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当这篇文章发出的时候，年初立下的Flag，每月读完四本书，得以圆满达成。
说实话，坚持这样做，还是颇为挑战的。
过往三年，我从2019年的每月读完一本，到2020年的每月读完两本，再到2021年的每月读完四本，画出了指数级增长的曲线。
定目标的时候，书单尚待填充。所以，不时随着各种因缘，为下月排定书单，成为一件乐事。
随之而来，我的《万卷书》系列，也写到了第42篇。
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让适时的回顾变得更有意义。
所以，在这一篇中，我想把读过的书做个梳理，并分享一些自己的读书感受。
让我们开始吧。
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这个词，最早我是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读到的。简言之，就是以更宏大的视角，通过多维度的穿插，在更大时间跨度下，解构历史和事件。
去年底所读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有人认为是本西方的《资治通鉴》，我深以为然。不仅如此，如果把西方二字改为人类，亦为贴切。
基因溯源已经表明，人类种族，无论东西、抑或南北，都来自于大约6万年前现代智人的全球迁徙。由此，世界各地的地理环境差异，跃升为解释文明演化不同路径的主导性因素。
大体上，多样的文明形态，呈现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以及以欧美为代表的工商业文明的两极特征。
在18世纪科技革命到来之前，东方文明曾经领先西方文明长达千年，尽管更早的时期，西方文明拥有先发优势。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科技革命，西方文明重新接续古希腊的思脉，并由此进入【自由市场+科技革命】双轮驱动的新发展时代。其结果就是，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领先。
实际上，真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是思想，以及在先进思想指导下的大规模 会实践。
生产力的提升，最大的推动力是科学与技术的深入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最大的推动力是人类协作的深入开展。
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仿佛阴与阳，反噬的力量也在不断积聚。略举几个例子：
从【有限游戏】的视角下，东西方的发展，才呈现为交替的竞逐。从更长远的【无限游戏】视角下，东西之分不再那么有意义。
问题的关键转化为：如何寻找新的边界突破，从而让人类能够延续下去。
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崇敬埃隆·马斯克的根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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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的转变，能够让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同样，财富观的转变，能够让我们重新理解财富。
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由牛顿机械论世界观所主导，经济学家在供给与需求之间，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均衡模型。
均衡模型所要面对的最大困境是：如何解释人类近两百年来，所发生的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激增现象？
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选择把研究范式从由牛顿开创的机械论世界观，转向由达尔文开创的进化论世界观。
在这个视角下，经济被视为是一种进化系统。
《财富的起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进化通过简单有力的三步走公式：“变异、选择、放大”，既驱动了生物圈，也驱动了经济圈的进化次序和复杂性。并且，同样的程序不仅促成了寒武纪时期物种多样性的爆发，还促成了工业革命时期库存单位多样性的爆发。
从定义上来说，传统经济学的均衡系统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增长需要诉诸外力；而进化系统则意味着变化和动态，从而让增长能够自然发生。
在这个新范式中，我们的目标、理性和创造力确实在经济中起到了作为驱动力的重要作用，但它们只是作为更广阔的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而起作用的。
同时，经济进化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是物理技术、 会技术和商业设计三者相互联系的过程。借由试错，最适应的商业设计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胜出，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经济波动和增长模式。
最终，我们会发现，财富就是“适合的秩序”。经济财富与生物财富相同，两者都是局部低熵系统，是在适合度函数的约束下随时间进化的秩序模式。从本质上讲，经济也是一种基因复制策略。
