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杨祥银：口述历史发展，组织化与制度化建设最重要

杨祥银，1979年出生，浙江瑞安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已出版《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等专著2部，并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40余篇学术论文。

杨祥银著《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中国 会科学出版 ，2016年12月

澎湃新闻：美国口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与现代技术的发明、创新与应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您看来，数字化革命给美国口述史学带来了哪些改变？

杨祥银：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技术手段的革新与应用，录音机、录像机（摄影机、摄像机）、记录介质、转录器、文字处理机、计算机、互联 以及相关的信息管理技术的发明与普及性应用，都极大地提升了口述历史学家的工作效率与 会影响力。在20世纪70年代，路易斯·斯塔尔就曾强调，口述历史运动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利用技术的有意识的努力，进而抗衡内文斯所哀叹的技术侵袭。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个人电脑、智能手机与互联 （包括电子邮件、 站、 络视频会议系统、 络摄像机、 络 交媒体与 络应用程序等等）等计算机、 络通信、信息管理以及多媒体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则给美国口述史学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概括而言，数字化革命对于口述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改变着记录、保存、编目、索引、检索、解释、分享与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与内容，这些都将严重挑战以书写抄本为基础的美国口述史学的传统模式。

口述历史元数据同步系统应用程序截图

唐纳德·里奇经典著作《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三版

澎湃新闻：目前口述历史学界如何看待和评价数字化革命对于口述史学的影响？

杨祥银：对于数字化革命给口述史学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好处与潜在希望，大部分口述史学家都兴奋不已。美国学者布雷特·艾农就曾指出，我们日益提高的对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控制以及传播的能力将会影响新世纪口述史学发展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改善口述历史馆藏的可访问性、可用性和透明性；转变口述历史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应用方式；促使我们回到口述性以及回到包括讲述和倾听在内的作为过程的口述历史的基本核心问题。而澳大利亚著名口述历史学家阿利斯泰尔·汤姆森则进一步强调，“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我们作为口述历史学家的工作的许多面向，包括人们回忆与叙述他们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时间的变迁，它们将改变我们思考记忆与个人叙述、讲述与搜集生活故事、共享记忆与创作历史的方式。……口述史学的将来以及口述历史学家的角色从来都没有如此兴奋，或者如此不确定。”

但是，对于口述历史学家来说，新技术并不是万能药，许多与技术本身直接相关的挑战仍然存在，而且许多新问题也将不断涌现。艾农就指出，不管技术如何发展，人的因素对于我们这个领域的未来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技术的影响以及口述史学在21世纪的活力与方向将取决于我们。甚至有学者质疑是不是存在一种由技术所定义的口述史学发展模式，罗纳德·格里认为，“恐怕不是技术定义我们的实践，而是历史编纂学。如果我们的确正在进入一种新的转变，那它也应该是一个由全球化问题所定义的转变。……数字化世界开始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但是真正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中的人的问题。”

当然，数字化技术不管存在或带来哪些问题与挑战，可是它已经成为过去20年来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实践与理论思考的一个热点问题，众多口述历史学家都宣称我们正在快速步入新的数字化时代或飞跃进入新的数字化信息技术世界。而除了相对零散的探讨该主题的单篇论文或著作中的某些篇章以及学术研讨会之外，最能体现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在该领域所做的努力就是2010年启动并于2012年上线的“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 站以及2013年出版的美国《口述历史评论》特刊《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和2014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专著《口述历史与数字人文科学》。

《口述历史评论》特刊《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

澎湃新闻：何谓口述历史教育？当代美国口述历史教育有哪些基本特征？

杨祥银：根据口述历史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差异，一般来说，可以将口述历史教育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类似于《口述历史概论》等课程的纯理论式教学，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了解口述史学的发展过程、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它的具体应用。当然，随着近年来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提高与发展，有关这些问题的高级研讨班和暑期学院也日渐增多。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更有著名大学设立有关口述历史的文科硕士课程，其中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和澳大利亚莫纳西大学最具代表性。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它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美国历史学和相关学科教育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它不仅适用于中小学、大学与研究生教育，同时也广泛应用于 区和继续教育；同时，从应用专业来说，它已经超越历史学而成为包括英文、新闻学、文学、 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和戏剧学等众多学科的重要教育手段。在一系列口述历史教学计划的推动下，口述历史教育在美国已经颇具规模和影响，其积极作用也得到实践者的充分肯定，正如美国口述历史教育家联盟前主席巴里·兰曼所说：“口述历史教育被证明能够以一种富有意义的和深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要求。”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口述历史教育在美国的发展可谓是一场运动，它的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教育和学术领域，而是广泛地深入到 会的各个层面。概括而言，它在当代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澎湃新闻：作为美国口述历史教育的兴起标志与重要范型，您能谈谈“狐火计划”吗？“狐火效应”又是怎样的？

