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11月份，我写了一篇文章《北关（金锁关），汉唐帝都最坚实的后盾，访古铜川塔》。这篇文章阅读的人比较多。
当时我参考了一本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 的袁文观（崇仁人，乾隆二十八年同官县令，二十九年升礼部郎中）纂修的《同官县志》手抄本，从中得知还有明版《同官县志》。经历两年时间，我终于得到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刘泽远修 、寇慎增纂、崇祯十三年（1640年）孔尚标增补本《同官县志》，还得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余正东修、黎锦熙纂《同官县志》，这样市面上能找到的《同官县志》就全了。我之所以搜集这三本书，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关于铜川市王益村的历史传说有多少可信度？
一、王益村与元朝益王传说的记载出处与其乖谬之处。
关于王益村得名传说，我第一次是从袁文观《同官县志》见到的，抄录如下：
邑之西二十里，有避难村。宋元改革之际，军兴旁午，人心未定。保甲一牌书两面，宋至则应宋，元至则应元。孤村孑遗，遭之如刲羊豕，惟此村可守，人皆避难于此，故名其村曰避难云。
明定天下，捕元宗室甚急。有益王者，潜居县南七里铺。其后子孙以王为姓。今同川里二甲王氏，是其后裔也，故今其村为王益村。康熙年间，王氏子孙犹留益王图像，岁春秋张挂，合族以祭。县令闻其事，始禁革之。
这些资料，我们一一分解。
避难村，是真实存在的。避难村在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演池乡（与王益区相接，2015年并入石柱镇）政府驻地东北约2华里处，村傍塬临沟，地势险峻，小若弹丸，但十分隐蔽。从1968年起，该地连年丰收，曾一度改名为“新兴村”（按：这是 络说法，我根据地图查找，当地现在仍叫新兴村）。虽然清朝《同官县志》给出了它得名的一种说法，说是宋朝百姓逃避元朝士兵追杀，但当地还流传有另一种说法：
相传东汉皇帝刘秀当年曾“避难”于此，村中老池边原有通大石碑，平扑于地，上镌蝇头小楷，字体娟秀，村中老人常坐其上纳凉，不远处有一对石羊，形体颇丰，人称“石羊坟”，上世纪九十年代尚在，后不知去向。
为什么要研究避难村的得名来历？虽然在清朝《同官县志》中没有提到避难村与王益村的元朝益王有关，但在民国《同官县志》里确实提到避难村与元朝益王有关系。
查铜川市（以下以同官县代替，不考虑其辖区变化问题）历史，北宋时同官县隶属永兴军路耀州。后来，金国打败北宋，中原人民随着康王赵构衣冠南渡，建立南宋，同官县被金国占领，同官县隶属金国京兆府路耀州。查《四库全书》中的《陕西通志》卷八十二：
金，太宗天会五年（宋高宗建炎元年，961年）冬十二月，取宋同华二州，破潼关。……六年（宋建炎二年，962年内）春正月，取宋永兴军。……二月取宋凤翔。……秋八月，罗索富察等取下邽，九月破宋兵于同州。……冬十一月，取宋延安，王庶帅师救而不克。……王庶……引兵趋耀之同官复迂路由邠之三水与玠会襄乐……八年（宋建炎四年，964年）春正月，取宋同州，三月终拔南县。……夏四月罗索克邠州。……秋七月，命皇太子宗辅为右副元帅督师陕西。……九月，元帅宗辅等败宋军于富平，耀州、凤翔皆降。……九年（965年）冬十一月，赐刘豫陕西地。
可见，南宋初年金朝就已经占据包括同官在内的陕西辖地，后来交给刘豫傀儡政权管辖。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的，宋军是逐渐败退的，被占领地区百姓也间有造反失败的，西夏也趁机入侵延安等地。到了金朝末期，蒙古与南宋合并攻击金朝，但在陕西这一块，是元军和金军打仗：
（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冬十月元兵克潼关。……十一月复潼关。……兴定五年（1221年）十二月辛亥，以元军下潼关、葭州……元光元年（1222年）冬十月，诏安抚陕西避兵官民。元光元年（1222年）十月，以京兆尹官民，避兵南山者多至百万。诏兼同知府事完颜霆等安抚其众（《金史?宣宗本纪》）……哀宗正大四年（1227年）秋七月，元兵逼京兆。……七年（1230年）冬十月，元兵入陕西。……天兴元年（1232年）春正月，潼关守将李平以关降元。
