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周叔弢（二）

六、周叔弢先生购藏的敦煌遗书

翁弢除刻意收藏宋椠元版，名抄佳刻善本古籍外，还留意购藏敦煌遗书。据笔者统计，历年购藏的敦煌遗书，数量达256卷，量多而质精，成为私家购藏敦煌遗书巨擘。

从版本上看，六朝写卷有4种、隋朝写卷有9种、隋末唐初写卷有1种、初唐写卷有3种、盛唐写卷有3种、唐朝写卷有125种、晚唐写卷有15种、唐写卷有15种、晚唐五代写卷有20种、五代写卷有33种、五代宋初写卷有2种、北宋写卷有1种、不明版本有24种、日本写卷有1种。

从内容上看，尤以佛教为主，释家各部类经卷几乎都有收藏。除此以外，还包括道教、文学、文书、字书等其他类书。精品颇富，有六朝写卷《大戒尼羯磨文》，目前所知敦煌戒律写卷最早的为十六国时，本卷亦早期精品，时代接近。又有—种北齐写经《羯磨》一卷，此卷有北齐天保九年题款，更是难得。隋朝写卷《禅数杂事》，为开皇十三年写成，此经内容不见历代《大藏经》中，为藏外佛经，弥足珍贵。（详见周一良《跋开皇写本<禅数杂事>残卷》，引自〈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太上本相经》卷第十，与《道藏》所载《太上妙法本相经》和《敦煌道经图录编》所载《太上妙法本相经》完全不同。文出《正统道藏》之外，又不见于其他敦煌写本，可谓难得。隋代写卷《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字体古朴有力，颇具北魏古风，每行仅13—15字写经亦属少见。隋大业四年写卷《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七、隋大业九年写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唐开元二年写本《大般涅槃经》、后周显德五年写本《佛说无常经》。唐写卷子本《文选》卷第二十四，题签“唐写《文选》残卷，日本国宝金泽文库旧藏，宣统庚戌伏侯所收并记”，据此知，此卷为日本金泽文库旧藏，列为日本国宝，后被弢翁收得。北宋治平四年写卷子本《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卷第三十四，为清宫宝藏，成为自庄严堪插架之物。另外，传世的敦煌遗书多以雌黄改字，而弢翁旧藏中多见刮削改字，为其藏品特色之一。

弢翁作为藏书大家，名重海内外，素喜宋元旧椠，兴趣本不在敦煌遗书，那么为何斥重值访求敦煌遗书呢?忧国之情使然!尤其是看到大批敦煌遗书遭受厄运，被斯坦因、伯希和等英法文盗捆载而去，流向海外，作为一名爱国藏书大家，焉能坐视不管!所以，一边访求宋元版书，一边留意敦煌经卷。

弢翁从好友方尔谦那里转手得到敦煌遗书数种。方尔谦寓居津门后，与弢翁过从甚密，无言不谈。而有关敦煌遗书的寻觅购求则是彼此感兴趣的话头。后来弢翁遂以重值从大方手中陆续接收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敦煌遗书，终于留住了这些国宝。

当时弢翁得知李盛铎手里的部分敦煌遗书被书估弄去的消息后，为了尽快收回这些散出的宝物，弢翁奔走厂甸，与书估接洽，在来熏阁、中国书店等处时常有弢翁身影。弢翁经过寻觅，终于有了收获，展转购得一些。如唐写本《咸亨二年沙州胡萨坊口户牒》、《世祖偈子诗》、《 司转帖》、《信札》等。

弢翁收得五代写经四卷，包首题字：“《佛说无常经》等七卷，为亡母追福每斋一卷。”据包首题字和开七斋日题记，翟奉达为亡母追福共写经七种，弢翁得其前四种，后三种今藏国家图书馆。后三种残损甚剧，远不如前四种完整。

