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心目中的“四大名著”是？不是你想的那4本

身为一代文化大师，陈寅恪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中国古典小说也有极为精到研究，且有他心目中的“四大名著”，只是这“四大名著”和一般大众认同的不太一致，具体来说就是《西游记》《儿女英雄传》《红楼梦》和《再生缘》，其中《儿女英雄传》和《再生缘》在文学史上评价其实不高。而且陈寅恪对后三部小说的评价又常交织在一起，以比较方式呈现，在这种比较中给予赞美的常常不是《红楼梦》，而是另外两部——这是否多少颠覆了大家对《红楼梦》的印象？且看陈寅恪的具体评价。

大闹天宫故事是《西游记》中的精华部分，也是对孙悟空性格特征的最佳展示，陈寅恪认为其故事梗概及人物性格原型，当来自印度的《贤愚经》《顶生王故事经》等有关内容。在印度佛教故事中，顶生王与猿猴本为两个故事中人物，这两个故事各自独立、互不干涉，只是讲经者有意无意之间将两个故事拼接在一起，使得闹天宫和猿猴故事逐渐合而为一。陈寅恪指出，其实印度虽然很多猿猴故事，但“猿猴而闹天宫，则未之闻。支那亦有猿猴故事，然以吾国昔时 会心理，君臣之伦，神兽之界，分别至严。若绝无依籍，恐未必能联想及之。”对于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鲁迅也有所关注，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指出：“魏晋以来，渐译佛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此外胡适也注意到佛教经典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问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具体研究中有一些不同意见。由于陈寅恪既有机会接触到敦煌文献等第一手史料，又能以其渊博学识进行考证，如在引用敦煌文献时，他常常辅之以其他文字的佛经文献进行对比考证，所做出结论自然令人信服。

至于《水浒传》，陈寅恪未曾直接评论过，但曾提及金圣叹评点《水浒》事：“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与先生（按指刘叔雅）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此处陈寅恪未对《水浒传》本身的思想艺术性给予评价，而是从学术角度对金圣叹改动原作不以为然，重点在于引出对某些学者治学不够严谨的批评。

在这里有必要注意陈寅恪使用的一个词汇就是“系统”。他认为有系统才是结构精密的小说，那么何谓有“系统”？陈寅恪没有正面解释，但从他一系列论述中可以得知所谓“系统”是指“叙述有重点中心”“不枝蔓”“无夹杂骈枝等病”，据此可看出陈寅恪不甚赞成长篇小说中的双线甚至多线并进的结构以及多情节同时推进的结构表述方式。以此衡量，则《红楼梦》主题过于朦胧复杂，情节结构稍嫌杂乱，而《儿女英雄传》则相对要清晰得多。从陈寅恪的“系统”观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也用西方小说理论来评中国小说，但仍然注意到中国小说的民族性、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等，从而对中国小说做出实事求是的批评。事实上中国小说中，单线式情节小说一直占主要地位，有些一明线、一暗线实际上也以明为主。虽然书中常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写法，但那些情节只是作为插曲出现于小说中，并不影响小说主要线索的发展。按照这种观点，显然《儿女英雄传》可分为三部分，即安骥救父、安学海寻十三妹 恩和安骥获取或名、封妻荫子等，而主要人物即安氏父子，其暗线为十三妹为父 仇，十三妹当为次要主人公，但实际上由于形象塑造出色，特别在前半部分，十三妹实亦为小说中心人物。那么，明线与暗线怎样结合为一个系统呢？按照《儿女英雄传》的基本内容，整部小说大致有四种成分：

1.主人公故事的各种插曲支配情节结构，作为结合其他一切故事成分的“线索”。在《儿女英雄传》中，显然安氏父子的活动为中心线索。

2.次要主人公的故事通过结构上的类似与主人公故事相联，并被并入整体情节结构。如十三妹为父复仇，其父遭人陷害与安骥之父被陷害相类，且最后其行动被纳入中心情节结构，特别是在后半部。