在物理学中，秩序和信息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财富看作适合的信息，也可以称其为知识。至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财富源于知识，而知识源自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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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会有身高数百英尺的庞大怪兽，比如哥斯拉吗？
伽利略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等比例缩放会带来非线性变化。
举个例子，当物体的长宽高等比例扩大一倍，在密度不变的情况下，其重量（也就是体积）会增长8倍，而强度（也就是面积）仅增长4倍。持续增长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自重会超越自身的承重能力，进而压垮自己。
伽利略的洞见，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规模》一书中指出，不仅是生命，就连城市和公司，都遵从统一的规模法则。在多样和复杂的背后，有着惊人的简单与一致。
在生命系统中，有所谓的克莱伯定律，即体重增加一倍，代谢率仅增加3/4。这节约出来的1/4，让生命系统具备了规模经济。不仅如此，生长、寿命与心跳，都受着规模效应的制约。
不仅如此，在城市系统中，物理基础设施随着人口的翻倍，具有15%的系统性节约。等效地，相当于提升了15%的 会互动程度。
会互动的增长，为思想创新提供了支撑，这也为解决约束城市发展瓶颈的全新方案的诞生，提供了更高的可能性。最终，城市规模的上限，将取决于巨量消耗与天才创意的反复博弈。
在公司层面，公司的自相似特征，超越了国别的差异。对公司来说，许多关键的指标都像生物体一样呈亚线性比例变化，而不是像城市那样呈超线性变化。这表明，公司比城市更像生物体，更加受到规模经济，而非规模收益和创新递增的主导。
有趣的是，公司的代谢率呈线性变化。好消息是，线性比例变化足够支持公司的指数级增长。坏消息是，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公司要想适者生存、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就必须要跟上指数级扩张的市场脚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司总是把增长作为第一要务，因为停止增长意味着公司将变得十分脆弱。
再进一步，当扣除通胀和市场扩张因素之后，公司像生物体一样会在成熟阶段停止增长，并终将消亡。
最后，在城市中生活的现代人，面临着根本性的困境：作为生物体，生命的节奏要随着体形的增大，按照1/4次幂规模法则相应减缓。作为城市人，生活的节奏却要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系统性加快。
这对内在的矛盾，深刻地撕扯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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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的长周期理论中，虽有流派之不同，然对“技术革命是推动经济长周期的原初动力”这一观点，却有着共识。
细而察之，技术、资本与制度之间，是如何协同演进、共同推动经济长波发展的，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卡洛塔·佩雷兹女士给出了一般性的模型，堪称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
通过梳理过去两百年间，人类 会所经历的五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可以直观地看出经济结构中新旧产业出现了大体量的兴替。
划时代的新技术，通常以一组技术创新集群的形态出现。其中，低成本投入品是产业变革的关键赋能者，具备广泛领域的溢出效应，促成整体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而新的基础设施，其本质作用是加速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流通速度，提高经济互动的整体效率。
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以更快的速度将经济总量带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每次技术革命，都像一股破除旧习惯的飓风，在人、组织和技能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由此，包括硬件、软件和意识形态整套工具在内的、新的经济范式应运而生，代表着指导每次技术革命如何扩散的新常识。
按照非常宽泛的划分，每次技术革命的浪潮会历经两个性质非常不同的时期，每段都会持续大约30年。
总体来说，在导入期，金融资本居于主导地位，生产资本居于从属地位；在展开期，生产资本走上前台，金融资本退居从属地位。
具备反讽意味的是，新范式越成功，在成熟阶段累积的“闲置资金”就会越多，进而投向重大新技术的款项就越多，越能促进下一次技术革命的早日到来。
技术革命在导入期所带来的生产率的量子跃迁，导致“两种货币”相并存，这“两种货币”在一种货币的掩盖下运作。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是剧烈的，并具有离心倾向。举个例子，今天用来购买电子和通讯产品的货币，与购买家具和汽车的货币，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其差距自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增加。
