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甲：遇见拒绝

项目进行到第四个月，我的愿望似乎就要实现了，一位外部投资者对我们的诺言软件颇有兴趣。我花了很多个小时来准备演示的讲稿，我们的团队一起排练了一遍又一遍，好像在为真人秀节目《创智赢家》排练似的，直到我们觉得演示工作已经无可挑剔。之后，我们击掌庆祝，然后开始了等待，这是我所经历的最痛苦难熬的等待。

你可能很不解，我为何会站在这个男子的家门前，我所说的“特别项目”又是什么。这是我在试验的新销售策略吗？是大冒险挑战吗？又或者是一项 会学实验？实际上，这些都沾点儿边，这是我尝试拒绝100天项目的一部分，这一经历让我对商业和人性都有了全新的认识，赋予我神奇的工具，让我几乎做任何事情都更加自信和游刃有余。我试图挑战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寻找被人拒绝的机会，这让我对拒绝，甚至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改变了许多。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而我也希望你通过阅读我的这段经历，也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但是，在告诉你之后发生的事之前，也许我该回放一下——回到故事的开始。

那是2012年7月4日，太阳刚刚落山。几千人欢聚在我们 区的公园里，等待独立日的烟火绽放。我的妻子，特蕾西，跟我一同坐在毯子上，抚摸着自己的腹部。她正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八个月了。我们周围的孩子们欢快地跑来跑去，扔着飞盘，吃着卷筒冰淇淋，家人们整理着野餐的篮子，大家用啤酒瓶碰杯，空气中洋溢着欢乐的笑声。每个人似乎都很快乐，都在享受夏日的欢愉。

每个人，但除了我。

从很多方面讲，我都生活在典型的美国梦中。年方三十，我就已经在世界五百强公司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年薪六位数，还和特蕾西拥有一套3700平方英尺的房子，窗外就是池塘。我们甚至还有一只名叫“金宝”的金毛犬——典型的美国城郊家庭宠物狗。再过几周，我们就将迎接儿子的到来。最美好的是，我跟妻子的关系非常和谐，每一天我都感叹自己的幸运，被这样棒的妻子爱着。换句话说，我该为自己美好的生活而欣喜不已。可我却忧愁不已，我的忧愁并不是因为个人私事，而是因为事业。

我在中国北京长大，那个年代，中国学校里的所有孩子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要成为一个模范工人，为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成为一个模范工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从不是我的梦想。从小，我就幻想着成为一个企业家。当其他孩子热衷于体育运动或电子游戏时，我却沉浸在托马斯·爱迪生和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传记中，寻找成为伟大创新者的秘诀。我14岁的时候，比尔·盖茨访问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我的故乡。我被他创建微软的故事深深迷住了，我拿掉了卧室墙上摆的所有体育纪念品，并把创业设定为人生目标。我立志要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开发一项伟大的科技产品，使它席卷全球。我说服家人给我买了一台崭新的顶级配置的电脑，开始自学编程。我甚至还给家人写了封信（那封信我仍然留着），向他们保证，我的公司会无比成功，等我到了25岁，

就会收购微软。因为向往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图景，又因为比尔·盖茨生活在那里，所以我相信我自己也将会去那里，实现我的梦想。

我16岁的时候，得到一次作为交换生去美国高中学习的机会，之后还可以进入美国的大学。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次机会。适应的过程相当艰难，除了要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之外，还远离了爱我的家人，这让我很难过。更糟糕的是，我所身处的环境也并不理想。我在美国的第一年是在路易斯安那的乡间度过的，而且交换项目对寄宿家庭的背景调查工作也做得很差。结果，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异国之家”是在一栋窝藏罪犯的诡异房子里。我得知他们的大儿子在我去的前一年犯了谋杀罪，而我睡的正是他的床。还有更糟的，刚住了两天，我的寄宿家庭父母就偷走了我所有的钱。

