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被监听的手机 码出现在了一份有超过5万个 码的清单之上。据美国《华盛顿邮 》、英国《卫 》和法国《世界 》等十余家国际媒体联合调查 道，这些手机 码的归属国政府多为NSO集团的客户，自2016年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被控对其公民进行监控。

对于联合调查的结果，NSO集团坚决否认。他们认为该调查“充斥错误的假设和未经证实的说法”，声称公司“仅向受审查的政府机构”出售其技术，目的是预防犯罪和恐怖行动以挽救生命。

“飞马”如何入侵目标对象手机？

作为全球私人间谍软件行业的“领导者”之一，“飞马”监听目标对象手机的方式多样。

首先，目标对象可能会收到一条带有恶意链接的短信。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必须点击链接才会遭到监听。不过，近年来开发“飞马”等间谍软件的公司研发出了所谓的“零点击”攻势，即通过向目标用户的手机发送一条不产生任何通知的信息，以此来传输间谍软件。用户甚至无需点击或触摸，其手机就已经遭到入侵。

在入侵目标用户手机之后，捕捉和复制手机资料是“飞马”最基本的功能。据NSO集团的营销材料显示，该软件可对被入侵手机的摄像头和麦克风进行实时监控、收集位置数据、获取通话记录和联系人等。联合 道指出，“飞马”可以躲避苹果和安卓设备的安全防御，几乎不会留下“攻击”的痕迹。

对此，“国际特赦组织”安全实验室（Amnesty Security Lab）的一名意大利籍研究人员瓜涅里表示，他在对“飞马”入侵的37部手机进行取证后表示，无法从加密的角度防范监听的发生。

在有关“飞马”的联合 道发布后，NSO集团首席执行官沙莱夫·胡利奥在接受《华盛顿邮 》电话采访时否认这份载有5万多个手机 码的名单与NSO集团或“飞马”有关，他还宣称此项调查中的信息“没有事实根据”。

而在 道发布前，NSO集团则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过调查组提出的问题。该公司称，其没有运营各国客户的间谍软件，也没有访问过他们收集的数据。NSO集团还表示，“飞马”的技术主要用于防止袭击和爆炸的发生，“粉碎毒品、性交易和儿童贩卖团伙等”。

卡舒吉遇害或与“飞马”监听有关？

掌握了“飞马”监听目标用户手机的“套路”之后，究竟是谁在幕后利用此技术对民众进行监控仍然存疑。眼下，不少国家政府均已矢口否认曾使用“飞马”对国民进行监听。

调查团队就“飞马”监听一事询问了多个 码归属地出现频率较高的国家的政府，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办公室表示，该国实施的任何监控都是依法进行的，被授权使用秘密工具的国家机构经常受到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监督。欧尔班的办公室甚至还反问道：“你问过美国、英国、德国或法国政府同样的问题吗？”

卢旺达外交部长比鲁塔则表示，该国不具备任何形式的使用此技术的能力。他表示，这些虚假指控的目的是在卢旺达和其他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关系，并在国内外散播有关卢旺达的虚假信息。

“国际特赦组织”安全实验室分析显示，在卡舒吉遇害（2018年10月2日）后的几天里，其未婚妻简吉兹的手机就已受到“飞马”的监控。此外，在卡舒吉遇害的前几个月，卡舒吉妻子哈南·埃拉特的手机也被操纵“飞马”的用户盯上了。对于该指控，NSO集团高管坚决否认其技术被用来对付卡舒吉及其亲属。

“‘飞马’可以来到你的办公室、你的家、你的床、你存在的每一个角落。”艾利斯德奎称，“这是一种破坏文明基本准则的工具。”

缺乏监管和规范的“灰色地带”

《华盛顿邮 》介绍道，如今“蓬勃发展”的国际间谍软件行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而在2013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机密文件后，间谍软件行业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振。 道显示，眼下美国国安局可以秘密地监控跨国电缆，掌握几乎所有人的电子通讯方式。

即使是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也对大规模美国间谍活动感到震惊。为此，许多国家情 机构开始着手提高自己的监视能力。在此环境下，营利性公司看到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待开发市场，且其不受政府和其他行业的监督，由此营利性公司便开始雇佣各国情 机构的中年退休人员。

与此同时，谷歌、微软、脸书、苹果和其他主要科技公司端到端加密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招致执法和情 官员抱怨失去了访问犯罪目标的通信权限，另一方面也反向吸引了更多的技术投资，诸如“飞马”这类间谍软件也应运而生。

谈及这一不受监管的“灰色”市场时，美国马里兰大学 络治理专家塞维利亚表示:“当你建造一栋大楼时，你希望确保它的稳定性，所以会遵循某些协议。然而，私人监控工具的发展，就相当于我们在建造一个‘怪物’，亟需国际规范加以约束。”

对此， 道指出，由于缺乏国际标准和规则，像NSO集团这样的公司及其服务的国家之间可能会产生秘密交易。

意大利研究人员瓜涅里还指出，尽管许多国家已出台有关规范传统窃听的法律，但鲜有国家制定了防止对智能设备进行深层次入侵的保障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做法更为狡猾，因为它实际上不再是简单地拦截、偷听对话。”对此，瓜涅里反思道，“这不仅引发了人权方面的问题，甚至还引发了国家法律方面的思考，即这种做法是否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