除自己购求外，弢翁还从亲朋那里得到馈赠、也曾发动子侄代为寻觅，甚至建议子侄把属于他们旧藏的宝物让出来。当时许以栗赠给弢翁唐人写经《千佛明经之残卷》等数种。从侄震良那里得到了唐朝写厚白麻纸本《维摩诘所说经》卷中和唐朝写厚潢麻纸本《大般涅磐经后分》卷下。从侄绍良处得到唐朝写薄潢棉纸本《维摩洁所说经》卷中。外甥孙鼎赠《敦煌石室秘籍留真新编》一书。弢翁曾得李氏旧藏数种，觉得这批东西可疑，就请赵万里先生再次审定，当确认是赝品后，弢翁说“这种东西不能留在世上骗人”，便毫不犹豫地将其付之一炬。

除此之外，弢翁还得到了沽上湛氏藏品两种，一是唐写潢经纸本《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卷十（钤“沽上湛氏墨缘堂珍藏”和“湛延年得敦煌石室宝藏”二印，弢翁钤“弢翁珍玩”印），一是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十八（钤 “湛延年得敦煌石室秘宝” 朱文方印）。还曾得到天津水竹邨人徐世昌旧藏隋朝写卷《佛说佛名经》卷第一（卷尾下端钤 “水竹邨藏” 朱文方印）一种，。

笔者因编《弢翁藏书年谱》，有幸在弢翁哲嗣处得睹弢翁《日记》手稿及弢翁寄家人书，粗阅一过，即得数条弢翁购藏敦煌遗书之记述。今仅举一例：1963年弢翁寄家书：“我现在工作、读书之外，经常到古玩铺、古书铺一走。我不买字画，但时时买到敦煌所藏隋唐人写经。有时书法精美，亦可怡情养性。”这是弢翁购藏敦煌卷子的片段。由于弢翁《日记》稿本的大部分毁于日本进津时，今仅存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弢翁当时与赵万里先生关于访求敦煌卷子内容的往来书信的大部分则毁于文革时期，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详细了解弢翁购藏敦煌卷子情况，留下一个遗憾。

翁弢所藏敦煌遗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在佛教文献研究方面、在敦煌地方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在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方面及以在中国书籍发展研究方面等等，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翁弢在访求、保护、典藏和捐献敦煌遗书方面做出了自己杰出贡献，他在敦煌痛史中用心血谱写了极具价值的篇章，其功绩至大，名垂久远。

七、周叔弢先生购藏的活字本书

翁弢晚年开始搜集活字本书，也是用以“怡情养性”。没用几年， 罗天下铜、泥、木活字本400种，不谓不富。其中不乏悬格极高者。

弢翁藏书继承了明清以来传统路子，注重宋元版及名抄名校本，看重的主要是传本稀少和校勘精审这两点。但他不受观念约束，又独辟蹊径。在解放初期将所藏宋元善本举献国家后，于 “1961年3月25日……忽发收集清代活字本之兴。”（见《弢翁日记》）从此开始着手搜集活字本书，一发而不可收。

叶得辉在《书林清话》卷八“宋以来活字板”条下，将经眼的活字本名品作了登录，除其所谈的今无传本的宋元活字板外，在“明以来，活字板盛行”文后，列举了“建业张氏印《开元天宝遗事》”一书。此书为黄氏旧藏，后经杨氏海源残阁散出，归弢翁收藏。有黄丕烈跋，云：“古书自宋元板刻而外，其最可信者，莫如铜板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也在先也。诸书中，有会通馆、兰雪堂、锡山安氏馆等名目，皆活字本也。此建业张氏本，仅见于是书。余收之，与《西京杂记》并储，汉唐遗迹略具一二矣，荛夫。”其后，叶氏列举的明蜀府嘉靖辛丑二十年印苏辙《栾城集》五十卷，嘉道以来民间活字印本，如吴门汪昌序嘉庆丙寅十一年印《太平御览》一千卷、璜川吴志忠嘉庆辛未十六年印《洛阳伽蓝记》五卷,以及京师琉璃厂半松居士印《南略》十八卷、《北略》二十四卷等书，弢翁均有收藏。