新范式引发的价格关系的急剧变化，以“两种货币”的直观形态，对旧的生产制度产生强有力的冲击。
正如马克思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表述，技术-经济范式与 会-制度框架之间也是如此。在狂热阶段，两者之间的矛盾深化到极致。最终，这一时期结束时的金融崩溃，成为敦促变革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工具。迟到的制度变革，开始逐渐跟上新范式的步伐。
改革之后的 会和制度环境，非常有利于发展任何与该范式相协调的机会和可能性。一旦路径被成功地标明，越来越多的队伍就可以加入技术革命的花车游行。而不兼容的创新，由于不能很好地融入现有的框架，这些有利的条件则成为强大的排斥机制。
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包容-排斥机制，有效地保障了当前范式的发展壮大。然而，在几十年现有范式的成功发展之后，环境已经变得过度适应了，又会成为下一次技术革命的阻碍。
就这样，技术、资本与制度在交替嬗变之中，塑造了经济周期的长波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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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的思路，甚至可以用于书法。蒋勋先生的《汉字书法之美》，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先来看文字的载体。上古先民，以结绳来记事。在仓颉创造文字之后，甲骨与青铜铭文，成为殷商时期的主流。到了秦代，擅长小篆的宰相李斯，成为了石刻之祖。再后来，毛笔简册渐次流行，更加契合的隶书取代了小篆。
此后千年，以毛笔书写于纸张之上，成为了字体演化的共同基石。
再来看文字的风格。自汉以来，千余年间，汉字的书法，在毛笔与纸张的交锋中，迸发出无穷的魅力。这期间，风格取代了器物，成为推动书法发展的源动力。也在这个过程中，书法从外在走向了内心。
汉代的【隶书】，侧重于水平线条的发育。汉唐之间，战火纷飞，国家不断重组。书法的源流，也有了【北碑】与【南帖】之分。大唐一统天下，融合南北，在刚强和委婉之间建立统一的法度，成为【唐楷】诞生的时代背景。
当同样的汉字，以不同的速度书写，就演化成为楷书、行书与草书。汉代的文员，为了书写的速度，先是以隶代篆，进而发展出新的速记法【章草】。进入魏晋之后，文人阶层的介入，让书写的笔画与心情的流淌相连接，从而发展出颇具行气的【今草】。进入盛唐，长安街上，万国来仪。大唐的开放与包容，让草书进一步走向极致的【狂草】。
如果说大唐在包容中所推崇的法度，代表了对间架结构的重视，那两宋则转向了对于意境与个性的追求。
回望汉字的演化历史，甲骨取代了绳结，石刻取代了铭文，毛笔取代了硬物，纸张取代了简牍。每一次载体的变革，都让祖先的技艺，迈入新的时代。
回想魏晋时，王羲之送友人三百个橘子，附带一纸便条：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在今天，同样给朋友送礼物，附带的成了一条短信，大概还会有表情符 ：朋友啊，这些橘子是霜没有打过的哈，很难得哦 O(∩_∩)O。
进入信息时代，书写变成了打字，而手机就是那纸张。
在元宇宙的新时代，也许会有艺术家在虚拟现实中，完成书法在三维甚至四维中解构与重构。又或者以其他从未想见的形式，重新定义书法之美。
职场训练
在今年读过的书中，有三本都与职场训练密切相关，被我合称为职场三件套。
在对比中美教育的过程中，我发现差异最大的地方有两个：第一，是体育的重视程度；第二，是批判性思维的有意识培养。
我在工作的头几年里，常常会为需要在公开场合提问而发愁。似乎，在天性里，我更愿意倾听，而不是发问。所以，当我看到尼尔·布朗先生以《学会提问》为题写了一本书，不由得会心一笑。
其实，我现在会觉得，之所以当初不愿意提问，除了性格原因之外，还与批判性思维训练的不充足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论是自己学，还是教别人学，以优质的问题作为思考的导向，都是一种好方法。好的问题，比回答，更能启发人的智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结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前提条件。因而，无论听到什么结论，我们都有充足的空间，来提出有价值的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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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托是哈佛商学院的首批女学员，毕业之后加入麦肯锡在克利夫兰设立的新办公室，成为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咨询顾问。
很快，明托的写作天赋开始崭露头角。先是她的上级，随后越来越多、遍布各地办公室的合伙人将 告送到明托这里，请她帮助完善。
1966年，明托被公司派往伦敦，负责提高日益增多的欧洲员工的写作能力。在那里，明托在同事的帮助下，逐渐提炼出写作的【金字塔原理】。
1973年，在麦肯锡服务十年之后，明托选择离开并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致力于向人们传授金字塔原理。
现如今，在整个咨询行业，金字塔原理已然成为行业公认的表达惯例。
