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争众督军威逼总统府，黎元洪大怒爆粗口：你们是什么东西

1917年2月，护国运动才刚刚过去了几个月，北洋政府内部又掀起了新的风波，那就是“府院之争”。所谓的“府院之争”就是以大总统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与以国务总理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之间的争端。

黎元洪

虽然说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一直都有摩擦，但真正让他们矛盾激化的却不是国内的事情，而是因为国际上的事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中华民国一直是中立一方，既不帮助协约国，也不帮助同盟国。然而到了1917年，国际形势却发生了变化，除了同盟国一方日益劣势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因为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正式与德国断交，这意味着美国很可能即将参战了。美国一改中立态度，也影响到了中国，当时的外交总长伍廷芳也建议中国与美国步调一致，与德国断交。

黎元洪原本就是走的亲美路线，美国一方也表示如果中国能采取一致行动，那以后将会对中国进行必要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所以黎元洪很赞同与德国绝交。反倒是段祺瑞曾经是亲德派系代表人物，他因为早年在德国留学，军事上深受德国的影响，一战爆发后就一直是德国的支持者。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开始积极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也转而成了亲日派系。

日本原本是反对中国参战的，因为一旦中国成为了参战国，英、法、俄等国就能够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取得更大的发言权，这不利于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政策。到了1917年，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固然是因为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得到加强和稳固，更重要的是，日本已经在背地里和英法等国谈好了条件，那就是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交给日本。

美国和日本都支持中国与德国绝交，那就很好办了，黎元洪等人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大家一致通过决议，正式与德国绝交。虽然黎元洪和段祺瑞在对德绝交上面态度是一致的，但对于要不要参战，两人却产生了矛盾。在本质上，两人所关心的并不是对德问题本身，而是如何才能借机换取外交上面的支持，以壮大个人的实力。

段祺瑞一贯崇尚武力，他非常希望能够武力统一全国。自从护国运动之后，虽然南北和谈暂时实现了和平，但实际上南方各省已经与北洋政府貌合神离，他们根本就不会听从政府的命令。要武力对付南方各省，首先必须强化自己的实力，这也是段祺瑞一贯所希望的。然而，如果没有了外国的援助，皖系想要靠自己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段祺瑞主张参战的真正目的，是想借参战之名，换取日本等国的援助，以壮大自己的实力。

黎元洪当然也有自己的算盘，他希望的是与美国一样，与德国绝交就好了，这样就能换取到美国的支持。当时欧美各大国中只有美国一直没有参战，因此保存了强大的实力，正好能够制约日本，他只要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就能够抗衡段祺瑞。另一方面，黎元洪也并不是因为段祺瑞能够通过参战壮大自己的力量，所以在参战问题上并不热衷。

段祺瑞

当时国内反对参战的呼声很高，全国“名流”和各省军阀中都有不少人反对对德绝交，要求继续保持中立。他们认为，国内都还没有安定，哪有那个闲工夫去管国外的事，何况德国的潜艇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不大，根本不需要对德断交。 面对这种情况，黎元洪派人南下说服孙中山、唐绍仪等，段祺瑞也派人疏通冯国璋等北洋军人。

在对德问题上，段棋瑞和黎元洪竟然步调一致，让很多人颇感意外。然而，在这表面一致的背后，两人却同床异梦，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

1917年2月4日，外交总长伍廷芳以外交部的名义照会美国，声明中国将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并做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2月9日，段祺瑞内阁决定对德国潜艇政策提出抗议，正式对德国采取政策。3月3日，段祺瑞主持内阁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

此次阁议几乎没有任何阻力，事情的进展也很顺利。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等到第二天，当段祺瑞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履行手续，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时，却遭到了黎元洪的拒绝 。

黎元洪认为：“绝交不比抗议，此乃关系国家外交之大事，非同小可。我的意见还是多加考虑为好。”黎元洪的话一说出来，段祺瑞的脸就沉了下来。他说：“大总统的意思是反对绝交了？”黎元洪立马扭过脸去，避开段祺瑞的目光：“我的意思是，这是大事，还需要慎重考虑。再说了，绝交是宣战的先声，如今各省军人大多反对参战。在做出决定之前，也应该首先统一军界的意见吧？”

段祺瑞却是冷笑起来：“军界的事，无须总统操心。大总统只要盖印即可，其余的事自有我来处理。”黎元洪听了这话，心中的火气也憋不住了。他心里想，我这个大总统在你眼里难道还有一点点地位吗？而且当着全体阁员的面，段祺瑞竟然不给他留一点点情面，他实在感到难以容忍。

