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让学生们变傻了吗？

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很早就被比作主人和奴仆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曾设想用自动织机取代奴隶的劳动。十九世纪，奥斯卡·王尔德曾预见未来把所有枯燥无趣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人类从而解放出来做有趣的事情互相娱乐，或者仅仅沉浸在对美好世界的仰慕和沉思中。马恩对此则有不同的见解，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劳苦大众每时每刻都在受机器的奴役。机器没有把我们从被奴役中解救出来，反而成为奴役的工具。

卡尔的研究还包括了很多不同行业的案例：医生会依赖于诊断辅助软件，导致忽视病人身上微妙的特殊信 ，或者放弃准确的诊断，仅仅因为从软件角度看上去似乎不可信。建筑师会依赖数字辅助设计平台而荒废自己的绘图技巧。更有很多可怕的飞行事故是由于民航的飞行员太习惯于依赖自动驾驶系统，以至于在紧急情况下无法适时的随机应变。卡尔认为，这些电脑辅助技术的初衷都是为了提高和辅助人的技术，然而现实中我们和技术的关系却不是设想中的一片光明。

与此相同，在课堂上使用的技术也面临两难拷问：技术是把学生从拼写和计算中解放出来以便思考更有意义和更复杂的问题呢，还是越俎代庖的剥夺了学生发展他们本该发展的认知智能的机会？拼写检查和自动纠错软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关于记忆的形成，心理学家研究表明，自主拼写有助于更好的记忆该单词。而当电脑自动纠正拼写错误，或者提供一些下拉选项，我们就再也不必强迫自己形成正确的拼写记忆了。

这也许看上去并不重要，如果作家不用为搞清楚英语那并不友好的拼写规则而费脑筋，他们可能匀出更多的精力去思考文章的风格或者结构。然而对学生来说，自动生成单词的过程不光是辅助拼写，也是对拼写技能的毁坏。当他们离开拼写辅助环境，虽然不会像GPS失效的因纽特人那样面临冻死，可至少会犯更多的拼写错误。

看上去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提高GPS和电池的性能或是进一步普及自动拼写检查。但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越是使用某种技术，我们就越是要在所有场合使用它。突然间，我们相对于技术的主人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依靠计算器也有同样的利益与风险。把费时的大数字乘除自动化可以让学生把时间精力花在更复杂的数学课题上。然而在课堂使用计算器也会导致学生忘记如何自己运算。同样的，本来用来简化任务的工具成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这并不是专属于现代技术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同样的担忧。柏拉图在《对话篇·菲德洛斯》中有一个角色担心腓尼基传来的文字，“这项发明将会在学习者的灵魂中注入遗忘，因为他们再也不会使用记忆，他们将会依赖外部写下来的文字而不是自己的记忆。” 任何任务的自动化都会剥夺我们一部分的能力。

现今也一样，只不过由机器取代人类智力活动的范围更宽泛了而已。卡尔描述了2004年的一项研究，实验对象被要求完成一个逻辑类电脑游戏，传教士和食人族。具体任务是把五个传教士和五个食人族从河的一边运到对岸，小船上只能坐三个人。而不管在船上还是在岸上，食人族的人数都不能超过传教士的人数。

实验对象被分为两组，第一组有辅助软件提示并给予可用步骤的指导。第二组没有任何辅助软件。最初，第一组很快取得进展，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辅助的一组表现出更低的出错率，最终更有效率的解决了问题。该实验的研究者认为结论证明受到更少辅助的人会更好的理解游戏的规则，并发展出相应的策略来解决它。

其实好的老师都知道，学生需要自己去经历困惑和挣扎才能将某些知识内化。所以老师们不会在学生刚刚表现出不理解的时候就马上冲上去帮忙。当然，现在要在课堂上放弃使用计算器和拼写检查软件已经既不必要也不现实了。不过时不时的，停用一段时间，也许能提醒学生们，这些工具是为了把他们解放出来做更复杂的思考，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可以既不会拼，也不会算。

卡尔指出“机器人”(robot)一词来自捷克语“奴役”(robota)。他的书提醒我们，人类越来越依靠技术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好好审视其过程，我们和技术的主仆关系可能会走到我们初衷的反面。

人物简介:

尼可拉斯·卡尔，出生于1959年，美国作家。所著的书和文章涉及技术，商业以及文化。他的书《浅薄：互联 如何毒害了我们的大脑》入围2011年普利策奖的非虚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