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举措引导金融机构投放惠普贷 中小微融资变容易了吗？

近来，全国各地的疫情来了一场“倒春寒”，广州市仍严守“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疫政策；而深圳经历长达一周的“停摆”之后，现已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疫情以来，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地方都加大了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纾困扶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覆盖与力度。

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存在。在纾困政策的引导下，中小微企业融资变容易了吗？能否拿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多举措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贷款投放力度

广东一直是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省。

怎么定义中小微企业呢？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出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比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像是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其他未列明行业的划分标准，以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如何有序引导、支持中小微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关系到经济发展，更与大多数人的就业、生计息息关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全国小微企业发展 告》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小微企业1169.87万户，占企业总数76.57%，若将个体工商户视作微型企业纳入统计，则小微企业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中所占比重达到94.15%。而广东省全省市场主体超过1500万户、约占全国的1/10，民营经济单位数、增加值、进出口总额、从业人员数均居全国第一。

3月4日，在《广东省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涂高坤谈到此次出台的纾困政策，提及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有还款意愿、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续贷、展期等市场化方式纾困解难。运用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引导信贷资金投向民营、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通过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等配套服务，加大金融科技赋能，提高中小企业融资便利性。将商业银行开展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等相关指标作为财政资金存放管理的参考依据，推动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不催收、不征收罚息、不计入征信、不影响后续贷款的“四不”保护政策，对于还息或还本困难的企业，通过调整结息方式、变更还款计划和条件等措施予以合理支持。广发银行广州分行执行利率优惠政策，对普惠型小微企业一般贷款FTP较其他客户贷款FTP下调80BPs；中国银行利用纯线上普惠产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可以通过纯线上业务操作，较好地解决了因疫情影响导致银企双方无法进行线下对接的情况。

从国家层面来看，今年三月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时提到，近四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增速超过了25%，贷款利率累计下降超过了2个百分点；大中型银行发挥科技和数据优势，2021年五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长41.4%。

中小微企业之困：融资变易了吗？

疫情防控期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纾困扶持，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也加大了对中小微企业的倾斜力度。不过，对于我国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而言，从银行拿到优惠力度大的信用贷也并不容易。

鲍远孝认为，更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自身资质实际难以达到银行对应款项的审批要求，部分中小微企业自身可能存在多个不同银行的对公账户，当企业向其中某个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就会影响它的一个贷款额度和贷款审批。“如果企业采购、上下游合作、工资发放都在同一个银行，那银行相对会给到企业更宽松的信贷待遇。

银行之惑：“三高”业务何解？

对于银行的审慎，上述投资领域人士表示银行也有自己的经营考量。“就中小微企业信用贷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各个银行还是没有落实到位。当然银行主要还是考虑风险把控，因为现在实体也难搞，银行也不知道你企业真正的经营状况怎么样，它没法去考证。”

此前，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曾表示，小微企业贷款是一项典型的“三高”业务，风险成本高、运营成本高、获客成本高，中小企业经营也存在较大波动和风险性，再加之缺乏长期的经营数据，这就令金融机构增加了识别的难度。在这种担忧下，银行就更倾向于将资金贷给信用更好，还贷能力稳定的大公司。

从截至2021年11月末的数据来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已经同比增长26.4%，肖钢认为，即便如此，这仍然显得杯水车薪——毕竟我国中小企业基数大，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的比例低仍是事实。

作为中小微企业贷款主力的银行，因自身规模和经营条件的限制，银行之间也相互角逐。艾瑞咨询在2021年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 告中指出，对于贷款业务而言， 一个核心是更高风险往往意味着更高的产品定价。相比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等中小行，大型商业银行与股份行拥有更大的客户基础与资金、技术能力， 在发展小微企业融资业务方面具备优势， 其中，为与大行竞争， 股份行提供的产品整体额度更高、放款速度更快，利率也相对高一些。大行与股份行的优势也使得中小行必须通过触达更下沉用户的方式以形成差异化竞争策略，随着而来的是更高的风险表现。

“其实都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影响，不单说是政策层面或银行层面的问题，整个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机制还需要再完善。”作为一名企业负责人同时又是投资人，鲍远孝有所感知。

纾困：需解多方之困

纾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难点，近年来不乏多方声音进行探讨。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玉玲指出了三点当前中小微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一是信用信息共享和贷款风险分担等融资配套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金融、财税、产业政策协调联动不够，银行难以真正建立“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

二是企业需应对经济形势下行、原材料价格上涨、疫情反复冲击的外部环境和自身信用意识不足造成的高风险溢价，加重了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

三是银行内控机制不健全，科技赋能不足，现有放贷水平无法完全契合中小微企业“抵押少、时间急、额度小”的特点，导致融资难和贵的现象客观存在。

在机制建立方面，王玉玲提出可以探索建立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提供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和奖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健全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对开展首贷户、长尾客户的信贷风险分担业务设置专项奖补。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与地方法人银行开展“总对总”业务合作，提升中小银行普惠小微贷款产品竞争力。逐步取消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盈利考核要求，提高担保放大倍数，降低担保费率，并将落实情况纳入区域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评价。

在引导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的同时，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认为，要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应持续地要求银行人为地压低贷款利率，而应该更多地考虑货币政策宽松或者财政贴息。

黄益平指出，过去几年，政府一直在要求金融机构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但这主要基于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命令。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这样的政策，可以理解，但不可持续。金融决策最重要的是市场化的风险定价。企业的风险越高，其融资的成本理应越高，否则将来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