段祺瑞却并不顾忌黎元洪的情绪变化，接着又说：“对德、绝交，协约国方面多次催促，如今内阁一致通过，不容再有拖延，必须即刻办理。”黎元洪一听就火了：“什么协约国，难道我们不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吗？别人说什么，我们就得听什么吗？”段祺瑞没想到黎元洪会忽然发飙，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了。黎元洪接着又说道：“根据约法，宣战是大总统的权利，我有权决定是否宣战，这还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

眼看黎元洪和段祺瑞闹僵了，这会自然是开不下去了。气愤之下的段祺瑞干脆直接离开了北京，准备去天津休息，让黎元洪自己去处理。幸亏当时冯国璋就在北京，他知道消息后立刻赶到车站去追赶段祺瑞。冯国璋当时是副总统又是江苏督军，拥有很大的权力，他来北京也是为了商讨对德政策。另一边的黎元洪也知道没了段祺瑞，光靠他自己的力量很难制约各路军阀。就在段祺瑞出走的消息传出后，各省督军纷纷跳出来发电 挽留，这让黎元洪不得不妥协，在对外政策上进行让步，同意与德国断交。

黎元洪在对德问题上的态度原本与段祺瑞一致，为何在断交的事情上又与段祺瑞唱起反调了？究其原因，与美国态度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美国之前一直想让中国参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想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力，希望通过参战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中国更加依赖美国。然而因为日本拉拢了段祺瑞，中国一旦参战，得到好处的反而是日本，这是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

在参战的细节上，美国和日本也存在着分歧。美国公使芮恩施在随伍廷芳拜谒黎元洪时，表明了美国的意见，关于中国提出的要求停付庚子赔款、增加关税、撤销领事裁判权以及撤退各国驻兵等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磋商加以解决，但前提是中国至少要派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去欧训参战 。而日本在与段祺瑞商谈时，却答应中国可以不必出兵，只需在派遣劳工、提供原料上的支持就可以了。段祺瑞自然乐得接受日本的条件，因为要派兵去欧洲显然不现实，当时国内也无兵可派。

美国和日本都想利用对德问题谋求对中国的霸权。美国支持黎元洪，试图依靠总统的影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日本则看准了段祺瑞，一心利用总理的实力来实现他们的企图。在这场日、美之间展开的明争暗斗中，由于黎元洪软弱无能，美国开始明显居于下风。美国一看无利可图，态度自然冷了下来。因为美日之间的问题，导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日益扩大。与此同时，因为日本当时已经暗地里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了密约，准备孤立美国，这让美国更加不愿意支持中国参战。

美国态度的转变，使黎元洪依靠美国抵制日本，打击段祺瑞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参战本身对黎元洪和段祺瑞来说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两人都想利用这件事得到外交上的支持和援助，以扩充自己的势力。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放弃了对参战的支持，外交天平完全倾向于段祺瑞，黎元洪当然极不情愿，于是便由支持参战转而变为反对参战了。这一来，总理与总统便再次顶起牛来，而国务院和总统府也围绕参战 事针锋相对。

段祺瑞对德政策共分三个步骤：一抗议，二绝交，三宣战。抗议、绝交通过后，他便积极着手于宣战之事 。4月6日，美国正式对德宣战，但同时美国也让芮恩施告诉黎元洪，美国将不会支持中国对德宣战，如果一定要宣战，美国也不会公开反对。相对来说，日本就积极很多了，他们立刻派人拜访黎元洪和段祺瑞，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参战。

美、日两国的态度使黎元洪感到无利可图，而且越来越被动，因此对宣战的反感和抵触也更加强烈。他多次私下里表示 ：“绝交就已经有很大风险了，宣战是不可行的。”而段祺瑞为了获得日本的支持，却非常希望能够宣战，两人的关系为此进一步恶化。当时总统府、内阁、国会三大机构中，总统府和国务院在宣战问题上早已是针锋相对，国会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各党派围绕各自的利益不断分化组合，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支持宣战和反对宣战者均大有人在。

研究系的梁启超在对德抗议和对德绝交时就积极支持段祺瑞，此时拥护宣战更是不遗余力。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原先本是“德国必胜论”者，因为一战的形势变化，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转而支持协约国。研究系是一个自称学术性的团体，并无严密的组织形式，但实际 上在当时的国会中却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领袖的政治派别。