叶书不载而弢翁收藏的名品甚夥，今略举其要者：清康熙年间吹藜阁铜活字本《文苑英华律赋选》四卷，雍正年间内府印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零本），清侯官林氏福田书海铜活字本《铜板音论》和《诗本音》；道光年间泥活字本《校补金石例四种》、《仙屏书屋初集》和《修业堂初集》；木活字本有康熙六十年娄东施氏活字印本《吴都文粹》、嘉庆十年周氏易安书屋活字印本《假年录》五种，璜川吴志忠嘉庆辛未十六年印《河朔访古记》三卷和《兼明书》五卷，等等。

除此以外，弢翁还有一些活字印本值得一提，如元宋禧《庸菴集》十四卷，嘉庆十三年余姚宋氏活字印本，有清徐时栋抄配并题识；宋陈师道《后山居士诗集》六卷、《逸诗》五卷、《诗余》一卷，雍正活字印本，有弢翁录胡然批并跋；清顾炎武原本、徐乾学纂《一统志案说》十六卷，道光七年清芬阁活字印本，有佚名批校；《畿辅安澜志》五十六卷，嘉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印本等。最近见载，上海古籍出版 拟出版一部稀见的活字本书。此书是1931年陶 活字印本《江上诗抄》175卷。弢翁藏有此本，纸白墨莹，初刻初印，书品宽大，装成40巨册。据云此本世传甚稀，弢翁早得一部，慧眼独具。

八、周叔弢先生校勘的古籍善本

翁弢是近现代藏书家中有数的几个校勘学家之一。他不是为藏书而藏书，而是为读书而藏书。傅增湘在《周君叔弢勘书图序》中称赞他“治事之隙，不辍丹铅，常观手校群书，皆字画端谨，朱墨鲜艳，颇具义门风格”。

翁弢善于校书，至于校过多少部书，实难统计。仅笔者经眼的翁弢校本就多达数十部。其所校之书，多是先工笔写在夹条上，再将夹条校语，过录在校本中。这些校本中的文字，印证了傅增湘评语之中的公允。

弢校完一书，有时还写上一段识语，我们可以从中窥视一二，今举三例。

其一他在所藏明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新序》题识中说：“宋本《新序》，海源阁旧藏。每半叶十一行，每行廿字，白口，左右双边，下记刻工姓名，曰洪茂、洪新。卷五、卷十末叶纸背有‘徐昌期印’四字楷书墨记，缺笔至构字止，盖绍兴时刻本也。庚午（1930年）二月，沅叔三丈授此书命校，因取宋本对勘一过，凡增改三百许字。其钱牧斋手跋一则，黄荛圃手跋三则，金辔庭手跋一则，具见《楹书隅录》，不复录云。建德周暹谨志。”

其二他在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弘治本《孟东野诗集》题识中说：“己巳（1929年）正月初四，从李十兄少微借得海源阁旧藏宋小字本《孟东野集》，取校此册，凡四日而毕。宋本版刻精雅，字体不一，缺笔至“慎”字止，脱误甚多，然因其形声以求之，可十得八九，较之无知妄改远失本意者，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黄荛圃所藏宋蜀本《孟集》残帙今在余家，暇时当再校之。正月初七日叔弢记。”

其三他在四部叢刊本《唐賈浪仙長江集》題識中说：“丙寅（1926）二月，從沅叔三丈借毛斧季手校汲古閣本傳錄。汲古本尚載《蘇絳賈公墓銘》、《唐宣宗墨制唐書本傳》、《韓文公詩》、《紹興二年王遠後序》，另紙錄之。此本佳字與宋本合者且七八。校書雖志在正誤，然所用之本不可太劣，宜以通行易得為尚，故余擬校《四部叢刊》，當以此書為嚆矢也。初七日叔弢記。”

在这三则題識中，其一他用宋本《新序》增改明刻汉魏丛书本三百许字，其二他发现宋小字本《孟东野集》脱误甚多，其三他提出“校書雖志在正誤，然所用之本不可太劣，宜以通行易得為尚”观点。这种既看重宋本，又不唯宋本是赖，提出校书“宜以通行易得為尚”的观点和深刻的校书体会，不是善读书、善校书者是不能道出其真谛的。若无多年积累的校勘经验和取得的校勘成果，更不可能提出“擬校《四部叢刊》”这一耗时费力的校勘计划。无怪傅增湘说：“若吾叔弢者，既如任昉之多藏异本，复兼子才之善思误书，墨庄艺圃之中英绝领袖者，非子而谁属耶?” 傅增湘如此推崇，决非过誉。