在以上记载中，是元朝从金朝手中得到陕西，并没有南宋什么事。但金元交替之时，确实有大量金朝兵民为逃避元军躲到南山（终南山，秦岭中部）。袁文观作为科举出身的官员，自然应该知道这些历史，所以他记载的避难村的故事只能是民间传说。我们不能仅此就断定金元交替之际一定没有老百姓躲到避难村，我们只能说这些避难者与南宋无关。
再看元明交替之际：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夏五月，副将军冯胜克潼关。……大将军徐达以都督郭兴守潼关，冯胜取化州。……秋八月元军攻潼关，守将郭兴击败之。……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大将军徐达克奉元路。……三月常遇春、冯宗异率师发山西，进克凤翔。……夏四月，大将军徐达出萧关，遣指挥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延绥镇志》）
事实上，元明交替之际，陕西战事也有反复。但百姓应该不会逃避明军，元朝官员或守军逃避明军是有可能的。这样，元朝益王传说就有了改朝换代时的动荡 会背景依据。
问题在于避难村是金元交替的产物还是元明交替的产物？假使有更早的历史记载不就清楚了吗？很遗憾，明朝的《同官县志》在这一部分已经缺失了，现存的材料恰恰看不出有没有避难村和王益村的记载，这真是历史的遗憾：
明朝《同官县志》
这是件比较奇怪的事。万历晚期（祥符人刘泽远任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同官县令）修的县志，到崇祯年间就残缺了，崇祯十年（1637年）同官县令曲阜阙里人孔尚标（孔子六十四代孙）就指出二十二里失记一里，但他没有补记，而且只有二里管辖的村名留下，有可能修订后的《同官县志》再一次因故缺失。也许是因为战乱，中国古籍经历一次次浩劫能够流传下来一些实属不易。还有一种情形，明朝中后期的民户管理是失败的，逃户现象严重，中国传统的里甲制度可能已经非常松懈和不起作用了，崇祯年间的建置与万历年间的有所不同，有些沿革是没法补记了，反映在县志记载里就是缺如。
但我以为，袁文观可能是看过完整的明朝《同官县志》的，因为，在他编的卷二《建置志》写到，【】为我注释的内容，下同：
明初编户二十三【应为二】里：同川、东阳、南阳、西阳、北阳、上官、常宁、长乐、神水、丹青、柳池、修文、忠孝、永安、安阳、资惠、集贤、雷平、永受、阜厚、和丰，其一里失纪。弘治十五年并一十三里：同川、东阳、上官、神水、南阳、丹青、修文、忠孝、常宁、永受、资惠、安阳、集贤。崇祯八年并八里：同川、永受、修文、忠孝、东阳、安阳、资惠、集贤。十五年并六里，近因之：同川里、东阳里、修文里、忠孝里、安阳里、永受里。
由此比较可知，明朝《同官县志》建置一卷缺失甚多。
换一个思路，我们不看行政管理区划，看明朝《同官县志》有没有避难村与王益村的记载呢？答曰：无。由于本书编纂者寇慎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丙辰科第四十六名、殿试二甲进士，同官县济阳寨人，晚年致仕回家乡，按说他若是听到避难村和王益村的说法是应该记录到县志中的。由于同官县的记载有时候是记录在《耀州志》里的，但只要《耀州志》里有的一般又会搬回到县志里，所以县志没记载就应该是普遍没记载。
按：明朝《同官县志》没有避难村，但是有一个避难遗迹的记载：
南【原字漫漶，按清朝《同官县志》定】古寨，在县北十五里，四面皆沟峡，上平有井池，古人避兵之地也。
这座古寨在县北十五里，显然不是现代避难村的位置。《地理中国》（2019年3月14日《绝壁古堡》，志丹县永宁山古寨、金鼎山古寨）节目曾经 道过陕北高原上的避难村落遗址，说明避难村的例子在古代并不鲜见。
陕西省志丹县金鼎镇金鼎山古寨
南古寨在清朝《同官县志》记载如下，略有文字不同：
南古寨，在县东北十五里，四面皆沟，一迳仅通峡。上平旷，有井池，古人避兵之地。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避难村如果是金元交替时期的产物，那就与元朝益王有关的可能性很小；避难村如果是元明交替时期的产物，则可能会与元朝益王有关联。下面我们看民国《同官县志》的记载。