简而言之，金字塔原理是一种重点突出、逻辑清晰、主次分明的逻辑思路、表达方式和规范动作。而这套方法之所以会有效，其根本的原因是，它让思想表达的顺序与读者的理解力相契合。
通过共性的提炼与思想的分组，金字塔原理匹配了大脑有限的记忆容量，从而让沟通的主题既便于理解，也便于记忆。
话说回来，当金字塔原理成为咨询行业的标准范式之后，我们也要留一份清醒，以避免自己被过度洗脑。这时候，《学会提问》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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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吗，凭借着一份发动机停车的清单，两位飞行员在第一次合作的情况下，就能够在生死攸关的三分半钟，完成高度复杂的水面迫降。
这两位飞行员，是切斯利·萨伦伯格和杰弗里·斯基尔斯。他们在2009年，成功地挽救了全美航空1549 航班上的155名乘员。
为什么常被人忽视的清单，在航空业却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呢？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人类迎来了知识爆炸的全新时代，无知开始在众多领域全面退场。与此同时，内容的丰富也让学习的时间不断延长。
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同时，人类也越来越依赖所谓的超级专家。与一般专家相比，超级专家有两大优势：他们知道更多重要的细节，而且还学会了如何掌控特定工作的复杂性。
然而，即使是超级专家也会犯错。以美国的医疗行业为例，每年有15万人没能走下手术台，而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只有这一数字的1/3。不仅如此，许多研究都显示，至少有一半致死病例和严重并发症都是可以避免的。
以建筑业为例，清单的建立，是从个体智慧走向集体智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建筑领域的最大进展就是对进程跟踪和沟通过程不断完善。与医疗事故相比，摩天大厦的可避免严重事故发生率，要低很多。
而清单之所以会起到关键作用，是与知识累积的指数级增长密不可分的。当知识与经验已经足够丰富的时候，重点日益转向了如何持续地、正确地运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
清单有两类。通过任务清单，专家的知识得以复用，有效地节约了每次实施中的脑力。而沟通清单，则凝聚了相关方的专家经验，群策群力，共同探讨意外事件的最佳应对方案。由于是大家协作的结果，方案的落地天然的为各相关方所接纳。这比由某位超级大师单独拍板，却由于各种细节上的欠考虑，而导致最终结果大打折扣，要好很多。
最后，要想让清单真正地发挥作用，还必须顺应人性，关键点比大而全更重要。而让清单长久有效的另外一个关键是，清单要持续改进，永葆青春。
商业思维
“在什么重要问题上，你与他人看法不同？”
想要答好这个问题，不仅要有与众不同的勇气，更要接纳独立思考所带来的智力挑战。对比认知与事实的反差，最终引出有质量回答的基本模式：
“多数人的认知是X，然而事实却是反面。”
前者，要求我们洞悉同伴；后者，需要我们探索真相。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模式，虽有几分精妙，却还缺些味道。毕竟，在生活中，对事物的看法经常有多种，这之中总有一些会反主流。
所以，更高质量的回答，不仅会分享对于当下的不同看法，更重要的是，透过它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未来。
而所有这一切，发端于创造者对世界的重新认知。找到这样的分水岭，就可以像上帝一样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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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创造着新生事物。有趣的是，这些新生事物，即便是同类，也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普及度差异。
尽管新产品的命运，很难归因到单一或者某几个因素之上。但不可忽视的是，这其中定位明确、执行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对此，高科技营销之父杰弗里·摩尔通过他的系列著作《跨越鸿沟》和《龙卷风暴》，帮助读者理清了这其中的脉络。
前者侧重市场中的早期产品，如何跨越横亘大众市场之前的鸿沟；而后者阐明越过鸿沟之后，如何在主流市场里快速赢得市场份额并赚取丰厚利润。可以说，两本书共同覆盖了一个新兴产品的全部生命周期。
鸿沟之所以存在，根本的原因在于，消费人群之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心理：偏好风险和规避风险。
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从偏好风险的消费者群体，切入到规避风险的消费者群体中来。虽然有远见者很有创新精神，但实用主义者会认为他们太过冒险，因而无法成为可信赖的市场购物参谋人。这就导致，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鸿沟，也就不足为奇了。
跨越鸿沟，非常像二战中的诺曼底登陆。成功的关键在于，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市场空白中。同时，所选择的市场细分，在占领之后，要能够凭借与其他市场之间的联系，方便顺利进入下一个规模更大的市场细分。
一旦企业成功跨越鸿沟之后，就面临着广阔的主流市场。企业只要不断为整体产品寻找连锁反应市场，就会处在不败之地。