汤化龙和梁启超一样，都是崇尚实力支持段祺瑞的。与梁启超不同的是，汤化龙在辛亥革命时，曾和黎元洪在武昌共度危难，且与黎元洪又同为湖北同乡，有着不浅的交谊。本来汤化龙一直是想支持黎元洪的，但黎元洪反应冷淡，对研究系也未予重视，不仅在任用上没有特别推举，黎元洪身边人还把研究系看作段祺瑞的人。研究系当然很不满意，与之渐趋疏远。后来府院双方冲突剧烈时，黎元洪要罢段祺瑞，汤化龙多次到东厂胡同求见黎元洪，却始终被拒之门外，于是汤化龙也彻底倒向了段祺瑞。

从某种意义上讲，汤化龙是被黎元洪推向段祺瑞的。由于研究系的支持，加之汤化龙当时是众议院院长，在国会中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段祺瑞提出的对德绝交案得以在国会顺利通过。然而绝交与宣战毕竟不同，后者牵涉两国交兵，事情显然要严重得多。宣战方案一经提出，便在全国范围里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反对呼声也开始越来越高。各地的团体、名流以及督军，纷纷通电、写信、发表文章反对宣战 。康有为甚至认为，宣战必亡，并大声疾呼：“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人。”

面对强大的压力，段祺瑞最担心的是各省督军的态度 ，尤其是北洋派内部。不久后，段祺瑞急电各省督军进京商讨外交问题，以便统一思想。电 中强调，如若督军本人因故无法亲临，务必派全权代表参加。为了掩人耳目，会议的公开议题是讨论裁军节饷。因为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的。

电令发出后，安徽督军倪嗣冲、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等人纷纷赶来，其他各省也都派了代表参加。值得一提的是，北洋系内部举足轻重的人物冯国璋却没有参加会议。会议召开前，段祺瑞派亲信靳云鹏专程赶往南京，希望冯国璋出席。冯国璋本身就反对参战，他之前在北京也看到黎元洪、段祺瑞的矛盾不可调和，在不愿意得罪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只好自称有病，躲在南京不肯再去北京。除了冯国璋之外，长江巡阅使张勋和广西督军陆荣廷抱着各自的目的，也没有参加会议。

各省督军和代表到京后，纷纷前往拜会段祺瑞。段祺瑞首先向他们解释，说明自己的对德外交政策以及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各省督军中之所以反对参战，主要原因是怕参战后需要他们派兵去欧洲作战。这些督军都把军队视为本钱，自然不想因此而使自己的实力受到削弱。

段祺瑞明确告诉他们，宣战无需出兵，只需派遣劳工去欧洲，这一点已和协约国商谈妥当。同时段祺瑞明确表示，所谓参战便是“对外宣而不战”。各地督军听他这么一说，心里的石头便落了地，于是都表示坚决服从总理。安徽督军倪嗣冲是所有督军中最先到达北京的。进京前，他是反对宣战叫得最凶的一个，不仅致电北京政府，而且不论什么场合，只要谈到这件事便大谈宣战误国。当初陆荣廷与张勋在徐州商讨对策时，倪嗣冲也曾参与其中，他就力主不可宣战，这也是陆荣廷没有来北京的一个原因。

倪嗣冲外 “倪大炮”，一贯以贪婪、无知、粗鲁、蛮横闻名。担任安徽督军以后，倪嗣冲在安徽称王称霸，日子过得好不潇洒，因为他是袁世凯的心腹，一直有北京政府支持，所以在地方上为所欲为。袁世凯称帝时，各地督军大多持反对意见，只有倪嗣冲公然表示支持，他甚至还准备为袁世凯武力讨伐叛逆者。不过当他听到冯国璋等五督军都通电反对时，顿时吓得不敢再提武力讨伐的事了。

实际上袁世凯倒台后，倪嗣冲便投入是段祺瑞门下，是皖系的代表人物，他之所以反对参战，实在是因为误会了段祺瑞的意思，更准确地说，是受到了徐树铮的误导。徐树铮好几次和他谈到德国如何如何强大，一旦得罪德国，将来对中国非常不利。徐树铮是段祺瑞手下的头 红人，倪嗣冲便以为他的话代表了段祺瑞的意思。既然段祺瑞反对的事，他当然不能落后，所以便力持反对参战。