民国《同官县志》按序文记载，最初编写工作是由冯玉祥启动的，按《序》：“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冯总司令玉祥饬县采编新志资料。”新志由余正东编，黎锦熙纂。其中余正东是湖北大冶陈贵镇人，30年代随同乡好友张笃伦入陕西任职，先任陕西宜川县长、南郑县长，后任陕西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在陕西期间，先后主编了民国《城固县志》、《洛川县志》、《同官县志》、《黄陵县志》和《宜川县志》。而黎锦熙，湖南湘潭人，汉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九三学 创始人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迁至西安，合并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黎锦熙任国文系教授、主任。1938年，西安临大迁至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黎锦熙继任国文系教授、主任。1939年，西北联大分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陆续迁往兰州，黎锦熙兼任教务主任。1944年5月，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西北师院（兰州）、女子师院（白沙）、 会教育学院（壁山）创办了国语专修科，为在台湾推行国语预先培训人才。后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为推行国语前往台湾的学者达100多人，对于推进国语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西北师院院长。1949年，北京刚解放，黎锦熙被毛主席指定和吴玉章、马叙伦、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虽然，民国《同官县志》在黎锦熙一生的著作中并不显眼，但是写得确实比较翔实，资料比较全面，除个别政治观点（如对刘志丹、贺龙等不敬）有问题外，作为历史、地理参考资料是很有价值的。
王益村与同官县城的位置（铜川市档案馆提供）
关于避难村、王益村及相关地名的记载摘录如下：
第一种，民国《同官县志》卷十八《自治保甲志》，抄录清朝《同官县志》，两本书记载相同，下划线为我所加，下同：
南乡。共六十五村，领以十九堡：
第一堡：东王益村、西王益村、灰堆坡、庙嘴里、东十里铺、西十里铺。
西乡。共一百二十村，领以二十三堡：
第七堡：沙锅炉、木瓜沟、庙底里、杏林村、朱家窑窠。
第八堡：神周村、张村、松林村、孙家村、王家河。
第九堡：北雷村、南雷村、赵家原、圪堵村、赵家河、北村里、枣园子。
第十堡：磨活村【莫火村？】、曾家坳、崔家坡、避难村。
第十八堡：开府村、东古庄、西古庄、王益堡【？未见说明】、李家堡、郝家坳、上来兴村、下来兴村、西吴村。
王益村与避难村的位置（铜川市档案馆提供）
第二种，民国《同官县志》卷二《建置沿革志》：
（1）中山镇。此城关及近郊。镇公所在第二堡南寺沟。
第五保：宜古村、十里铺（分东西）、西王益村、蒲地王【卷二十五《氏族表》中“王”姓注解中写为“蒲池王”】、南雷村、北雷村、官酒铺、苏家庄、五里铺。
第六保：东王益村（按旧志，载元宗室益王之后，入明以王为姓，居此村，故名。并群氏族志。）、高家原、高平原。
第七保：灰堆坡、墙下原、韩家原、咀稍头、柏庙、桑皮头、孙家坪。
（3）文明乡。此西乡，凡五保。乡公所在乾桥庙。
第一保：赵家原、南咀、孙家河、王家河、炭窠沟、杏林、松林。
第二保：避难村（旧志：邑西二十里避难村，当宋元改革之际，军兴旁午，人心未定，保甲一牌书两面，宋至则应宋，元至则应元。孤村孑遗，遭之如刲羊豕；惟此村可守，人皆避难于此，故名其村曰避难云。）、曾家坳、崔家坡、莫火村、鸭口、川口。
这个记载是把清朝旧志中的补遗式记载改为正式记载。也就是说，在清朝《同官县志》里，避难村与王益村没有关系，是不同时代形成的村庄，与传说有关的“莫火村”在清志里是“磨活村”，应该是袁文观时代知道的元朝益王故事不如后世传说详细。
民国《同官县志》记载金宋交替历史大体同《陕西通志》，卷三《大事年表》记载元明交替如下：
明太祖洪武二年（西元一三六九）。常遇春入关中，元驻县守将遁去，遇春遣典史高护抚定之。（旧志据乔三石《耀州志》）。是年，陷元都，元帝北遁。
关于高护，参见袁文观《同官县志》：
明。典史，高护（见宦迹）。
典史。高护，乔三石志，往开平王入关中时，元同官守将自遁去，开平王遣典史高护抚定之。护或即开平王署置同官者，或他县官，不可知矣。余以护实同官首功，故叙论焉。
高护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但应该是明军一边的人，不是投降明军的元朝官吏。这样就有一种可能：高护是外来人员，不熟悉同官情形，因此有元朝益王躲避的事情未能侦知。