九、周叔弢先生刻印的古籍善本

藏书家刻印自己珍藏的善本书，化身千百，以利学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优良传统。如明代陈继儒辑刻《宝颜堂秘籍》、毛晋辑刻《津逮秘书》，清代黄丕烈辑刻《士礼居黄氏丛书》、陆心源辑刻《十万卷楼丛书》、杨以增辑刻《海源阁丛书》等等。解放以后，重要的四部典籍大多整理或影印出版，满足读者需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高，一些超大型丛书相继影印行世，国家更有将全部传世的宋元版书和部分重要的明清版书合计1300余种，辑成《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出版之举，盛世修典，这是一项气势恢弘，意义深远的国家文化建设工程。

弢翁校承前启后，在民国年间，他为了使自己珍藏的善本古籍流传于世。他用珂罗版、木版印成的书有十几种。其中突出的有以下几种:

宋书棚本《鱼玄机诗》。此书系黄荛圃收藏，民初是袁寒云《后百宋一廛》中精品，曾由袁的夫人刘梅贞亲自影抄一部。这本书有一个时期，袁把它抵押在周季木处。因是珍品，弢翁校又与袁寒云为莫逆之交，就由他个人出资，从周季木处把书借来，送到天津一家技术高明的日人开的山本照相馆，每页拍照，制成玻璃底版，然后寄到日本东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精印，纸张印刷都十分讲究。印数不多，外间流传极少。这是弢翁 “自庄严堪”影印的第一部书。近年，北京图书馆出版 又据这部宋书棚本，再次影印，读者竟相购藏。

他自己收藏的宋版书《寒山子诗》，是在1924年甲子委托董康在上海用木版影刻印制，纸墨具精，其中有几部是用开花纸刷印的。而且有包背装、线装、毛装等多种装帧形式；还曾影印此书。

他所藏的元岳氏相台本《孝经》，是在1927年用珂罗版影印的，书中原有的乾隆玺印和收藏印也都用红色套印，并用了不同纸张，其中有最珍贵的乾隆高丽纸，后又用木版影刻印行。

他在1930年用珂罗版印过二百部宋书棚本《宣和宫词》(附三家宫词)，其中用明朝纸印的有四部。

影印的书还有《庐山复教集》、《寒云所藏宋本提要》(袁寒云手迹)，木版刻印的有《屈原赋注》、《九僧诗》、《十经斋集》，等等。

1918年戊午，他曾借方地山所藏唐人写本《阿弥陀经》，用宣纸和皮纸共刻印一百部。这是我国较早复制敦煌写本之例。近几年，上海古籍出版 相继将流散到英、法、俄等域外的敦煌遗书，以及国内天津艺博、浙江图书馆等各家珍藏的唐人写本影印出版，为学人研究“敦煌痛史”提供了珍贵文献。弢翁无论是收藏，还是出版敦煌遗书，都先行一步，走在了前面，他的远见卓识，令世人钦佩。

十、周叔弢先生藏书佳话

1、自己花了十六年时间配成了一部完整的元版书。

他收藏元相台岳氏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是经过十六年努力搜集才凑成全书的。在1930年得《春秋年表》和《名 归一图》二卷；同年秋又得到其中的卷十二、十三和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共六卷；1931年又得到卷二至卷十一，卷十四至卷二十六，共二十三卷，至此已收到二十九卷，只差第一卷。1946年夏，弢翁见到堂侄周骏良时，谈起他所收藏的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尚缺首卷的经过，并说：“嘉定徐家和寿州孙家是至亲，请你转托静庵(孙多烃字静庵，周骏良的岳父)，能否相机谈谈，不要提我买，提到我，不是售出就是不卖。为了凑齐一整套好版本的书，只要买到，价钱不计”。几个月后的一天，孙静庵在北京中孚银行见到藏家徐某，趁徐托他鉴定旧玉器时，提出了想买这本书。徐知道孙精于古磁旧玉，一向不问版本，认为开玩笑，便开口要黄金一两。没想到孙静庵当时答应，随即找中孚银行负责人借了一两金子先付了书价，约定次日把书送到家。徐当众多人面前不好反悔，于次日把书送来。当周骏良把书给周叔弢送去时，周叔殁兴奋之极，手翻着书，眼笑成一条缝，连连说“亏了静庵，值得，值得!”后来弢翁在书跋中说道：“珠还剑合，缺而复完，实此书之厚幸，岂仅予十余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 。”

