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遗泉州，为何在宋元时期成为东方巨港

文|云韶

泉州,又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7月25日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顺利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头衔,道尽了泉州过往的繁华。如果说,汉唐的盛世看西安,明清的辉煌看北京,那宋元的繁华就要看泉州了。

泉州的兴盛,起自唐朝末年

唐朝,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王朝。它的前期,无比强大。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唯有唐朝前期,担得起一个“盛”字。太宗的雄姿勃发,高宗的励精图治,武后的继往开来,乃至玄宗前期的锐意求知,让中国人自秦汉之后,再次拥有了睥睨世界的霸气。以至于现在,西方国家仍称中国人为“唐人”,足见唐王朝影响之深远。但安史之乱的发生,却把唐朝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此后,神州大地,几无宁日, 会凋敝,民不聊生。很多中原人为了生存,纷纷南下。其中一部分人便来到了泉州。

此时的泉州,还是一个小城。中原人的大量涌入,让这个小城迅速发展了起来。

泉州没有中原沃野千里的平原,却拥有一望无际的海洋。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海,来到泉州的中原人放下了手中的铁犁,扬起了船舶的风帆。而当时泉州的地方官们,也知道海外贸易是泉州发展的命脉,因此他们竭尽全力为商贾们提供便利。这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留从效,他将唐代旧城扩建,将原有的城墙扩大了七倍,并在城墙的四周种满了刺桐树,刺桐树枝叶茂盛,花色鲜艳,远道而来的蕃客往往会眼前一亮,泉州从此有了“刺桐城”的美名。

建市舶司迎来高光时刻

北宋建立后,泉州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到北宋中期,泉州已经成为了一个“有番舶之饶,杂货山积”的繁华港口。宋哲宗年间,为了适应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要求,宋王朝正式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以来远人,通远物”,确立了泉州重要贸易港的地位,从此泉州市舶司和在明州(宁波)的两浙路市舶司及广南市舶司,并称为三路市舶司。泉州港开始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巅峰时期的泉州港实力有多么强大?《梦粱录》云:“若欲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沟通各国的海外航线是当时泉州港繁荣的标志之一。

具体而言,当时从泉州出发的航船一般会走三条航线。首先是西南航线,从泉州出发经广州、西沙群岛,抵达占城、真腊、渤泥、阇婆、三佛齐,再向西可达天竺、大食等地。用现在的地理名称来说,从泉州可以直接坐船去中东国家,鉴于中东国家与欧洲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从泉州可以去往欧洲。其次,东南航线,从泉州港可抵达麻逸、三屿、琉球等地。最后,则是东北航线,目的地是高丽(今朝鲜)和日本。

此外,泉州港的兴盛,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当时的各国商人将香料、药物、犀角、玳瑁等商品运到泉州,然后从泉州运出瓷器、金银、铜钱、丝帛等物。当时的进口商品中,香料和药物是大宗。出口的商品中,瓷器和丝绸是其中的大宗。考古学家已经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发现了来自中国的瓷器。比如说,在菲律宾发现的龙瓮,便产自泉州南门外的磁灶窑。

商业的繁荣使政府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市舶司每年收入就有近一百万缗,而当时南宋王朝的全部税收收入不过四千五百万缗左右。

宋朝时期,泉州港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有多方面的原因。内因是宋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宋朝军事实力,相对于北方的邻居们,比较差。无论是辽、金还是西夏,基本上都是把宋朝看成“提款机”和“经验包”。此外,宋朝自身的“三冗”问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便成为了维持宋朝统治的命脉。特别是南宋时期,面积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户口减少,开支却超过北宋。这时候,海外贸易就成了统治者的救命稻草。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就曾下诏:“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有了政策的支持,泉州港发展就没有了羁绊。为了吸引外商,北宋时期,泉州就设置了“来远驿”来接待外国的使节和商旅。成书于1239年的《方舆胜览》也记载,泉州“土产蕃货,诸蕃有黑白二种(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皆居泉州, “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琉璃、异香、胡椒之属”。当时,大量的阿拉伯人在泉州经商,很多人死后就葬在泉州。

外因则是阿拉伯帝国的崛起。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使中国的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形成了一个联动的贸易圈。稳定的贸易环境带来了充足的货源,种种原因都使得泉州成为了当时“海道所通,贾船所骤”的东方贸易大港。

1974年出土的宋代古船

全盛时期招商引资

泉州港全盛时期是在元代。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延续宋朝的政策,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之外,还让官员担负起了“招商引资”的任务。忽必烈就曾诏谕蒲寿庚等人:“诸蕃国列属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此外,泉州的农业已经向商品化迈进,可以为港口直接提供外销货源。泉州的丝织品和瓷器名扬海内外,在泉州生产的“刺桐缎”比杭州、北京所织造的更优良,畅销国内外市场。元代来到中国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就曾经目睹过元朝皇帝赠送给印度的摩哈美德王“花缎500匹,其中100匹系在刺桐(泉州)织造,100匹系在汗沙(杭州)织造”。此外,马可波罗也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临此港”“亦是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

繁荣的商业带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碰撞。在元代,泉州出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多种宗教互相交流融合,在现在泉州的佛教寺庙承天寺保有一座元代石炉,上刻:“泉城孙府前保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喜舍朝天炉入于灵应禅寺,永充供养,祈求现世康安,预布来生福果者。时大元至正丁未年(1367年)四月吉日”。短短一段话,充满了佛教、伊斯兰教的因素。

不过,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经历了宋元时期的兴盛之后,到了明清时期,泉州港开始走向下坡路。特别是清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偌大的中国只留广州一地与外商交易。这不仅使泉州等港口城市元气大伤,还让清政府的统治者越来越自大。最终,英国人在海洋上揭穿了清朝“天朝上国”的美梦,日本人在海洋上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读罢这段历史,再审视过往泉州的辉煌,再回顾以往中国人经略海洋的雄姿,不得不说,历史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幸好,噩梦已经过去。泉州港在新时代也重新焕发了新生。站在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泉州港的故事仍要继续书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申遗的成功,不仅是对过往荣耀的总结,更是对泉州未来发展的鞭策。期待,泉州能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谱写出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