按：乔三石的《耀州志》是嘉靖年间的，比刘泽远、寇慎、孔尚标编纂的万历、崇祯年间的《同官县志》要早，关于元末明初的事应该比较准确。这也给出了一个时间节点，假使有益王避难事件存在，应该是洪武元年（1368年）以后，因为这一年元顺帝从北京逃走了，他在中原的宗族也应从这时开始四散逃逸。
下面我们看民国《同官县志》有关王益村等地的记载：
卷二《建置沿革志》：
（1）中山镇。……
第六保：东王益村（按旧志，载元宗室益王之后，入明以王为姓，居此村，故名。并群氏族志。）……
卷二十四《古迹古物志》：
王益村，在县南七里。传为元末益王隐蔽之地。详《建置志》。
卷二十五《氏族表》：
王，总人数四七六一。……
按王姓人最多，各地皆多同姓不宗者，本区王姓，著者有四宗：……（二）杏林王姓，为元末益王之后，益王逃至本县西乡杏林村，遂家焉。据其族耆老及民间相传，益王初至县南王益村隐居，继而谣诼蜂起，乘夜西行，至炭窠沟西原乞火未得，因名其地曰莫火村。遂至避难村居之，后复迁居松林居之。益王死，其后复迁杏林，历明至清，均安居业农。清末至今，始稍有入学者。故无族谱。惟存皮卷轴一帧，上画益王及宫官宫女多人，南关亦有其裔，访者幼时尝至其家贺年，曾一见之；此轴现存北雷村，不示人观。族人散居于杏林、松林、避难村、莫火村、北雷村、柏庙村、南关者，约八十余户。……
现在我们根据三个时期的《同官县志》记载，勾勒出“元朝益王”避难于同官的故事全貌：
元朝末年，宗室益王见元朝大势已去，开始在国内流亡。当他来到同官后，选择在同官县城附近半山腰的王益村避难。但后来有暴露的风险，益王于是连夜向西逃亡，逃到深山里的小村炭窠沟附近求取火种未得，他的后人称这里为莫火村。益王又向莫火村西北跑到避难村这个地方，在这里娶妻生子。益王死后，他的后人分散到周围几个村庄居住。这件事在整个明朝期间保密极好，始终未被明朝官吏及当地士绅耆老发现和记录下来。当明朝被清朝取代以后，元朝益王的后人开始公开祭祀他们的先人，到康熙年间这件事终于被同官官府知道，但同官县令认为这种祭祀是不合法的。因为清朝的正统地位来自于替明朝攻打流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才得以入关的，表面上不是侵夺明朝的江山，因此清朝要保护和祭祀明陵。清朝认为元朝是明朝的敌人，也就是清朝自己的敌人（这是根据清朝对明朝遗老遗少的公开宣传推导的结论，事实上清朝并不尊重南明的几个王爷，反而诛杀剿灭了他们），所以清朝官吏不允许益王的后裔公开祭祀元朝的益王（“县令闻其事，始禁革之”）。自此，益王后裔再次回到秘密祭祀状况。
到清朝被民国代替，益王后人原本务农，有开始上学识字的人，这些人把益王的避难故事传播出来，这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与王益村、莫火村、避难村有关的完整故事。民国同官官吏认为这些来自民间访谈，虽然没有族谱作证，但有益王画像存在，因而认可了这段传说，把传说内容编到志书里面。
那么这件事的可靠性就要打一点折，益王避难自始至终没有明确的连贯的文字记载，从事情被人知道已经跨越了二百多年的明朝历史。而且，画在皮上的画像历经明清两代540多年到民国时期，如果保存完好也是奇迹。目前，没听说这幅画像面世，因此我也没办法进一步判断这件事的真实性有多大。
下面我们能否查到元朝关于益王的封 ？理论上，如果我们能从《元史》中找到端倪，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问题，元代统治者管理粗疏，史志材料其实很少。而《元史》又是公认的急促修出的朝代史，挂一漏万自不待言。所以，我们只好先找到益王痕迹再做分析。
元朝被记载的益王只有三人：
第一位，据《元史?泰定帝二》和《元史?文宗三》：孛儿只斤·买奴，元太祖叔父答里台斡惕赤斤后裔，泰定三年（1326年）封宣靖王。封地不详，为金镀银印驼纽王。“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二月，进封宣靖王买奴为益王。”为金印兽纽王。死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
第二位，据《元史?顺帝九》：孛儿只斤·浑都帖木儿，元朝益王买奴之子，元太祖叔父答里台斡惕赤斤后裔。买奴死后袭。“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七月乙酉，孛罗帖木儿伏诛，秃坚帖木儿、老的沙皆遁走。十月……丁未，益王浑都帖木儿、枢密副使观音奴擒老的沙，诛之。”