至于总统和总理之间发生的争吵，倪嗣冲虽然有所耳闻，但因为远在安徽，并不清楚实际情况。直到见到段祺瑞，他才知道自己完全搞错了。徐树铮的意思这一回并不代表段祺瑞，在对德问题上，他的看法与段祺瑞不同，是反对参战的。徐树铮曾多次劝说段祺瑞不要改变中立，要保持与德国的关系。只可惜段祺瑞主意已决，对徐树铮的话完全听不进去。

为了避免干扰，段祺瑞干脆支走了徐树铮，让他去欧洲考察战事的情况。徐树铮在欧洲期间，曾先后给段祺瑞写了近十封信，阐明自己的主张。但因为不合段祺瑞的主张，全都被搁置一边。倪嗣冲并不知道这一切，他这么反对参战，实际上是在帮倒忙，让段祺瑞很不高兴。倪嗣冲进京后，段祺瑞怕他生事，立即派陆军次长傅良佐去向他交底，并提醒他在会议未召开之前，不要轻易向 界发表言论。

第二天，倪嗣冲专程去段公馆拜见段祺瑞时，段祺瑞又明确地告诉他，反对宣战就是反对他段祺瑞 。他还对倪嗣冲说，总统府目前正在酝酿一场阴谋，欲借对德问题打倒他，从而达到南方人统治北京的局面。倪嗣冲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之前自己做的一切实际上是在帮黎元洪。

倪嗣冲

对于黎元洪，倪嗣冲很早就有意见了。早在黎元洪担任总统以后，倪嗣冲第一次进京时，提出想保举他的侄子倪毓荣、儿子倪幼忱为中将、少将军衔。本以为黎元洪会给这个面子，没想到黎元洪却一口驳回：“你保举他们，凭什么啊？他们有什么功劳，配做中将、少将吗？”这一下，把倪嗣冲气得够呛，更死心塌地要跟随段祺瑞了。听段祺瑞这么一说，他便直接嚷嚷道：“没说的，咱听总理的，总理叫咋办咱就咋办，不理那个黎元洪”

4月25日，督军会议正式召开。督军会议的第一天，段祺瑞亲自出席主持。参会者除各省督军和督军代表外，还有陆海军总次长、参谋总长列席会议。段祺瑞首先向各位督军和代表们说明了召开这次会议的要旨，接着讲了一通对德宣战的必要。讲话刚结束，倪嗣冲就迫不及待出来表忠心了：“总理所言极是，对德宣战代表了民意，我看这决议非常英明。有道是民意不可辱，我倪嗣冲代表安徽的百姓和军人举双手赞成。”

倪嗣冲之后，福建督军李厚基也跟着发表了一通宣战之必要的宏论。其他各省督军因为事前都通过气，所以纷纷表示支持。只有海军总长程璧光、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等少数人不愿意支持，但也不愿意得罪段祺瑞，只好闭口不言。

会议的气氛完全是一边倒的，段祺瑞对于会议的效果感到满意。接下去几天的会议，段祺瑞没有再出席，全部交给了由傅良佐主持。4月29日，会议议决一致赞成段祺瑞的外交政策。傅良佐赶紧拿出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请各省督军和代表们签名。纸上写着 “赞成 总理外交政策”几个大字，在座的督军和代表们一齐在下面签了名。

督军会议的召开，很快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英国 纸和日本 纸也连篇累牍地加以 道。各种消息不胫而走，对德宣战的事情，顿时风向大转，国内支持宣战的声音越来越大。按照一般的惯例，黎元洪这时候正面是无法对抗以段祺瑞为首的督军们，只能够宣战妥协。更何况黎元洪一贯有着一个“黎菩萨”的外 ，给人以老好人的形象，更不可能在这时候继续反对。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一向老好人的黎元洪这回却顶上牛了。

黎元洪对督军团会议非常恼火，原以为督军们都反对宣战，会站在自己的一边，没想到这些督军却一个个成了段祺瑞的帮凶。总统府的幕僚们对军人干政表示强烈不满，曾去国务院诘问，秘书长张国淦无话可说，倒是傅良佐振振有词地辩称道：“军人也是国民之一员，对国事发表意见，怎能说是干政？大总统这么害怕军人的意见，难道是心中有鬼不成？”