他因配成一书而欢喜，有时也因未配成一书而伤感。如另一部宋版《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为宋鹤林于氏刊本。此书世所罕见，为海内孤本。从1926年，议价未成，失直交臂；到1936年，刘氏秘藏一卷坚不肯让，在长达10年访求、配补努力后，最终也未配齐，他说：“得失聚散，固有定数，非人力所能强”，留下遗憾。

2、自己用了十年的时间配足了一部完整的明版书。他的明沈氏野竹斋刻本、汉韩婴《诗外传》，花费了十年功夫搜求才得全书。早在1919年，他在扬州方氏藏书中喜得十卷本《诗外传》中的一至八卷，尚缺第九、第十卷。他为了弥补佚缺，千方百计访求达十年，直到1929年才收购到佚缺的第九、第十卷，璧合之愿终于得偿。

3、细心访书为公藏补配残帙。

用自己珍藏的两种宋版残本补配故宫博物院藏本。1948年，他得知故宫博物院发现所藏宋汀州本《群经音辨》首末两卷及宋抚州本《左传》自卷三以下诸册残缺。于是，他写信给故宫博物院，提出拟把自己收藏的宋汀州本《群经音辨》中卷及宋抚州本《左传》卷一卷二两册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以凑成全书的想法并成此善举。他在致赵万里函中说：“此二本皆宋本上驷，然为剑合珠还计，不应再自秘惜……书之幸，亦暹之幸也”。

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时，他听到当时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中的一部宋本《经典释文》中所佚缺的第七卷在某书估手中，该人扬言决不卖给国家图书馆。他听到后，马上找到该书估以重价买下，赠给故宫博物院配成全书。

十年浩劫后，他在天津新华书店发现宋本《春秋繁露》一册，知道这是北京图书馆藏书中所散失的一册。他急忙从中联系协商，北京图书馆派丁瑜、李致忠两位先生来津接洽，终于使这本失散之书回到了国图，以成完璧。

4、赠给学者善本书供其研究。

三十年代，他从长子一良处得知，一良的老师燕京大学教授洪业正在校订刘知几的《史通》，急需相关文献，便把自己所藏的校宋本黄氏《史通训故补》一书相赠。洪业得书后，仔细阅读，认为这个本子“为过录卢文弨校本也，故可贵” 。

四十年代，他从 章得知北京大学教授正在审判《水经注》研究中出现的“赵戴公案”，便将所藏戴氏自定抄本《水经注》相赠，并附函表示希望胡氏研究此本与李盛铎藏本的相互关系。胡氏经研究后，在此书中写了一段题识：“周本是从东原在乾隆三十年写定本抄出的精抄本”，“周本抄写最精致可爱”，“这个周叔弢先生藏本也有特别胜处，李本所不及。” 胡适在研究《水经注》方面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知见《水经注》版本很多，知道各种版本内容的传承系统和递藏源流关系。胡适曾在全国解放前夕，把天津图书馆珍藏的清代全祖望以及其父、其祖三代合校本《水经注》借走，时间长达数月，找到了搞清楚“赵戴公案”所需要的重要证据。