第三位，孛儿只斤·脱古思帖木儿是北元第三位皇帝，史称北元后主，因为他的年 为天元，又称为天元帝。据《蒙古源流》和《新元史》等记载他是必里克图可汗（爱猷识理达腊，元顺帝长子）的弟弟。又据明朝史籍记载，他是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的儿子。明代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记载，脱古思帖木儿继位前是益王。他最后在捕鱼儿海（今内蒙古贝尔湖）被明军击溃，出逃时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所杀，后被追尊为乌萨哈尔汗。
根据史料记载的这三位元朝益王，第一位死得太早，第三位死得太晚，结局很清楚。第二位益王是不是在同官隐居的益王呢？没有年龄记载，没有结局记载，但按其父亲当了30年益王的时间段推算，他到元朝灭亡时如果没死也当了20多年益王，年龄偏大，到同官娶妻生子有可能性但太小。
会不会有漏记的元朝藩王呢？不好说，有没有都没有扎实的证据。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民间传说就派上用场了。建国以后，有人开始为益王寻找依据，在没有明确的出处的情况下，编出以下一段民间故事：
义王和尚，元朝蒙古贵族，皇室成员。和尚是其蒙古名音译，并非僧侣。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玄孙（一说是曾孙），也是元顺帝皇叔。其父宽彻晋化为威顺王，坐镇武昌，其叔父是淮王帖木儿不花。和尚是元顺帝近臣，深受信任。元顺帝痛恨奸臣右【左？】丞相孛罗帖木儿，密令和尚寻找机会刺杀。和尚募得杀手6人，乘孛罗帖木儿入宫之机会，杀死于延春阁李树下，遂因功被封为义王。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元朝政权危在旦夕。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明军逼近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诏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而以义王和尚佐之，自己随后出逃。据《元史》记载，当大都被破之时，和尚“即先遁，不知所之。”帖木儿不花阵亡，守大都的元朝中央朝政大员全部被斩。
相传和尚携带家眷逃离大都，为避免明军追杀，改汉名为苏克明，字进迪， 钢锸公。曾在山东省鄄城县、河南省南阳县、河南省濮阳县等地潜藏，这些地方至今尚有其蒙古族苏姓后裔。其中鄄城县北王召苏氏家庙至今仍供奉着他们的始祖义王和尚的排位。
此后，义王又化名为王彦龙，流落至陕西同官。但被当地人误记为“益王”。
以上这段传说洋洋洒洒，提到《元史》，有没有依据呢？我们先看《元史》卷一百〇八《表第三诸王表》：
《四库全书?元史》摘录
查找是失败的，这个《诸王表》不全，连高丽驸马国王、安南王、缅（甸）王都记载了，但对元朝的王爷记载不全。仅仅找到威顺王一点资料，但不能说历史上没有益王、淮王，他们的资料是散见于《元史》其他地方的。而且发现有西安王、延安王。
按：西安王，二等王，天历元年（1328年），元世祖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之曾孙阿刺忒纳失里始封，其弟答儿麻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袭封。延安王，纳速剌丁，回族，赛典赤赡思丁长子，元朝著名政治家，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从一品），1291年调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卒，追封延安王。从年龄上看西安王答儿麻是有可能活到元朝灭亡那一年的，但是年龄也偏大。
下面我们再查《元史》卷四十六《顺帝九》，我们主要看划线部分：
【至正】二十五年（1365）春正月……己巳，大明兵取宝庆路，守将唐隆道遁走。……壬午，监察御史孛罗帖木儿、贾彬等辩明哈麻、雪雪之罪。……三月庚申，皇太子下令于扩廓帖木儿军中曰：“孛罗帖木儿袭据京师，余既受命总督天下诸军，恭行显罚，少保、中书平章政事扩廓帖木儿，躬勒将士，分道进兵，诸王、驸马及陕西平章政事李思齐等，各统军马，尚其奋义戮力，克期恢复。”丙寅，孛罗帖木儿幽置皇后奇氏于诸色总管府。丁卯，命老的沙、别帖木儿并为御史大夫。……夏四月庚寅，孛罗帖木儿至诸色总管府见皇后奇氏，令还宫取印章，作书遗皇太子，遣内侍官完者秃持往冀宁，复出皇后，幽之。……五月……乙亥，大明兵破安陆府，守将任亮迎战，被执。己卯，大明兵破襄阳路。……乙巳，皇后奇氏自幽所还宫。……秋七月……乙酉，孛罗帖木儿伏诛，秃坚帖木儿、老的沙皆遁走。丙戌，遣使函孛罗帖木儿首往冀宁，召皇太子还京师。大赦天下。……冬十月……丁未，益王浑都帖木兒、枢密副使观音奴擒老的沙，诛之。……十二月……是月，秃坚帖木儿伏诛。
