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大哥磕了头

二0一三年二月十日是大年初一，那年大哥八十五岁。他的身子骨消瘦得只有七八十斤，每天只能在屋内走五百步，说话的底气已经明显不足。但他已经十分心满意足，并多次说过：“我和死在战场上的一连战友相比，他们牺牲时有的才十六七岁，大的也只有二十几岁。在战场上，眼见几分钟前还在身边的鲜活生命，眨眼间就一个个倒下去，心里想的是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

大哥和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是一个部队战友，他每次和我提起杨根思，眼里都含着泪。他说杨根思原名叫羊庚玺，是江苏泰兴人，在一九五0年十一月的小高岭战斗中，抱着炸药包和美国鬼子同归于尽。当时杨根思年方二十八岁。

大哥一九二八年生于山东省平原县王凤楼镇水务街村，十四五岁就参加了抗日民兵组织，为八路军传递过有关日本鬼子炮楼的情 。一九四八年初，二十岁的大哥在平原县城参加了解放军。他前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云贵川和湘西剿匪，抗美援朝，从山东打到东北，又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再从南国打过鸭绿江，历经战场十五年，身经数百次战斗，见证了数百战友死在战场。

大哥说他每次战斗前都给家里写下一份遗书。让他感到痛惜的是，那一本厚厚的遗书被抄走，从此没了下落。大哥心疼地说过：“在战场上写下的那些遗书，比自己的生命都珍贵，因为有些不会写字的战友，让我代替签名后咬破手指按上血印，一份遗书就变成多个战友的共同遗书。”

大哥在战场上落下一身病，尤其是在一九五0年入冬后的朝鲜战场，因为战役发起总攻前，必须隐藏目标以求突然性，他率领一连战士，深夜匍匐在结冰的水里隐蔽了五六个小时，从此，风湿性心脏病便如影随形。一九五八年转业到芜湖市工作。

大哥育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九六八年春天，他让大嫂领着五个孩子，本想回到山东平原老家避避风头，却想不到在老家遭遇到更大噩运，他九岁的小儿子冬冬，被黄风刮进井里淹死了。

大哥光明正大，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为人处事正统，严守政治纪律，从不吃请不收礼，儿女们的工作基本没借上他的光，大儿子始终没有正式工作。大哥多次对我说：“我这一辈子为公方面问心无愧，对得起那些死在战场的战友。我宁可亏待子女，也不能让牺牲的战友寒心。”

大哥多年形成一个习惯，每个大年初二都在酒店预订一桌大餐，把子女们聚拢一起，团团圆圆过个年。那年增加我们两口子，大哥感觉这个年过得更有益。我担心大哥大嫂身体，提议他们不要去酒店，大哥的态度很坚决：今年人多，更要去酒店热闹热闹。

大哥不沾酒，但那天的酒桌上，他兴奋得满脸荣光地笑看着子女们杯来杯往，很舒心地笑纳晚辈们轮番祝福。细心的我，观察他的脸上笑得如一朵淡红色的花朵，一双笑眼在每个子女脸上看来看去，他也在我脸上看了许久，好像咋看也看不够，那种恋恋不舍的父爱眼神儿真是令我感动。我虽然对于父亲没有记忆，但大哥说过，他的身材相貌和父亲最像。我奇怪地想到面前的大哥就是父亲，内心就泛起一股滚滚热流，不知不觉涌起一种冲动：长兄为父，这个年我该按照山东老家传统给大哥磕个头。随着一杯杯酒下肚，这种冲动愈加强烈。

那天我想到给大哥磕头，还有更深的潜在用意：暗示大哥的儿子和孙子，该给他们的爸爸爷爷磕个头。大哥是个很传统的人，当年在老家时，年年给爷爷和父亲磕头。现在他自己老了，心里一定有这种期许。