5、因得宋本后不久又喜得贵子，故以书之首字为子取名曰景良，以志“双喜临门”之意。

民国十七年（1928）正月廿三日，弢翁以重值从北京文禄堂收得宋版书《景德传灯录》。得书后甚喜，便在书中撰写了一条题识，云“余旧蓄宝祐本《五灯会元》，今复收此书，可谓双绝。得书之五日，适第七子生，因取此书第一字命名曰景良，深冀此子他日能读父书，传我家学，余虽不敢望兔床（清代藏书家吴骞之 ），此子或可为虞臣（吴骞子寿旸之字）乎。”弢翁与友人劳健过从甚密，劳健为宋刻本《景德传灯录》题跋云：“戊辰（1928）二月初一日，余来天津，适叔弢新得子，作汤饼之会，酒后出此书示余于自庄严堪。字画精美，墨彩夺人，询宋刻之极佳者，因为叔弢录跋语于卷后余纸，他日景良长成，叔弢以此书而诏之，当念及吾二人今日把卷相对之乐，又仿佛自闻其呱呱之啼也。笃文劳健。是日，并出此书元本及宝祐本《五灯会元》同观。”

6、因财力所限，未能赎回日人手中的宋版书而深感痛心。

在三十年代初，他从海源阁后人杨敬夫处买宋本《新序》，当时还有几部宋版书求售，他无力购买，后来其中的宋本《荀子》和宋本《管子》均被日人买去，他惋惜不止。曾在《楹书隅录》(海源阁杨氏藏书目)中宋本《荀子》一条书楣上记下：“敬夫索四千五百元，因手中极窘，遂为日人购去，最堪痛惜，盖当时财力仅能收《新序》一书也”。后来又在宋本《新序》一条上写下：“余收此书时若能举债并《说苑》、《荀子》、《管子》、《淮南子》同收之，岂不大妙乎。余生平务实而不蹈虚亦自有短处”。这两条题识也充分表达了他对古籍流出国外的惋惜之情。

7、用百部明版书易得一部宋版书。

1942年壬午三月初，弢翁因家用不足，忍痛割爱明版书一百零九种，求助于陈一甫(陈曾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理，与周家是同乡、世交，喜藏书，以收藏明刻白绵纸本为主)，得款津币一万余元。这时，北平书估王富晋从上海买到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礼记注》带来天津求售。弢翁在1942年秋已得知上海来青阁贬价求售该书，曾托沪友王欣夫许以沪币两万元向来青阁收购，后得复，该书已为王富晋以沪币一万二干元买去。心中怏怏不平，自叹与书无缘。今喜见该书之“字画流美，纸墨精良，洵宋刻之上驷，索价之高，更逾于来青阁”。但机会难再、好书难得，他毅然不再考虑价昂、不再顾及家用，急与王某成议，以津币一万元把书买下，约值当沪币五万元。他在书后跋语中写道：“昔人割庄易《汉书》之举，或尚不足以方余痴；而支硎山人钱物可得，书不可得，虽费当弗较之言，实可谓先获我心。”他在同年岁暮，又在购书册中记道：“卖书买书，其情可悯，幸《礼记》为我所得，差堪自慰。衣食不足，非所计及矣”。几句话记述了他爱书挚情和购书苦心。去书之前，弢翁把百部明版书逐一作了记录，编成一部目录，取名《自庄严堪明版书目》，又取一名《壬午鬻书记》，留作纪念，。

8、不与公家争书与失之交臂之书

1963年春节中，弢翁去古籍书店，无意中购得宋刻岳珂撰《棠湖诗稿》原本，大喜过望，拱手把玩，陈之案头逾月。此书是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刻本，是一部很有名气的宋版书。在明代，曾被毛晋 古阁珍藏，钤“宋”、“甲”字二印，这表明，毛晋把这部书归为自己收藏宋版书中的甲选一类，也就是最好的书。当时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想收藏该书，就派专人来与弢翁协商。弢翁以“人民图书馆坚欲得之，余不应与馆争”为由，忍痛割爱，同意把书让给人民图书馆收藏。“去书之日，心意彷徨，若有所失”，这是一位爱书人的内心独白。

1917年，北京琉璃厂书友曾携两部宋本《经进周昙咏史诗》和《寒山子诗》来天津求售，当时为财力所限，只收《寒山子诗》，而《经进周昙咏史诗》交臂失之。“久之消息杳然，时时形之梦寐”。后从天津古籍书店张振铎经理那里得知此书收于废纸堆中，“为之惊喜过望”，“我深喜孤本犹在人间，不必其为我所有也”。并为影印本《经进周昙咏史诗》撰写跋文。此书后归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