至于督军团，根本无视外界的反应。在会议期间，这些各省督军们不仅联袂拜会各协约国的公使，还在5月1日内阁举行会议时，一起跑到到国务院“请愿”，要求无条件对德宣战。张国淦看到如此场面便提醒段祺瑞说，这是内阁会议，还是请总理出面，劝说他们离开。否则传出去岂不成了笑柄？段祺瑞却不以为然，反倒认为内阁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于是，这些武人们一个个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会场。

这天参加阁议的只有三位总长，即海军总长程壁光、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外交总长伍廷芳眼看局势无能为力，已经提出了辞呈，虽然还没有获得批准，但他却不再到部办公，教育总长范源濂此时正在假期中，内务总长在孙洪伊被免后。一直空缺，财政总长陈锦涛和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贿案正在接受调查。因此参加阁议的各部总长没有几个，而反而是督军们人多势众，来了一大堆。

这次又是倪嗣冲首先开火：“必须尽快宣战，而且越快越好。这是民意啊，民意不可违。” 山东督军张怀芝也接着说：“倪嗣冲说得不错，这的确是民意。地方上的老百姓都要求打德国，尤其是我们山东的老百姓，对德国更是痛恨。如果不尊重民意，将来闹出风潮来，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可别怪我们这些地方官不负责任。”

张怀芝之后，其他督军和代表们也纷纷发言，全都要求立即对德宣战。自此，参加会议的阁员反倒成了陪衬，根本插不上话，即便能插上话，见了这个阵势也都无话可说了。内阁会议顿时成了督军团的会议。就这样，在段祺瑞的主持下，内阁通过了对德宣战案 。

消息传来后，黎元洪对督军团如此专横跋扈感到十分气愤。当段祺瑞带领阁员将宣战案送到总统府时，他便拒绝盖印，理由是需经国会通过。为了向黎元洪施加压力，第二天，督军团推举李厚基为代表向黎元洪传达意见，这一来黎元洪被彻底惹怒了，一向谨小慎微的他不禁勃然大怒，指着李厚基就骂道：“宣战之事岂由你们多嘴？你们这是凌驾于政府之上，妄图干扰外交，简直不成体统。”

黎元洪的态度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段祺瑞没有办法，只得便转而寻求国会支持。5月3日，段祺瑞宴请国会议员，疏通参战的事情。他在宴会上讲话，说明参战对中国有利，希望议员予以支持。5月4日，在段祺瑞宴请议员之后，督军们也设宴款待两院议员，出席宴会的议员将近三百余人。在宴会上，李厚基代表督军演说，声称自己要为国请命，说到激愤处，他还以头碰椅，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之后众院院长汤化龙也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能和军人们团结一致，大家一起应该精诚合作，共同为国家出力，而不应该互相闹意见。发言结束时，汤化龙还自说自话地代表国会感谢各位督军的盛情和好意 。

在疏通议员的同时，督军团并没有放弃对黎施压。5月3日，就在段祺瑞宴请国会议员的当天，倪嗣冲又率督军团面见总统，陈述外交态度。倪嗣冲依然打头阵，他重申必须宣战，加入协约国，说道动情处，他还用手指着黎元洪的鼻子说道：“你这是破坏内阁决议，干扰内阁工作。”

黎元洪的脸一阵阵发白，他已经被逼急了。愤怒之下，黎元洪直接拍案而起：“住口。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这样跟我说话。”倪嗣冲怎么也没想到黎元洪会忽然发火，顿时愣在了那里。其他督军们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一时间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黎元洪趁着火气，继续大声斥责道：“你们身为地方长官，擅离职守，跑到北京干预国政，究竟是谁给你们这样的权力？”

倪嗣冲已经说不上话了，只得勉强辩称：“我们是奉召进京参加军事会议的，怎么能说是擅离职守呢？”黎元洪冷笑道：“既然是军事会议，为什么又来干预外交？宣战是我这个大总统的权力，你们算什么东西，敢对着我指手画脚。”黎元洪的一通指责，把督军们给镇住了。倪嗣冲等人自讨没趣，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总统府。

眼看黎元洪死活不答应宣战，段祺瑞没有办法，只得将主意再次打到国会身上。只可惜国会也没能搞定，段祺瑞只好再次去职，跑去了天津休息。各省督军们知道消息以后，纷纷指责起黎元洪，并表示要脱离北京政府独立。焦头烂额之下的黎元洪，只得将张勋请到北京调停。只可惜黎元洪根本不知道张勋的真正目的，反而把自己推上了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