3.其他人物的“轶事”形成围绕情节主线的链条。这些轶事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插曲之内，轶事的行动人物与轶事相始终，轶事是主人公在自己的故事中集拢的“别人”的故事，它们一般只具有说明、衬托或暗示中心故事背景的作用。如安学海对他人所讲的十三妹之仇人纪献唐的故事。

显而易见，如果以“有系统”和“结构严谨”来衡量《儿女英雄传》，则该书较之《红楼梦》似乎更紧凑、明快和生动，更符合陈寅恪的“系统”观。不过平心而论，陈寅恪之所以有如此看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的情感因素——在撰《论再生缘》之前的1950年，陈寅恪在给吴宓的信中写道：“《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敦古谊集腋 师门’，……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书中的安学海虽遭磨难而终靠其学生转祸为福，而现实中的陈寅恪在1950年却面临全新环境，尽管他坚持自己的治学立场，但他一些弟子却已沦为曲学阿世之流，思古念今，怎会不使他感慨万千？

此外，对于《儿女英雄传》的思想性，也还是要客观评价。尽管该书最后是所谓的“大团圆”结局，但这并不意味它一无是处，毕竟其现实主义的描写成功反映了当时的 会生活，而结尾的这种“俗不可耐”其实正曲折地表现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善良愿望，诚如陈寅恪所言：“相传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状元宰相之鄙恶结构，固极可厌可笑，但亦颇能反映当日 会这一部分真象也。”至于《儿女英雄传》中所揭露的当时 会黑暗、官场腐败也许会使陈寅恪联想到自己的家庭变故而产生共鸣。就具体情节而言，安学海父子的经历与陈寅恪祖父、父亲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如安学海做过河工知县，陈宝箴也曾奉命治河等。此外《儿女英雄传》对于男女主人公特别是十三妹的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十三妹敢于除暴安良并追求个人幸福的性格也正符合陈寅恪心目中“颂红妆”的审美标准。所有这些都会使他在读《儿女英雄传》时，不可避免带有个人情感色彩，从而做出高度评价。相比之下，鲁迅的评价就比较冷静而客观：“文康晚年块处一室，……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在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陈寅恪与吴宓最早之文字交往，就是从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开始的。1919年3月2日，吴宓应哈佛大学学生会邀请作了一次演讲，向中国留学生及美国学生盛赞《红楼梦》之伟大。一般认为最早以西方文论评论《红楼梦》者是王国维，而向西方系统介绍《红楼梦》并指出其在世界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的则为吴宓。同年3月26日，陈寅恪即以此为题赠此诗于吴宓，从此开始二人长达数十年的生死之谊。

据统计，仅在《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提及和评述《红楼梦》的文字就有二十余处。尽管陈寅恪对《红楼梦》不无微词，但这样高的引证频率说明他极为重视这部古典名著。更重要的是，《红楼梦》所成功塑造的女性形象，在古代小说中成就最高，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可以称为是“颂红妆”的作品，所以它终能引起陈寅恪的共鸣。而且陈寅恪并不满意这些虚构的人物，终于从历史中觅得陈端生、柳如是等真实的红妆人物，并为她们大唱赞歌。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陈寅恪对《红楼梦》的评价以及与其红妆研究的关系。

自然，陈寅恪对《再生缘》有如此高度评价，也与他自己研究该书时的心态有关，例如他数次把自己的诗作为内容一部分纳入《论再生缘》中，其行文情感色彩更为浓郁，其对历史上才女的赞美和对文人的贬抑态度更为鲜明。陈寅恪不仅赞叹陈端生的绝世才华，更为其才华未能施展、抱负不能实现而感慨万分，其中当是融入自己大半生的体验：“中国当日智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应酬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时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

最后要说明的是，陈寅恪并未有“四大名著”的说法，只是根据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意见，看出他对这四部尤为重视而已。所谓“四大名著”的说法本来就是约定俗成，每个人也不妨有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