睡在杀人犯的床上，被偷走所有钱，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美国。离开了远在中国的家庭，离开了父母用呵护和支持织成的爱巢，我却被这个迎接我的异国家庭瞬间击碎了所有信任。这吓坏了我，我不知所措。最终，我向高中的负责人举 了他们的盗窃行为，负责人转而向警方 案。我的寄宿家庭父母被逮捕了，交换项目工作人员帮我换了一个寄宿家庭，很幸运，这一回是个特别好的家庭。在新家庭里，我重新体验到了爱与信任，获得了精神上的信仰，还懂得了这世上有好人也有坏人，而这两类人待我的方式自然会不同。

在这最初的风雨飘摇中，我要在美国成为企业家的梦想却一直坚定不移。实际上，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失败。成为企业家感觉更像是我的命运，而并非我一时的选择。这个梦想在我心里根深蒂固，就算我自己想要动摇，也动摇不了。

上了一年高中后，我又在一所英语语言学校进修半年，此时，我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99年1月，我准备去上大学了。我仍然记得我在犹他大学的第一天，那时我才17岁，我抵达学校的前一天夜里，暴风雪袭击了这里，整个校园被白雪覆盖，我现在还能回想起自己的脚步声——吱、吱、吱，早晨我踩着雪去上课，在雪地里留下一天里的第一串脚印。我的眼前是一片崭新的冰雪世界，等待我燃烧出自己的轨迹——成为美国下一个伟大的移民企业家。我年轻，我满怀希望，我能量满满。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

在大学时，我遇到了第一个实现企业家梦想的机会。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苦思一项新奇的发明。一天，我在翻一本旧相册，看到一张我小时候玩轮滑时的照片。我的很多美好的童年记忆都是与朋友一起玩轮滑。突然，我想到如果把 球鞋和轮滑鞋结合起来，那该有多酷。孩子们、大人们，前一秒还在走路，后一秒就与朋友一起轮滑了，整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轮滑场，欢乐将会传遍人间。

我很激动地拿出素描本，开始绘出将滑轮嵌进鞋里的各种设计图。我太爱这个想法，甚至还画了一份正式的蓝图，好以后申请专利的时候用。这花了我整个周末的时间。完成之后，我感觉像是画出了《蒙娜丽莎》。

当然了，这不是世上最惊天动地的发明，但这是我的发明，我觉得它特别棒，它有可能成为我实现企业家梦想的起点。

我有个叔叔住在圣迭戈，他是我父亲的弟弟，我一直很崇敬他。虽说我父母都非常好相处，我的叔叔却很严格，要求很高，这让我更看重他的认可。说实话，我小时候有些怕他，但我也明白，他这是关心我，想让我成功。我来到美国后，跟他关系近了许多，他几乎成了我的第二个父亲，后来我为儿子取名时，还用了他的名字。当他赞许我的想法和选择时，我总能更自信些，所以，我给他发了一份我的画稿，激动地等待他对这双“带轮的鞋子”的反应，期待得到鼓励。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我得到的反馈不是他的支持，而是言语打击时，我是多么的失望！叔叔觉得我的想法很傻，他批评我说，我应该集中精力学习，提高英语水平，而不是去想这种不靠谱的事。

我沮丧极了，把素描本扔进抽屉里，再也没有继续延续这个想法。连我自己的叔叔都拒绝了我的点子，更别说其他人了，我确信他们一定会更讨厌它，我可不想在公共场合被陌生人拒绝。于是，我转而专心学习，力争取得好成绩，同时继续提高英语水平。我使用了数千张单词卡，每天花很多时间学习和记忆新的英文单词。我想，只要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就一定能博得家人的认可，尤其是叔叔的认可。我对他们的认可不仅仅是想要，更是渴望。我告诉自己，所有课程都拿A，拥有庞大的词汇量，对我将来成为企业家也有帮助。

我的好成绩也有了回 ，我得到了杨百翰大学提供的奖学金，转学到了那里，完成了本科学业，可我总是觉得自己错过了更重要的东西。

两年后，一个名叫罗杰·亚当斯的人用了与我当初完全相同的理念申请了专利——滑板鞋，创建了Heelys（暴走鞋）公司。2007年，在Heelys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后，估值就近10亿美元。之后的那些年，我又想出十几个新点子，认为它们有开发成为成功产品的潜力，但我却没有继续下去，而是把它们和那些被遗忘的东西堆在了一起，然后轻轻合上抽屉。

