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辛苦不寻常（下）——《通镇往事·后记》

回忆录《通镇往事》（以下简称本书）很快就要与家乡父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的激动心情难以抑制。趁本书付印之前，对书前《弁言》未尽之意，再做一些延展或补充。

本书从议事起步到最终完成，竟用了八年时间，恰与我国全面抗日战争时间相等，二者似乎都用得着李长吉的一句诗：“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幸运，因为我们正好赶上了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伟大节日；本书重点之一《敌忾篇》所收十篇文章，就是直接或间接反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似可作为一份薄礼献上，聊表我辈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本书收正式文章80篇、插图400多幅，分为寻踪、州河、思乡、敌忾、风云、商海、悬壶、演艺、化雨、平民、水灾、幺锣等12大类，大致囊括了政治、军事、史地、经贸、工农、交通、医疗、教育、文艺、风土、民情诸方面内容，是否称得上是一部带有文学性的通海

小百科全书，只能交给乡亲们去评判了。

我在本书的一些文章中适当加了按语，这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对所写人物、故事作适当增补，或对个别撰稿人作简单介绍；二是对某些史实作必要考订；三是对某些方言或习俗进行解释。下面仅就二、三两点略作说明。

本书要求写真人真事，不容许有虚构，这一点所有来稿都基本做到了。但由于时间久远，记忆模糊，一些文章提到同一件事，难免有互相抵牾之处，我往往会花一些精力进行考证、咨询，以便澄清更正，这也许是因为自己长期从事研究工作而形成的一种“职业病”，但我觉得作为总纂，确有义务这样做，不然以讹传讹，贻误后人，我会抱憾终生的。例如我是亲眼见过日寇祸害家乡、制造白色恐怖的，但通海口何时沦陷，我原来也不清楚，后来查了县志、镇志以及其他历史资料，才弄清楚日寇两次轰炸通海口在先（1939年，1940年），而进攻、侵占通海口则在后（1941年，1943—1945年）。又如通海口解放，我也经历过，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解放大军的一部正准备渡江作战，路过通海口，亲见他们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给老百姓(603883,股吧)留下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深刻印象。大军过后便再也见不到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政权的影子，这应该是通海口正式解放的时间——1949年春夏之交。而有几篇文章则说法不大一致，有说是1948年的，甚至还有说是1947年的，镇志对此也未作明确交代。至于1948年有南下干部赵志成等在沔西建立区级民主政权，按照我的理解，那只能说明国民党政权已明显处于劣势，并未完全倒台，国共双方还在展开拉锯战，张道才的《中秋节的枪声》以及我在其文后所附的按语，能多少说明这一问题。县志大事记说，1949年5月19日“沔阳全境解放”，我想是有道理的。

为了体现地域特点，本书适当运用了一些通海口方言，这些方言仍有生命力。如把事情办砸或发生意外叫“错（了）拐”，形容人很坏叫“蛮拐”，瘌痢头叫“热包”，称女孩为“坛子”，称腐竹为“豆筋”，称经过发酵产生霉变的卷筒豆制品为霉千张、霉张子或霉筒子，称喜鹊为鸦鹊子，称哄骗为“呼”，称占便宜为“赚相应”，称游泳为“打鼓泅”，称打耳光为“刷嘴巴”或“刳（kū）嘴巴”……当然，有些方言可能会造成外地读者的理解障碍，为此我采取了随文注释、图片说明或加脚注的办法。有一件事说来有趣，我收到的稿子中有好几篇提到“蒿草”“蒿把”“蒿菜”这类名称，外地人一定会把“蒿”念成 hāo(薅)，字典也是这么注音的，然而家乡人却把它读成gāo（高）。我知道他们所指的是同一种水生植物，我小时候在家乡不仅见过——我家老潭边就长有这种东西，而且还吃过，它就是古书上所说的菰，也就是现在人们在菜市场能经常买到的茭白。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明“蒿”不能读gāo，更不能指代那种植物，几篇文章何以如此不谋而合？我曾以为此物既然是生长在水中或水边，也许应该写作“皋”。有一次改稿突然碰到“跶跤子”“板跤子”“参跤子”之类的方言词汇（它们都是摔倒、跌跤的意思），“跤”本读jiāo，而在通海口却发生了音变，读gāo（高），由此即生顿悟——茭白的“茭”，在家乡方言中也是念“高”的，与粤方言读音相近。依此类推，所谓“蒿把”就是茭白，所谓“蒿草”“蒿菜”就应该写作“茭草”“茭菜”。普通话的茭白既指菰的整个植株，也指一种蔬菜，据科学解释，菰的花茎经菰黑粉菌侵入后，不能正常抽苔开花，而刺激其细胞增生，基部形成肥大的嫩茎，这就是人们用来做菜的茭白。而我们家乡对菰则分得较细，除了茭白，还有茭草和茭菜，普通话中没有这两个专有名词。茭草泛指整个植株（冬天枯黄后通常用作牛的饲料）。茭菜则很特殊，它是呈条状的嫩茎（我猜想它应该是尚未受到菰黑粉菌侵入的花茎），用来炒肉丝，鲜美无比，是我们家乡的一道名菜。

