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令范思辙心心念的“澹泊书局”，在古代究竟什么样子

最近火热的电视剧《庆余年》中，郭麒麟扮演的“地主家的傻儿子”范思辙，成为搞笑担当，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从前几集开始，“财迷”兼“数学小王子”范思辙就琢磨跟范闲一起开“书局”，一本正经的讨论分工、赢利和分红等。此后，为了心心念的“澹泊书局”，他不惜“低三下四”央求范闲、想办法求娘娘题字，可谓不放过任何一个对书局有利的机会。

郭麒麟饰演的范思辙

让人惋惜的是，电视剧《庆余年》中并没有对“澹泊书局”作详细介绍，我们无法从中对书局有一个概括认识。那么，令范思辙心心念的“澹泊书局”，在古代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庆余年》改编自猫腻的同名架空历史小说，没有真实的朝代背景，不可对其中剧情和细节作过多考究。有人根据剧中提到的北齐国问题和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风格，认为该剧是以南北朝时期为背景写作的。姑妄听之，但是了解中国古代书店发展历史后，就会发现南北时期书店的称呼并非“书局”，也没有剧中类似的发行功能。

由于秦汉关于书籍法令的变化、汉朝实施察举制度和兴办太学、书籍材料创新等原因，西汉时期出现关于“书肆”的最早文字记录。

剧中的“书局”，也就是书店，在古代也称“书肆”，又称“书坊”“书林”“书堂”“书铺”“书棚”等。书籍，作为人类知识和文化记录、传承和交流的重要载体，为人类 会发展做出了巨大奉献。同时，书籍作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和陶冶心灵的精神产品，一旦进行交流或者交易，便无可避免的成为商品。

简牍：古代的图书形态

古代很早就有集中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论语·子张篇》中，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所谓“肆”，即是制造物品场所，也兼具买卖功能。《汉书 ·食货志 》中，对“肆”也有记载，“开市肆以通之 ”，意思更加明确，“肆”就是各类商品集中买卖的地方。书肆，顾名思义，就是书籍买卖的地方。

东为常满仓 ，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数百行为隧 ，无墙屋 ，诸生朔望会此市 ，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籍笙磬乐器 ，相与买卖 ，雍容揖让 ，或论说槐下 。——《三辅黄图》

关于书籍交易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西汉时期，可在研究西汉都城长安的重要历史资料《三辅黄图》中找寻到，“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籍笙磬乐器 ，相与买卖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槐市作为商品交易的民间集市，“朔望会此市”，每逢初一与十五才开市；“列槐数百行为隧（通道） ，无墙屋 ”，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摆摊交易，类似于目前尚存于乡镇地区的集市。

关于“书肆”的最早文字记录，也是出现在西汉时期。西汉末年文学家杨雄（公元前53年至公元18年）著作的《扬子法言·吾子》中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喜欢读书但不以孔子学说作为根本，就像书肆一样，群书杂然乱陈。杨雄虽然是批评当时读书人看书过杂、舍本求末，却为后人留下关于书肆的最早文字记录。正因为此，一般而言，大家普遍认为“书肆”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

太学旧址

为何“书肆”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个人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古代造纸示意图

东晋的“以纸代简”法令、隋朝实施的科举制度、唐朝兴起的雕版印刷术，助推书肆发展驶入快车道

如前文所述，如果《庆余年》是以南北朝时期为背景所写，那“澹泊书局”则需要改名为“澹泊书肆”。书肆作为“书店”的名字，一直沿用到了宋代。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确是中国书籍发展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

麻纸

这一时期，造纸业有了长足发展。草(稻、麦秆)、藤(皮）、麻、楮（皮）等被用作造纸材料，纸张开始被大量生产和应用，纸张质量相比两汉时期有了飞跃进步，竹简、木牍、缣帛作为书写材料逐渐被纸张取代。东晋末年，晋安帝司马德宗时期，太尉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从此，作为书写材料，沿袭千年的简牍被纸张代替。这也是书肆（书店）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以纸代简”法令的实施，为书籍的更广泛的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促进了书肆的较快发展。