当然了，我的滑板鞋点子不一定能像亚当斯那样成功，我的其他点子也不一定能成为伟大企业的奠基石，但我却从没给它们，也没给我自己一个揭开答案的机会，我自己拒绝了自己的点子，根本就没给它们被世界拒绝的机会。我一直认为，接收到第一个拒绝的信 就放弃，比把它拿出去，让别人继续批判它要安全得多，自己一下子拒绝所有可能，是最容易的。

但是每一次，每一次我看到有孩子穿着暴走鞋在商场、在人行道上、在草场上滑的时候，每一次我读到亚当斯怎样将自己童年的爱好变成流行文化的时候，我都会想，如果换作是我，又会给我带来怎样不同的人生轨迹。痛和悔恨让我难以忍受。

我以为大学毕业后，拿到计算机科学的学位，我就会有自由的空间来实现企业家的梦想，但是事实与理想刚好相反，家庭与 会的压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时的我再也不能用好成绩赢得他人的认可了，而是要用一个稳定的好职业来赢得赞赏。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创建公司，大学毕业后也没有。我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终于明白，我不适合做电脑程序员。因为害怕自己选错了道路，我便以一种让我有安全感的方式换了一个环境：重回学校，这一次，我在杜克大学修MBA学位。之后，我在一家世界五百强公司找到一份市场营销的工作。我以为名校学位带来的荣誉和认可，再加上六位数薪水的新工作能让我打消想做企业家的野心。我真是大错特错了。

开始新工作的第一天，我的上司让我写一篇简短的自我介绍。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做这份工作，你想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写下“做一个企业家”，于是有人问我：“那你为什么没有做企业家呢？”我不知如何作答。

岁月如梭，一晃好几年过去了，而我的梦想也与自己的真实生活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简单来说，我出卖了自己的梦想，那个踩在雪地上的少年没有变成下一个比尔·盖茨，而是变成了一个销售经理，安逸地坐在企业阶梯上属于他的那一档，痛苦地拿着优厚的薪水。偶尔，朋友的艳羡或家人的自豪会给我暂时的、虚假的欣慰，让我以为自己的日子过得挺滋润，但是对我而言，奔走不停的生命之钟就像太阳，融化了我梦想和野心的雪原。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到家，把自己锁在衣柜里，啜泣了几个小时。我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

此刻，当我们坐在毯子上庆祝独立日时，我情不自禁地想，我的企业家之梦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还是个18岁的大学生时没有开始，成了22岁的单身男子时没有开始，成了28岁的MBA毕业生时没有开始，现在，我成了30岁的中层经理，过几周就要做爸爸了，还怎么开始呢？成为父亲会带来一连串新的责任，在我看来，这些责任要求我永远地放弃我的梦想。

一阵响亮的爆竹声从空中传来，原本暗淡的天空被鲜艳的烟花点亮。坐在那里，思忖着我的未来，我感觉好像能在天空里看到我今后的人生场景，它们如同幻灯片一样一页一

页翻开：工作上，我继续卖更多的产品，培训更多的员工，制定更多的章程；家庭生活上，我们会再生一两个孩子，供他们上学，上到大学；幻灯片的结尾是我的葬礼，有人演讲，讲得感人，却是标准的悼词套路，赞扬我忠诚、可靠，很显然，悼词描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好人，却并非我曾经梦想的改变世界的企业家。

特蕾西转头看我。这几周，她深知我的痛苦，她也知道原因。“你能再买辆车，再买栋房子，能升职，但你不能带着这样的遗憾过日子。”她说。然后我的妻子，我怀着孕的妻子，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她向我发起一项挑战，让我辞职，用6个月的时间白手起家建一个公司，努力建好它。如果时间到了，公司还是没有起色，没有获得投资，我就重回大企业的等级梯子。

想到终于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终于可以追寻我的梦想，我就感觉肾上腺素猛然增加。可恐惧接踵而至，我要是失败了，可不一定能再找到一份这样好的工作，朋友们会把我当成傻子，还有特蕾西父母方面的因素。