杨祥银：“狐火计划”是一项结合口述历史、民俗学、地方史与英文写作等多种元素为一体的中学教学计划，它由佐治亚州雷本郡盖普－娜库奇中学英语教师埃利奥特·威金顿于1966年倡导创建。他于1966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之后（获英语文科学士学位和教育学文科硕士学位）便回到位于阿巴拉契亚南部地区的盖普－娜库奇中学任教，负责9年级和10年级的英语与地理的教学工作。可是，在工作大约6个星期之后，他发现他的授课根本没有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学生们表现出强烈的厌学情绪与敌对倾向。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威金顿试图改变他的教学方法，于是他建议创办一份杂志，让学生通过口述历史访谈来搜集当地 区的历史变迁及其居民的民俗与生活故事，这便是“狐火计划”的开始。

“狐火计划”主页截图

在狐火基金会、埃利奥特·威金顿和历届学生的共同努力下，经过50多年的发展，“狐火计划”已经发展成为一项集杂志、书籍、电台、电视、电影、戏剧和 络等多媒介应用与“狐火教学与学习方法”培训为一体的口述历史教学计划，在众多领域都取得重大进展。从一开始作为提高学生英文写作能力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偶然尝试，到发展成为一种积极的教育手段，并风靡美国乃至全世界，这或许连创始人都没有预见到。那么，“狐火计划”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反响？这种教育方法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众多实践者都认为它所倡导的让学生走出课堂深入当地 区的口述历史方法是关键所在。正如一位学者在对《狐火2》的书评中所指出的：“通过赋予他们调查课堂之外的世界的机会，口述历史成为与那些曾经对教育产生厌烦的年轻人相互沟通的一种手段。”而在这种沟通过程中，能够促使教师与学生成为工作伙伴，明确各自在教育活动中所扮演的准确角色。

通过杂志、书籍、电视、电影、戏剧与 络等各种媒介以及相关的演讲与培训课程，“狐火计划”的理念与方法很快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传播。众多中小学都创办了类似的口述历史计划，而且都以杂志和书籍的形式在地方或全国发行。到20世纪80年代末，其影响甚至扩展到诸如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哥斯达黎加、关岛、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国家。正是如此，有学者将这种“狐火”概念的传播与仿效称为“狐火效应”或“狐火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推动了美国口述历史教育的迅速发展。

第一个具有“狐火”概念的杂志是《霍伊基亚》（Hoyekiya，意为“倾诉衷肠”），它由南达科他州松树脊保留地的苏族印第安人学生于1971年创办和出版。此后，具有“狐火”概念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比如德克萨斯州盖瑞高中的《泥沼》（1972年创办）、缅因州肯纳邦克高中的《盐》（1973年创办）和密苏里州黎巴嫩高中的《甘苦》（1973年创办）。据统计，在美国，这种类型的杂志到1973年达到12个；到1976年达到43个；到1977年达到88个；而到1979年夏天则至少有160个。

澎湃新闻：口述史学在美国有哪些法律和伦理问题？

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口述历史原则与最佳实务》

需要指出的是，口述史学的法律与伦理问题是相辅相成和紧密联系的，对于口述历史实践中潜在的法律问题的预先考虑与规避本身就反映了良好的专业伦理规范，而一种良好的专业伦理规范也能较为有效地预防与规避一定的法律风险。一般而言，口述史学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著作权、诽谤、隐私权侵犯、法律授权协议书、对于口述历史资料设限的法律挑战、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机制（同时也是伦理问题）、口述历史资料 络传播与使用的法律风险与口述历史资料能否作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合法证据。

澎湃新闻：您认为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对于中国口述史学有哪些借鉴意义？

“口述历史论坛”（H-OralHist）主页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