隋朝虽然仅仅存在38年（581年－618年），是一个典型的短命王朝，但隋朝两任皇帝对文化和书籍却都非常热衷。隋文帝登基后下令，重金搜索各类书籍，于是“民有异本，往往间出”；隋炀帝即位后，继续搜罗书籍，一度达到“三十七万卷”。除此之外，不得不谈一下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允许原则上允许自己 名参加考试，吸引了大量中下层 会出身人士进入官场。隋朝的收集书籍政策、科举的发展，催生了书籍市场的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书肆的快速发展。

简牍公文

值得注意的是，从两汉到隋朝以及唐朝初期，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肆”出售的书籍基本都是手刻（简牍）或手抄（帛、纸等）版本的。《三国志 ·吴志 ·阚泽传》提到， “(泽 )居贫无资 ，常为人佣书 ，以供纸笔 ”。所谓佣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是指抄书，而从事佣书活动的人也称呼为书佣。由于手刻或者手抄速度较慢，无法批量化生产，这一时期“书肆”的功能比较简单，主要以交易买卖、有偿借阅和相互交流为主。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是中国书肆（书店）发展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要事件。唐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雕版印刷的推广普及，使得书籍进入批量化制作成为可能。可惜的是，由于雕版印刷术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且书法在唐朝成为人人崇拜的文化盛宴，加之朝廷思想守旧等，雕版印刷术并没有引起统治阶层的充分重视，多运用于非官方的民间或宗教场合，印刷的多为佛经、佛像等宗教读物和历本、字书等民间用品，规模狭小、质量不高。官府文书及私人书信文集等，主要还是依靠手抄。

刻板

五代版印《九经》、宋代出版业繁荣，书店（书坊）发展进入爆发式繁荣期

五代时期，后唐宰相冯道等人，在受到民间市场中版印书籍逐渐流行的启发下，向朝廷提议采用雕版印刷《九经》，出版儒家经典。从此之后，雕版印刷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出版事业。书籍的刻印版本逐渐取代手抄版本，改变了“书肆”的生产方式和运营模式，为宋朝时期书店（书坊）的爆发式繁荣奠定了基础。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自冯瀛王 (冯道 )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沈括

然皆写本，学者艰于传录，故人以藏书为贵。五代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录梓之法，其本此，因是天下书籍遂广。——王桢

宋代书坊

到了宋朝，雕版印数技术不断创新完善，雕版水平和印刷质量进入黄金时代，推动图书出版业和书店进入繁荣发展期。在宋代，图书出版大致可分为官、私、坊三个组成体系。官刻书籍由政府机构刻印发行，主要是儒经、正史和法令等；私家刻印书籍由私人在自己家中刻印，大多为自家著作和个人文集等。以上两者都不以赢利为目的。而坊刻书籍，则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刻印的是百姓日常历本、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和科举考试用书等。书坊，即是当时书店的主流形式。

书店的功能逐渐丰富和多样化，形成了规模化产业。“书肆”这一名称，在宋朝已无法满足书店功能多样化的需求，逐渐改称为“书林”“书堂”“书铺”“书籍铺”“书坊”等，如临安陈氏书坊、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等，宋朝以后书店逐渐统称为“书坊”。书坊兼具了收藏、刊刻、批发、零售等功能，如“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的老板陈起，他不仅经营书坊，而且还搜集善本、收藏图书、聚集文人墨客收稿等，深受当时图书市场的欢迎，“付雕即成，远近传播”。

今天的上海大众书局

及至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通俗小说戏曲等文化繁荣，书店发展又呈现出新特点，书籍种类、经营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到了近代时期，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治理江南时，在南京设立金陵官书局，此后又陆续设立了诸多官书局，书坊逐渐被改称为“书局”。

中国古代历史上，书店名称有所变化，功能日臻完善，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位于武汉汉街的文化书城

中国古代历史上，“书肆”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既与国家关于书籍的政策息息相关，也与造纸、印刷等硬核技术发展密不可分，又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交互影响、相互促进。从“槐市”“书肆”，到“书铺”“书坊”，再到“书局”，书店的名称虽然不断变化，但出售的书籍种类日趋增多、书店功能日臻完善、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