特蕾西跟我一样，也出生在中国，她父母对于职业和成功的定义非常传统。我的岳父跟大多数岳父一样，对于赢得自己女儿芳心的人并不完全满意。但是听特蕾西跟我说，他对我供养家庭的能力还算认可。我要是辞了工作，难保他不会暴怒。

“我父母那边交给我。”她说。

“你只要一心去做，不留遗憾。”我生命中有很多时刻让我感觉自己配不上我的妻子，这就是其中一个时刻。

很久以来，我都在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辞职创建一家公司，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却不知该如何去做。我是不是该像《甜心先生》里的杰瑞·马奎尔一样，在办公室里大声演讲一番，然后夺门而出？也许我该做得更夸张一点，像捷蓝航空那个空乘员一样，从紧急撤离滑梯里撤出飞机？

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去做，因为在7月5日，我递交两周后辞职的申请时，心里害怕极了。对我而言，这份工作早已成为一张无形的安全 ，一旦辞职，就没有回头路了，我即将踏上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而且，不知为何，我还很担心上司的反应。很明显，我对拒绝的恐惧根深蒂固，我居然害怕她会拒绝我的辞职请求，我不想让她失望，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得这么做。

于是，我想象着一个抽屉，装着落满灰尘的蓝图，然后我鼓起勇气敲了她的办公室门。

进了门，我结结巴巴讲出提前排练好的理由，给她讲我的企业家梦想。“如果我现在不开始，那我就永远都不会开始了。”我告诉她，几乎在求她理解，求她不要失望。我的演讲水平跟杰瑞·马奎尔比起来差远了。

我的上司明显被震惊到了，她盯着我看，时间似乎过去了几分钟，我不知道她怎么想。她可能在想，我一定是神经错乱了，马上就要做爸爸了，却要辞职，放弃丰厚的收入。我不想给她留下负面印象，负面印象感觉太像拒绝，但是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所以只能坐在那里，不安地来回挪动着身体。

最终，她开口说话了。“我的天哪！”她喊道。

“那你的项目谁来接手啊？我们才刚刚进行了招聘冻结。这让我怎么办啊？”我害怕她会拒绝，可她明显有其他事要考虑。

此后不久，我就开始告诉朋友们我辞职了，每次话说出口，都会惊到我自己。我在庆祝孩子降生的派对上向所有人宣布的时候，迎接我的是片刻尴尬的沉默。我没听到针落声，却听到了筷子落地的声音。

提出辞职申请两周后，我最后一次走出办公室所在的摩天大楼，跟我的工资、医疗保险、401(K)退休福利计划和我装有空调的办公室说再见。我之前享有的所有舒适条件，也是我用来回避梦想的所有借口，都在后视镜里越变越小。我激动而畅快，却也有些害怕——特蕾西的预产期就在四天之后，我们的儿子布莱恩就要出生了。

“天哪！”我自言自语道，“这是真的。我最好别搞砸了。”

制造下一个大事件可没什么指南可循，但是总得有个点子来开头。我有一个点子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个新点子比带轮子的鞋要好，要更值得推敲。有段时间，我想到，人们是怎样履行诺言的，又为什么要履行诺言。人们每天都会随意地向朋友、家人、同事们许诺，我可不可以开发一个软件，每履行一个诺言，就积一些分什么的呢？把诺言“游戏化”，有可能会激发起人们履行诺言的积极性，提升他们的人际关系水平，过程还会很有趣。我跟很多朋友谈过这个点子，也跟一些我崇敬的企业家交流过，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很喜欢这个点子，有的还跟我畅谈了几小时。他们的反馈告诉我，这回我走的路没错，我终于，终于有信心了，有信心去把我的企业家点子付诸实践。

就在我辞职的当天，我开始找人帮我开发这个软件。说准确点，是要找顶尖的软件工程师，需要有写这个程序代码的技能。（在软件开发领域，我这种人叫做“非科技”创办者，意思是我有想法，有商业知识，却没有熟练的编程技巧来自己写程序。）所以我开始招人。我询问了自己认识的所有人，看他们认不认识合适的人选。熟人问遍了之后，我又开始在聚会上，甚至小区的篮球场上询问陌生人。可以面对面交流的陌生人都问完了，我开始在Craigslist和领英上找。