9、访求由清以来名家递藏的一套珍贵善本古籍的传奇故实。

清嘉庆时海宁藏书家周松霭珍藏了一部镇宅善本南宋刻本《陶靖杰先生诗注》（宋汤汉注，简称“汤注陶诗”）“是书乃世间所稀有，宋刻之最精者也”。“其得之书，近于巧取豪夺，故秘不示人，并云欲以殉葬”，十分珍爱，他特意把此书与另外一部旧藏的宋刻礼书并储一室，颜之曰“礼陶斋”。引起时人注意。当时书估吴东白携金数十番到周松霭求购“汤注陶诗”。周松霭不以为吴估真想买，脱口开了一个高价32番，还补充了 “身边立有，决不悔言” 这句话。吴估见时机已到，从怀里掏出钱来，如数给了周松霭。周不好反悔，“去书之日，泣下数行”。在此以前，周松霭曾先把旧藏的宋刻礼书买掉，只剩下了这部“汤注陶诗”，所以把室名改为“宝陶斋”；这次无意中又买掉了心爱的“汤注陶诗”，周松霭又把室名改为“梦陶斋”。

吴估得到“汤注陶诗”后，转手以百金重值买给了吴门藏书家黄丕烈。黄丕烈购得“汤注陶诗”后甚喜，他仿周松霭做法，把“汤注陶诗”连同自己旧藏的一部北宋刻本《陶渊明集》，合放一室，取名曰“陶陶室”。同时还把另外一部《东坡先生诗之和陶》放进室中，以作陪衬。他又“倩惕甫王先生为之记，盖皆世间绝无之秘籍也”。

清道光时，聊城海源阁创始人杨以增，陆续收得黄丕烈“陶陶室”散出的珍藏本“汤注陶诗”、北宋刻本《陶渊明集》和《东坡先生诗之和陶》三书。其后，海源阁传人杨绍和言及斯事时不无感慨地说：三书归予斋，“距荛圃之藏已花甲一周。不知几经转徙，乃聚而之散，散而之聚，若有数存乎其间者，果天生神物，终当合耶!昔子晋（指明代藏书家毛晋）藏《东坡书》、《渊明集》，斧季（指毛晋之子）诧为隋珠和璧，似此岂多让哉!我子孙其永宝用之。” 杨绍和不会料到，海源阁的藏书，在第四代传人杨敬夫手里散佚了。

1931年翁弢从杨敬夫手里购得北宋刻本《陶渊明集》，因此对“陶陶室”的另一部珍品“汤注陶诗”也渴望能够购到，但该书已为北京书估王子霖先得。因为这部“汤注陶诗”是清代藏书史上特别有名的书。展卷可见字体秀逸、刻工甚精，黄纸初印，每册首末均用宋金粟山藏经笺作护页，书匣是黄丕烈士礼居原物，孙延题签。还有明人董宜阳、项禹揆，清人周春、黄丕烈、汪阆源等钤盖的收藏印章。当时，京津两地书估都知道翁弢欲得此书，因此有意识地提高该书价钱，索价高达四千元.双方几经磋商，书估坚持不肯让价.翁弢与书估僵持了几近一年，他明知书估卡他脖子、敲他竹杠，但为了“陶陶室”书不致散失，终于“舍不得不要”，甘愿让书估赚了大钱，拿出四千元将书买下。嗣后，他因当年黄丕烈曾把宋刻施注《苏东坡集》中的和陶渊明诗二卷也放在“陶陶室”内，故又向杨敬夫买下了这两卷和陶诗，使它珠联璧合，恢复“陶陶室”旧貌。多少年后提起这事时，翁弢曾自嘲说:“我这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虽似自嘲，实则是因“陶陶室” 书得以保存全璧，是“陶陶室”书的大幸，更是对翁弢的莫大安慰。这段故实，反映了翁弢为了妥善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甘愿自我牺牲的豪情壮志与强烈的责任感。翁弢后将“陶陶室”旧藏举现国家图书馆，使得这段传奇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