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机器翻译取代人工翻译的反驳

近日，一篇名为《翻译界的重大突破！作为一个翻译，此刻我理解了18世纪纺织工人看到蒸汽机时的忧虑和恐惧！》传遍朋友圈，不少译员和外语系学生表现出了对于翻译前景的担忧，大有机器翻译取代人工翻译的意思。

这篇的文章标题的确相当耸人听闻，这是在 召丢饭碗的译员去砸谷歌总部么？毕竟翻译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跟纯粹地出卖体力还是不一样的（没有任何贬低体力劳动的意思）。相反，个人觉得，作为译员或者外语系学生，应当对于新技术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主动适应新趋势，而不应该盲目表现出不必要的担忧。

当前笔译市场鱼龙混杂，不少人觉得拿个专八证书就可以做翻译，甚至 价五六十每千字都愿意做，已经严重扰乱了翻译市场秩序。个人觉得CATTI二级作为敲门砖还是能起到筛选作用的，毕竟15%左右的通过率摆在那里。机器翻译的发展对于淘汰低端译员可以起到积极作用，而机器翻译完全取代人工翻译的说法实在有夸大之嫌。

以下论述机器翻译不可能完全取代人工翻译的原因。第一，翻译辅助软件大多运用于具有大量术语的科技翻译等非文学题材，而对于文学翻译可以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第二，机器翻译基于庞大的语料库，很难处理暂时没有固定翻译的术语，比如中国的外宣翻译是由专家集体讨论之后权威发布的。第三，从根本上讲，机器翻译是基于“对等”（equivalence），或者类似于平行语料库（parallel corpora）中的“语言对”（Language-pair）的概念，一旦“对等”概念受到质疑，就会影响极机器翻译的理论根基。

这篇文章指出，谷歌翻译的最新突破——神经机器翻译（GNMT）实现了从基于短语的翻译系统，发展到了基于句子的翻译系统，利用循环神经 络（RNN）来直接学习一个输入序列（如一种语言的一个句子）到一个输出序列（另一种语言的同一个句子）的映射。根据映射的定义，这是一种对应关系，也就是必须满足一对一或者多对一关系，这实际上表明了其本质上必须依靠“对等”的概念。德国莱比锡学派（Leipzig School）的卡德（Kade）曾经探讨过四种类型的对等：一对一、一对多、一对一部分以及一对零，也都表明了“对等”需要确定的对应关系。²而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 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其标志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作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的前言中，有一段话专门提到机器翻译：

Perhaps the most arresting example of this crumbling of the machine is the long retreat, and final disintegration of the once key concept of equivalence. Twenty years ago those in the field would ask themselves whether equivalence, too, was possible, and whether there was a foolproof way to find it if it were possible. Again,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seemed to be that there could be something like an abstract and universally valid equivalence. Today we know that specific translators decide on the specific degree of equivalence they can realistically aim for in a specific text, and that they decide on that specific degree of equivalence on the basis of considerations that have little to do with the concept as it was used two decades ago.³

通过考察二战后翻译的历史，可译性（translatability）和机器的发展激起了研究机器翻译的兴趣，而“对等”概念使其成为现实。然而随着译学理论从语言学视角逐渐转向描写翻译学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DTS），再到后来实现文化转向，“对等”的概念逐渐式微。现在“对等”摆脱了早期抽象、普遍有效的特征，在特定的文本中，译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对等的程度，然而这种程度难以量化，这实际上使得“对等”摆脱了静态的语言学层面上的意义，发挥了译员的创造性。

在实际翻译操作层面，会遇到很多“不对等”甚至“不可译”的情况。至于“文化负载词”（Culturally-loaded Words）的翻译，例如“江南”带有特定的文化含义，用中文都很难解释，在英文中更是找不到对等词，英文读者不能直接体会到其中缺省的诸如“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的美好意象，往往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译出，而音译其实就是“不译”。而另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奈达（Eugene Nida）翻译《圣经》的目的在于传教，他曾经指出，如果将《圣经》中的“Lamb of God”(上帝的羔羊)译成爱斯基摩语,应当译作“Seal of God”(上帝的海豹)，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羔羊，这样才能达到与英文一样的效果。因而翻译有时候需要考虑文化背景做适当的调整，这一点绝不是固定对应所能胜任的，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

想要实现完全的机器翻译就绕不过文学翻译这个坎，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机器翻译发展到能够进行文学翻译；第二种，即文学消失，自然文学翻译也就不存在了。

翻译研究的一些新视角已经远远超出了机器翻译的能力范围。比如，根据解构主义理论，翻译不能完全复制原文的意义，优秀的译作能够使得业已死亡的原作具有“来世生命”（afterlife），通过撒播（dissemination）、印迹（traces)）、错位（dislocating）、偏离（deviations）使得原作不断获得生机。至于张扬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主义理论，借助补充（supplementing）、前言与加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ghjacking）等策略，例如将原来非阴性词故意改为阴性，从而赋予译本女性主义意识。此外，后殖民翻译理论则从政治、权力等角度，将翻译视为摆脱殖民话语，重塑民族历史的工具。此外，还涉及到翻译伦理的问题，例如机器翻译的使用者是否拥有译者署名权和版权?如果机器翻译能够完全取代人工翻译的话，甚至连文盲也可以通过轻点鼠标操作翻译软件而成为译者。从英汉对比研究的层面，汉语是意合语言（parataxis），词语或分句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表达。⁴而即使目前谷歌翻译能够以句子为单位进行翻译，也是无法判断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在将原文译为形合语言（hypotaxis）英语时，不可能自动加上必要的关联词。

总而言之，机器翻译的发展必定会淘汰低端译员，但是完全取代人工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人类可以完全破解大脑的奥秘吧。译员和外语系学生完全没有必要过分担心，而真正需要做的是主动学习新技术、赶上新趋势，努力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

1. 杰米里·芒笛，《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2014年，第13页。

2.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探索》，南京：译林出版 ，2000年，第45页。

3.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

4.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2010年，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