我的不遗余力终见成效。几周后，我就集合了一支国际化的顶尖工程师团队。第一个找到的是维克，他还在进修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已经手握一份IBM的供职信。我负责空想，维克可以把它编成程序。第二个是陈，他是计算机科学的博士研究生，他的专长是编写程序运算法则和阅读高级软件架构理论。接着是布兰登，他住在犹他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黑客。高中时，他就把自己的黑客软件卖出了价钱。之后，他从大学辍学，创办了自己的小型移动应用公司，公司还算成功，足够他养活自己。最后一个是威吉，他是个印度工程师，也是我从前的同事，我们从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他工作勤奋，对编程很是在行。

我很为我的团队自豪，他们对我想法的信任、对项目的坚定支持让我倍感荣幸。不久，我就在共用办公空间租了一块地方——这是专为企业家设计的，地点在奥斯汀，我们在那里开始了工作。研发软件、做生意是艰难而复杂的事情，很费时，需要一周又一周的时间，但是我从没像现在这样快乐过。

一支优秀的工程师团队开发软件的速度让我惊叹，我们很快就完成了软件开发的五个环节。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开发出了一个 页程序，一个iPhone程序，都很新颖而有趣。我们开始自己使用这个软件，用过之后，我们想要履行对团队成员的诺言，取得积分的心理也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一意外发现让我们自己也很惊讶。当然了，软件开发者喜欢它是一回事，让圈子外的消费者在这个软件充斥的时代开始使用一款新软件则是另一回事。每天，市场上都有几千款软件上市，而我们是在跟所有这些软件竞争。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确实有不错的产品理念，虽然有可能不会马上大热，但假以时日，我们就可以把它做起来。

但是我们需要钱，那时候，特蕾西跟我结婚两年了，我们储蓄了一笔钱，我也已经把我们大部分的存款投入到新事业的起步阶段，但是随着人事成本和运营成本的增加，这笔款子开始日渐减少。我若再投钱，就会使我们的家庭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更别说还有个刚出生的孩子。特蕾西给了我六个月的时间，而我又急切想要做出点业绩来，以回 我们的付出。

项目进行到第四个月，我的愿望似乎就要实现了，一位外部投资者对我们的诺言软件颇有兴趣。我花了很多个小时来准备演示的讲稿，我们的团队一起排练了一遍又一遍，好像在为真人秀节目《创智赢家》排练似的，直到我们觉得演示工作已经无可挑剔。之后，我们击掌庆祝，然后开始了等待，这是我所经历的最痛苦难熬的等待。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体验等待别人决定我命运的煎熬了。15岁时，我等待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决定是否通过我的签证，允许我来美国，最终我拿到了签证。17岁时，我等待杨百翰大学决定是否给我提供奖学金，只有拿到奖学金，我才能自己负担起大学的费用，我拿到了。25岁时，我等待杜克商学院的录取信，我拿到了。28岁时，我在400名同学面前向特蕾西求婚，之后等待她说“愿意”，我得到了一生中最美的肯定回答。这些都是让人紧张不已的时刻，改变人生轨迹的决定就在一瞬间。但是不知为何，要说紧张的程度，它们跟这次等待相比都逊色不少。

我仍然坚信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但是我现在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来拯救我的梦想，此时，这个投资商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我太想要这份投资，甚至有五次做梦都梦到投资商答应了，每次醒来都以为投资已经到手了。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拿起电话打给妻子，打给家人，告诉他们梦里的这个好消息。

几天后，我在一家餐厅里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我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是投资商发来的一封电邮。我的手开始颤抖，不祥的预感传遍全身。

我抓着手机，很久没敢打开邮件，我试图把各种积极的意念传进电邮的内容里。接着，我打开了它。邮件很短，投资商拒绝了。 摘自《没有永远的拒绝，你只是暂时不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