这就是在元朝末年内忧外患之际，孛罗帖木儿作乱被杀，其同党老的沙被益王浑都帖木儿擒杀的相关记载，我没有看到有“义王和尚”啥事，既然在这里不体现，说明即便有这么个人也根本不是重要人物，应该是对益王浑都帖木儿擒杀老的沙一事的演义，也许来自野史，但不应该冠之以来自《元史》。
按：据《明史》卷一百二十四《列传第十二?扩廓帖木儿 蔡子英 陈友定 伯颜子中等 把匝剌瓦尔密》：
初，察罕定晋、冀，孛罗帖木儿在大同，以兵争其地，数相攻，朝廷下诏和解，终不听。……扩廓既平齐地，引军还，驻太原，与孛罗构难如故。会朝臣老的沙、秃坚获罪于太子，出奔孛罗，孛罗匿之。诏削孛罗官，解其兵柄。孛罗遂举兵反，犯京师，杀丞相搠思监，自为左丞相，老的沙为平章，秃坚知枢密院。太子求援于扩廓，扩廓遣其将白锁住以万骑入卫，战不利，奉太子奔太原。逾年，扩廓以太子令举兵讨孛罗，入大同，进薄大都。顺帝乃袭杀孛罗于朝。扩廓从太子入觐，以为太傅、左丞相。当是时，微扩廓，太子几殆。”
《明史》的材料补充了《元史》中记载的诛杀孛罗帖木儿的主要过程，一般认为诛杀孛罗帖木儿事件中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的功劳最大。想改写中国历史是比较困难的，经常会有前后印证的资料。
下面我们看《元史》卷四十七《顺帝十》，仍然主要看划线部分：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秋七月……辛丑，大明兵取卫辉路。癸卯，大明兵取彰德路。乙巳，左江、右江诸路皆降于大明。丁未，大明兵取便平路。……甲子，扩廓帖木兒自晋宁退守冀宁。大明兵至通州。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兒力战，被擒死之。左丞相失列门传旨，令太常礼仪院使阿鲁浑等，奉太庙列室神主与皇太子同北行。阿鲁浑等即至太庙，与署令王嗣宗、太祝哈剌不华袭护神主毕，仍留室内。乙丑，白虹贯日。罢内府兴造。诏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同守京城。丙寅，帝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议避兵北行。失列门及知枢密院事黑厮、宦者赵伯颜不花等谏，以为不可行，不听。伯颜不花恸哭谏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卒不听。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后一年（1369年），帝驻于应昌府，又一年（1370年），四月丙戌，帝因痢疾殂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里诺尔西南约2公里处，明朝中叶毁于火】，寿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五月癸卯，大明兵袭应昌府，皇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宝玉皆被获，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从十数骑遁。大明皇帝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 曰顺帝，而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至正二十八（1368年）年七月明军攻入通州，元顺帝见大势已去，下诏带上宗庙的神位准备北逃。他命淮王监国，命庆通（按：本段我用的蒙古人译名来自《四库全书》中的《元史》、《明史》）为中书左丞相同守京城。下面的记载就比较有意思了，元顺帝不听大臣谏言，半夜开健德门逃跑。逃到应昌府后因病去世。随后，明军攻打应昌府，元顺帝的皇孙、后妃及珠宝印信都被明军获得，只有元顺帝的太子阿裕尔实哩达喇带着十几名骑兵跑掉了。出人意料的是，没有发生王朝兴替时惯有的大屠杀。朱元璋还是很仁厚的，他觉得元顺帝最后时刻没有负隅顽抗，主动逃离，减少了明朝统一的阻力，他大度地“加其 为顺帝，而封【元顺帝的孙子】密迪哩巴拉为崇礼侯。”如果不读《元史》，会不会有先入为主的明朝会刻意杀戮元朝宗室的猜测呢？
