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交流中激活与传承的……记忆和历史

《记忆中的历史: 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德]阿莱达·阿斯曼著，袁斯乔译，南京大学出版 2017年1月出版，240页，35.00元

六月即将过去，高温与暴雨的交替构成了今年六月的气候底色。南方天气的闷热、高温与暴雨变幻无常，一时黑云翻墨压城，俄顷一阵狂风卷城而来，转眼间却是“苦雨终风也解晴”。曾经有一位诗人在六月里说，“九死南荒吾不恨”。是啊，何必西湖，无需荷花，“天容海色本澄清”。

在这里我想起过去读过的林恩( Ly-on，J．K．)的《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 ，2010年），讲的是在诗歌与哲学的“相遇”中激发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大屠杀的追问和谴责，当时我在围绕该书的一篇笔记中谈到一个问题：既然历史记忆是在诗歌与哲学的相遇中必然会被激发出来的，那么就不必对在学术性话语的交谈和交锋中插入带有政治的、意识形态问题意识的历史记忆有所顾虑，不必以为这是一种不友好的态度和挑衅，只要想到正是有意识的回避和压制使遗忘正成为新的专制思想与反犹主义的前导。现在想起来，可以和必须更明确地意识到，所谓的“悬而未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究竟是压抑记忆、遮蔽历史或是激活记忆、交流记忆、敞开历史有紧密联系。在今天的学术产业中，有很多本来包含有“不可回避的过去”的现当代史研究论题，但是那些关于“过去”的记忆常常被包裹在时髦的学术话语之中的麻木与冷漠轻易地回避和遮蔽了。在这里，或许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不道德的”（阿多诺语）——如果失去、回避甚至压制关于奥斯威辛的历史记忆，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记忆与忏悔的能力，任何精神性生产都是不合法、不道德的。

阿斯曼在该书第四章“公共空间中的历史：作为记忆承载者的建筑”谈到柏林的历史记忆在20世纪如何受到毁灭性的抹除：“民族主义城市毁灭者的目标便是，消灭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从而让自身的历史取得绝对的地位。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进行彻底的大拆大建。柏林就曾蒙受了阿尔伯特?施佩尔狂妄自大的城市规划之垂青，当年施佩尔全权负责将希特勒和他对柏林的规划构想加以实现，并且是以专断野蛮的暴力手段。依据他们的规划，富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主城区将被改建成炫耀政治权力的舞台。为了满足庞大阅兵式和通视轴线的需要，城市风貌被宽阔的大道切割肢解而沦为中空；而超大体量的建筑则应当展现出纳粹政权‘磅礴无穷的活力与决心’，召唤起伟大与崇高的情感。”（92页）如果说城市建筑的大拆大建是历史记忆改造工程的“硬道理”的话，那么路名的不断改变则是这项工程的文化软件，虽是举手之劳（不就几个字吗？），却是影响巨大。“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会带来重新的命名，通过这样的重新命名，取得统治地位的今人对既往分层的历史做出改写与修正。历史的异质印迹应当得到尽可能的统一。”就如迪特·西蒙所说的，“对街道的命名成为政治上的胜利者所最为重视的战利品”。（94页）更有意思的是，阿斯曼形容在四十年的东德统治结束后，尤其在柏林，很多街道都急需改回原名，而这一过程“犹如一场极端彻底的驱邪活动”。（95页）是啊，还有什么比“驱邪”二字更能准确地表述那些执意要改地名的德国官员们心中的恐惧与不自信呢？

其实，在这些相当沉重的有关“记忆中的历史”论述之外，生活中还有一些相当轻松的记忆行为值得关注。阿斯曼没有把这方面也纳入研究视线，我们可以扩充为和谐生活中的个人记忆与历史。在生活中有不少事物充当了人类记忆的载体，但是我们未必重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相反会非常合理地以公共道德和 会管理的功利目标压制和消除它们。例如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旅游景观点的巨石或树木上涂写名字、愿景文字等等，这是我们都非常反感和反对的行为，但是从个人的历史与文化诉求的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行为。被涂写、被刻划的某个名字可能代表个体生命中最强烈的记忆，有些表示怀念或只是表示“到此一游”的文字也有可能是书写者对记忆的期待或承诺，总之它们在今天看来的“不文明”之外不可否认同样具有其个人记忆的意义。那么，在公共管理与个人记忆之间，或许可以通过设置别出心裁的留言设施——可以做成仿真树木或高仿古迹——来满足个别人宣泄记忆诉求的愿望。其实在许多民宿客栈的酒吧旁边的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旅客的留言版也是具有这样的意义，在今天已经非常发达的电子 交 络面前，这些仍然执着于物质化的书写与记忆或许可以提醒人们关注提升交流的质朴性与人性的温度。应该不放过任何的形式与可能，在交流中激活与传承人类的记忆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