本书还有几个专有名词也要顺便说明一下：一、曾被叫做母亲河的州河（又叫通州河），有些文章写成“洲河”或“通洲河”，今以“州河”为正（参见镇志）。有一种解释是，此河横贯沔阳州，故名，可采信。二、过去通海口人把日本侵略军称“老东”（其实湖北大部分地方都曾这样称呼），这同早已进入普通话词汇的“日本鬼子”一样，都是贬义词，在本书中“老东”“日本鬼子”“日寇”混用，不加统一，目的是唤起各方人等的记忆，不忘国耻。拙文《我的童年是在老东（日寇）铁蹄下度过的》引言对此有说明，可参看。三、日寇把他们所占领的通海口州河南岸称为“日华区”，而有文章却写作“日化区”，我已查过资料，以“日华区”为是，意思大概是指由日本人管辖的原华人地区吧。四、汉奸部队称为“皇卫军”（也有称“皇协军”的），是日寇和汉奸自定的称呼，日寇自称“皇军”，自然属于对天皇效忠的御用军，“皇卫军”虽也是保卫天皇的，但受“皇军”统辖，协助“皇军”作战，毫无疑问要比“皇军”低一等。有文章把“皇卫军”写成“皇伪军”，则是错的。

平心而论，我虽花了几年时间对本书修改润色，但如果没有一大批热心快肠之人的襄助与援手，我也是一筹莫展的，下面将分而述之。

我首先要提到撰稿人。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家乡老人们提供的题材多样、事件真实、形象鲜活的文章，我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无能为力。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配合，踊跃供稿，我才得偿夙愿。如果本书真能立于世间，有助于读者温故知新，那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正因如此，我在征得几位老乡和出版 的同意后，有意打破常规，只列出编写组名单，并将撰稿人置于优先位置，而不设立编委会，也不聘请 会贤达和重要领导人担任编委会主任或顾问之类。

本书之所以能大功告成，除了撰稿人的共同努力，还与一大批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也分不开，故在名单中又设了“工作人员”部分，就是想以此对大家的劳作予以充分肯定。

“工作人员”部分首设“总监”一栏，这是有意仿照影视剧的做法，大概在图书出版方面罕有先例。考虑到本书涉及面很广，而我对发生在通海口街上的事情并非都很了解，所以需要有人在内容上特别是史实方面帮助把关，雷万春、王恒璧、刘祖荣、刘声才、熊镜川等五位乡友在通海口生活的时间较长，自是责无旁贷；事实上我在编纂过程中，也确曾多次向他们请益问难，他们通常能给我比较满意的答复。其中刘声才先生是撰稿人和工作人员中已年过八旬的少数老人之一，他笔下的日寇罪行、一二八师功过、苏振东劣迹等，真实而又生动，能道他人之所未道。他算得上是通海口的活字典，为人又极谦和，我常就某些史实疑点通过电话向他讨教。

刘祖荣、李佑垓、张定福、张道才、陈志学、莫茂修、黄天亮、韩训政等先生承担了组稿、联络工作及其他杂务，我同其中的不少人有过多次电话联系，托他们办过很多事情，他们都是有求必应，毫无怨言。特别是祖荣君，他实际上是本书的义务总管，因而我同他的联系也最多，我手头的上百篇稿件、好几十幅珍贵照片，大多是通过他征集到以后再找人输入电脑传送过来的。听说他前几年不慎摔折了腿，然未等痊愈便积极奔走于通海口和仙桃两地之间。黾勉从事，一至于斯，着实令我感动！顺便指出，刘、李、二张、韩都承担着繁重的写作任务，他们所提供的稿件都有相当分量，填补了很多空白。