但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找到答案。我们继续读《明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二》，主要看划线部分：
洪武元年（1368年）……夏四月……甲子，幸汴梁。丙寅，冯胜克潼关，李思齐、张思道遁。……辛卯，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六月庚子，徐达朝行在。……辛卯，将还应天，谕达等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己酉，徐达会诸将兵于临清。壬子，常遇春克德州。丙寅，克通州，元帝趋上都。……庚午，徐达入元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遣将巡古北口诸隘。……己卯，赦殊死以下。将士从征者恤其家，逋逃许自首。新克州郡毋妄杀。……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壬午，幸北京。改大都路曰北平府。征元故臣。……戊寅，以元都平，诏天下。十一月己亥，遣使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庚子，始祀上帝于圜丘。……
从《明史》我们看到，淮王是战死了，明军攻入北京是打了一场战争，但是语焉不详。徐达禁止“士卒侵暴”，朱元璋又赦免投降的元朝官兵，“毋妄杀”，保护元朝宗室，并且任用有才能的蒙古人、色目人，说明明朝对待残元势力执行了怀柔政策。
但“大都之战”残酷不残酷呢？我们只好移步《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列传第十三?徐达 常遇春》继续观看，仍然主要看划线部分：
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即帝位，以（徐）达为右丞相。册立皇太子，以达兼太子少傅。……梁王阿鲁温以河南降，略定嵩、陕、陈、汝诸州，遂捣潼关。李思齐奔凤翔，张思道奔鄜城，遂入关，西至华州。捷闻，太祖幸汴梁，召达诣行在所，置酒劳之，且谋北伐。达曰：“大军平齐鲁，扫河洛，王保保逡巡观望；潼关既克，思齐辈狼狈西奔。元声援已绝，今乘势直捣元都，可不战有也。”帝曰：“善。”达复进曰：“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将穷追之乎？”帝曰：“元运衰矣，行自澌灭，不烦穷兵。出塞之后，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达顿首受命。……水陆并进，大败元军于河西务，进克通州。顺帝帅后妃太子北去。逾日，达陈兵齐化门，填濠登城。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左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右丞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不降，斩之，其余不戮一人。封府库，籍图书宝物，令指挥张胜以兵千人守宫殿门，使宦者护视诸宫人、妃、主，禁士卒毋所侵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
这里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徐达、常遇春攻占大都的过程。先是明军占据了陕西，朱元璋来到汴梁，徐达前去参拜。君臣议论以后的形势，认为已经消灭了元朝统治者的地方援军，现在是北伐直捣大都的好时机。徐达预见到元朝皇帝可能会北逃，请示是否追击，朱元璋认为等其自生自灭较好，不要追击，“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后来当常遇春攻克通州以后，元顺帝北逃，徐达领兵从齐化门填平壕沟强登城墙入城，没有经过太大战斗即已捕获淮王特穆尔布哈、左丞相庆同等留守的元朝官吏。明军只是杀掉了包括淮王在内的一批不投降的元朝官员，“余不戮一人”，而且派兵保护元朝宫廷里的宫女、妃子、亲王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