在酒席上，细心的大哥以为我可能触景生情想到济南的家人，就引导子女们说：“你们别只顾敬我，你小叔能喝酒，你们多敬他几杯。”我边应酬晚辈的敬酒边说：“大哥，我现在的真实想法，一会儿回到家就见分晓。”“嗯嗯，那就回家再说吧。”那天的大哥，似乎预感到我和他之间要发生点儿什么事。我从大哥对子女恋恋不舍的神态中，感觉到他心里好像有一种不好言明的预知，因为他对每个孩子说出的“祝爸爸健康长寿”，都表现出异常高兴，并且眼含激动的泪花。我能读懂大哥眼里的泪是对亲情的眷恋，他一定想到了自己的来日已经不多了。

大年初二的晚上，略显疲惫的大哥，后背靠到床头继续和我聊天。那天大哥的情绪一直处在兴奋之中，我有些担心，就故意说：“大哥，你先闭目养养神儿，我也去沙发上靠靠。”但大哥要和我说话的兴致正浓，他说：“小弟，我懂你的心思，你是怕我累着。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大嫂也说“小弟呀，哥哥难得这么高兴，你们弟兄就好好呱呱嘛，我和弟妹在一旁听着也开心。”大哥接着大嫂的话说“延斌，你在酒席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我听听嘛。”

我便趁机说：“那好，我的真实想法是，这个年，我想按照咱山东老家的传统，给大哥磕几个头。但我的头不能白磕，每磕一个头，大哥得给我一百块钱，并且要在钱上签上大哥的名子，我好留个纪念。还有个请求，大哥那些剪 以后要归我。”我说的是大哥多年在 纸剪裁下的一篇篇文章，装订的像书本一样，我视为无价之宝。

我嘴里叫着“大哥”，双腿跪在地板上，两手掌按在地下，“嘭，嘭，嘭，嘭，嘭，嘭，嘭，嘭。”一连给大哥连磕了八个响头。待我起身抬头，大哥已是喜泪满面。“大哥你别激动，别激动！”我见大哥如此动情，心里不免有些担心，就分散他的注意力说，“大哥，你数没数我磕了几个头？”“八个。”大哥伸出大拇指二拇哥比划着说。他说着掏出一沓新钱，把一张平时用在床上看书写字的特制小桌放在胸前，把钱铺在桌面上开始给我签字：“楊延泉於蕪湖2013年2月10號大年初一。”大哥的字很娟秀潇洒，尤其写笔画多的繁体字更是结构匀称美观好看。那天是大年初二，大哥有意写成大年初一。

待大哥正要写第二张时，我又开口说：“等等大哥，磕一个头一百元，我还有个你咋给的要求。”“嗷？有啥要求，小弟你就说吧。”大哥的神情有些疑惑地看着我说。“大哥，一个头一百元你可不能玩赖呀。”大哥一听扑哧一声笑起来：“我绝不玩赖，一个头再加一百都行啊！”我故意板起脸说：“大哥，八百元，你一年给我一百，不给完，你就不能闭上眼。”大哥一听恍然大悟又笑起来，眼角一涌而出的两行热泪滚动在脸上。“延斌，你能用这种特别方式祝我长寿，可真是用心良苦啊！好，就为你给我磕的八个响头，我也有信心多活几年!不给完你磕头钱，我绝不闭眼！”

当年夏天，大哥住进医院。我们天天能通电话，他怕我惦记，有意回避真实病情，天天只 喜不 忧：“放心吧延斌，今年过年你给我磕了八个响头，我得活到把欠你的七百块钱给你。”我心里清清楚楚，大哥是在宽慰我。但我的心里就像春节前一样，在济南就是心神不安。二0一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和老伴儿带着大外孙赶赴芜湖。

大哥是老年性心力衰竭，住在干部病房，做维持性的调养治疗，每天进食很少，基本是依赖营养蛋白液维持生命。后续大嫂是胰腺癌，尽管两个医院近在咫尺，他们却无力再见面。躺在病床上的大哥已经骨瘦如柴，两条大腿细得还不如我的胳膊粗。我都不敢手握他的两条小腿，好像我一抓就能断了似的。那一次面见大哥，我才切身体会啥叫灯尽油枯。

大哥一见到我就泪流满面，且泣不成声，第一句话就说：“延斌，我等不到把七个磕头钱都给你啦，”我轻轻拉着大哥的手（不敢使劲儿握），尽管极力克制着情绪，还是管不住两眼的泪强笑着说：“大哥，你一辈子说话算话，人就是靠精气神儿活着，你可不能泄气呀。大哥要是走了，我可就没扑奔的啦。”