图文并茂——这是我一开始就在追求的理想图书，为达此目的，我决定从三方面入手：一是请撰稿人或其亲属提供照片，二是从旧书 特别是 上搜索图片，三是请人作画。

当稿件收集并开始加工的时候，征集照片（包括文物照片）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我专门给刘祖荣他们发去一函，要求大家尽量搜寻箧笥，找出老旧照片，甚至提出“照片越老越珍贵”；对于撰稿人自己，我也强调尽量提供年轻时的照片，以增强本书的时代感。大家积极响应，抖搂家底，倾其所有，给予支持。但从结果看，老照片少而近照、彩照多。最老的照片当数夏氏兄妹提供的那张沔阳县医联会第八区分会1952年成立时的合影，它几乎囊括了当年通海口医学界的精英，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医联会主任夏愚诚，以及中医王翠亭、石华亭，西医钱相如、钱又新等，真称得上是文物级的照片了，弥足珍贵。其实老照片不易征集也很正常，在旧中国，一般人谋生尚且不易，哪有闲钱照相；解放初人们生活虽有所改善，但照相仍属“高消费”，何况那时通海口尚未出现照相馆。我也一样，现在手头保存的最早照片只是1957年的初中毕业照，而且仅此一张。

说到 上搜索，也颇费周折。 上虽有千千万万的图片，令人眼花缭乱；但真正切合本书文章内容、有时代感、有地域特色的并不多，

本书采用的如日寇奸掳烧杀、慰安妇、革命先烈胡幼松、辛未年水淹汉口、民国20年沔阳县政府发给灾民逃荒的“护票”、解放初的荆江分洪工程等经典老照片，虽然宝贵，然而毕竟有限，而大部分则需通过软件进行处理加工方能使用，费工费时。

光有照片和 图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不得不再请人根据文章内容作画。

当然，本书之所以能够编成并出版，除了以上提到的撰稿人和工作人员（包括外聘人员）的贡献，我还要特别提到：

历届市镇两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很多直属单位的领导，还有在通海口本地以及在北京、武汉、广西、海南等外地工作的乡人，他们同样对本书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帮助，尽管我对他们不熟悉，但我会永远记住这份宝贵的乡情！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有一段插曲似不可不提，它牵涉到本书一位重量级人物史玉樵生平事迹的完整性。

恕我孤陋寡闻，我原本不认识史玉樵，过去也没听说过他的大名，直到这次编纂本书，读了庞生桂兄写的文章，我才对他有所了解：抗战时期，他竟敢在日寇占领通海口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公开在小学向学生灌输反日思想，教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八路军军歌》等爱国歌曲，巧妙与日寇周旋。仅此一点，足让我辈尊崇、世代景仰。可惜庞文对他解放后的生平事迹交待得少。我查了1989年所修《通海口镇志》，上面有史玉樵小传，说他1950年毕业于中原大学戏剧系，在湖北省文联工作，写有几部剧本，1986年“离休”（注意“离休”二字，只有在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才能享有这一光荣称呼），仅此而已。我想得到史公更详细的材料，包括他的生活近况（他如果还健在，应有92岁高龄了），然而从 上多方搜索未果。不得已，只得暂将镇志小传附录于庞文之后，以便让更多人借本书牢记这位可敬的爱国文化人。

正当我对本书准备进行二校时，突然收到祖荣君传来的史玉樵发表在《长江》丛刊1992年2期上的一篇散文《故乡的重阳树》，如获至宝，将其一口气读完，觉文情并茂，真乃大手笔也！未几，又无意中从侄婿张光照电话中得知，他在雷姓人家那里见过一幅史公1990年重阳节返乡探亲时与乡亲的合影，这更是令我欣喜不已，我立即发短信通知祖荣，请他一定想办法弄到这幅照片。祖荣闻风而动，从仙桃赶往通海口将此照片借得，叫人通过电脑扫描传了过来。此事重新燃起我弄清史公生平的欲望，于是向我的同学、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惠芳女士求助，李教授联系上她在湖北省文联工作的得意门生孟德民主编，孟主编又辗转帮联系上史玉樵之子、一级警督史凡先生。于是史警督通过“ 聊”接受了我的采访，并电传了多幅他珍藏多年的史公或与史公有关的老照片（现已全部用软件处理后补入书中）；承蒙史警督的信任，他特别向我推荐其生母、84岁的史公前妻崔之源女士，说她记忆力好，熟悉情况，我便通过电话采访了她，从而得到很多第一手材料，填补了史公生平的一大段空白。我根据几人所述，重新整理了一份史公生平，附于其《故乡的重阳树》一文后面，同时撤销了庞文后附的那篇镇志上的小传。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总而言之，本书既是一项颇费时日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部多人合奏的交响曲，我谨在此深深感谢那些直接参与者、热情关心者、积极帮助者——无论是旧朋今雨，还是缘悭一面的女士先生！

2015年溽暑岭西匆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