诉求传导到国家政治与学术话语当中。在重新梳理文献或地图的记忆时，发现的不仅是知识精英或政治人物的遗产，而是与下层或“边缘”民众共同演绎的过程。所谓“地图开疆”，我们看到江心坡问题的地图遗产背后，是诸多能动性的“人”的历史活动，而非政治人物的静态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