我们在芜湖的八天里，白天守在大哥病床前，听他讲战场的故事，提起死去的一个个战友的名子。他对在四川剿匪时犯下的错误追悔莫及。他指的是带领部队在山上剿匪时，他不带枪离开队伍几百米，突然与两个挎冲锋枪的国民党匪军侦察兵遭遇，双方都已躲闪不及，机智的大哥沉稳地把插在右衣兜的手指高高顶起来，面前的俩敌军侦察兵误以为是大哥用手枪对准他们，正在相持的一霎那，大哥又大喊一声：“一连二连，一左一右包抄他们！”同时他又恐吓那俩敌军“想活命就缴枪不杀！”待两个敌军明白过来，他们的冲锋枪口已经在大哥手里对准他们。而大哥在战场不带枪的行为，已经违反军规，按部队赏罚分明的原则，他被授予二等功的同时，向上级写出深刻检讨，被关七天禁闭。大哥说“那时丢魂丧胆的国民党军队，见到解放军就整建制地投降，我被胜利冲昏头脑，以致那么放松警惕。”

病入膏肓的大哥，最后的日子并不省心，后续大嫂天天打电话和他大吵大闹，以致大耍泼赖，张嘴就吵，开口便骂。她的电话，已经引起大哥的主治医护人员的极大反感，多次要求大哥关机。了解到我是弟弟，主治医生还专门找我说：“你的哥哥被那个老奶奶电话吵得情绪极为糟糕，你的哥哥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一定要劝他关机，不然是很危险的。”大哥的护工也说“你家老奶奶太过分啦，天天来电话骂你哥哥。”我在病房见证了他们说的情况，只要电话一响，大哥就神情紧张，有时会下意识地两手哆嗦一下。我为弄清大嫂吵闹的真实目的，便去她病房了解请况，知道她目的是想争夺大哥家产，以便留给自己子女，她要求大哥按她的意愿留下一份遗嘱。她说“你大哥只要一天不同意，我就不分黑天白夜地闹他骂他，我要你的哥哥不得好死！”大哥有时也忍不住斗嘴说：“我们夫妻一场，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我死也得带上你呀。”

大哥尽管遭受大嫂骚扰辱骂，心里还是惦记着她，每天把他享受到的高级白蛋白待遇，剩下一半托人给她送过去。大哥的最后岁月，用人性诠释着“她是她，我是我。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为了解脱大哥的精神痛苦，我出主意说：“大哥，不就是要个遗嘱嘛，这个我来办。”“她狮子大开口，巴不得所有财产都是她的，这个你哪能写得了啊？无论你咋写，她都不会同意。”看来大哥是既犯难又担心。而我却胸有成竹一般：“大哥，这是你的遗嘱，又不是协议，用不着别人同意不同意。我明一早就交给你，我保证让别人都无话可说。”大哥欣慰一笑，但带着疑问说：“小弟能有这个水平吗？”而我心里想的是，这可比我创作一篇小说或散文容易多了。

事实证明，我替大哥写的遗嘱，真的让他眼前一亮。文字功底了得的大哥，没提出任何意见，欣慰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好像压在身上的包袱一下子卸掉了：“延斌，我饿了。”我急忙买来一笼他最爱吃的小笼包子。那天，他奇迹般地吃了四个。护工第二天告诉我，你哥哥晚上睡的很踏实。就连查房的主治医生也说：“老爷子，按今天的精神状态，您可以多活几年啦。”

八月四日我们要回济南，从不失态的大哥却忍不住放声大哭着说：“小弟呀，我舍不得你们走啊！”我心疼得手足无措，也搂着大哥痛哭流涕，那种感觉就像有针在扎我的心。五岁的大外孙也贴贴大姥爷的脸说：“大姥爷别难过，我和姥爷还来看你。”听孩子一说，大哥哭得更厉害。我只得猛然转身离开了病房。

那年的九月四日，我接到二侄女婿宣典锁电话：“俺爸爸走了。”当天晚上我赶到芜湖时，见天泪正在冲洗着大哥的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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