当新产品的客群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可能随时形成市场风暴。当过晚采用新产品所冒的风险，开始超过过早采用新产品所冒的风险的时候，风暴的临界点就到来了。
这个时候，消费者群体从低焦虑状态的【风暴注视】，转向高焦虑状态的【风暴警告】。实用主义者的风险规避特征，在这里一览无遗。当变动无可避免时，那就让它越短越好。行为方式上的趋同，就彷佛大草原上的羊群一般，一旦开始奔跑，就停不下来。这就是风暴市场的成因。
当企业退出风暴市场的时候，就进入了主街。这个时候，企业通常都很不顺利，比如预期收益和利润严重下滑，大批管理人员离去，股价大跌等。
主街阶段的产品已经十分成熟，价格的降低为吸引保守型消费者提供了契机。因此，企业应建立一套低成本原则。同时，通过【整体产品+1】的微创新方式，不断规模定制增值产品，通过第二特征创造差异性，以持续吸引最终用户。
其结果就是，在庞大的客户基础上，有限的研发投入创造了高额的利润。在主街上，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产品不需要技术创新，而需要更多的细节。
长久以来，我对高科技公司的新产品是无感的，更别说它们眼花缭乱的营销策略。《跨越鸿沟》和《龙卷风暴》让我第一次对市场营销这个陌生领域，产生了基本的认知。
在此基础之上，再来回看苹果公司以及特斯拉公司的历次新品发布，以及特定时期所采取的营销策略，豁然开朗之感，油然而生。可以说，这一次的系统学习，有效地补上了我的一块认知短板。从此，观察商业的视角，增加了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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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商业文明。而商业文明深化的一大特征，体现为创业浪潮的风起云涌。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商业模式。甚至有人说，我们进入了商业模式的时代。
画布上的商业模式就像一幅战略蓝图，管理层通过组织框架、组织流程及组织系统将其落地实施，从而演变成一家活生生的企业。
如果我们把外部环境理解为某种“设计空间”，那么新的用户需求、以及新技术等要素构成了“设计动力”，而行业趋势、竞争格局等要素则成为“设计限制条件”。
这样，商业模式的创新，就成为在给定“设计限制条件”下，围绕“设计动力”，在“设计空间”中的最优化搜索过程。
通过将经典的SWOT（优势、劣势、机会及威胁）分析和商业模式画布结合起来，还可以从总体，以及从每个模块的角度，对商业模式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减成本或者价值要素，可以挑战一个行业的战略逻辑和现行的商业模式。
最终，我们会对现有商业模式，获得更深的洞察。
不仅如此，商业模式的设计与应用适用于任何组织，即便它并没有“商业”属性。不拘一格的模式创新，甚至会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提供急需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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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深入理解商业思维，读一读创始人的传记，也是个好办法。
1991年底，为零售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先生，生命接近了终点。这个时候，老爷子做了一个决定：趁着还能动，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自传的写作之中。
沃尔顿很早就发现了折扣销售的精髓，那就是薄利多销。如果低售价能够带来更高的销量，那么留给企业的最终利润就会净增长。或者，用投资的行话来说，这就是以量补价。
为什么价格的降低，能够带来销量更大幅度的增长呢？
这背后，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是符合幂律分布的。伴随着收入的降低，相应的人数却呈指数级增多。另一方面，单价的降低，本身就使得每个人可买的东西，变得更多。而想要更多，实际上是人性的体现。看看超市的引流商品，无论是鸡蛋，还是卫生纸，都给这一点做了最好的注脚。
所以，选择天天低价，就天然的和消费者站在了一边。一旦折扣销售这个鲇鱼入场，传统渠道自然就会败下阵来。
一旦洞悉零售业的秘密，选择一切围绕顾客作为企业的宗旨，就变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一方面，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和商业开始向郊区转移。另一方面，随着电视和战后新型汽车的出现，赶时髦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同时，那些住在乡村和小镇上的顾客，和他们那些离开农场搬到大城市去的亲戚朋友一样，也想要买到上好的商品。
有了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沃尔顿眼中的顾客需求，会包括如下的这些要素：比如商品种类丰富、质优价廉、良好的售后、友好懂行的购物服务、便利的时间、免费停车场、愉快的购物环境，等等。
在沃尔玛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将供货商与零售商之间那种根本的对抗性关系，转变成为一种两家大企业力图服务于同一顾客的双赢的伙伴关系。今天，我们称之为反向定制（C2M）的理念，实际上沃尔玛早就在做了。
通过这样做，沃尔玛能让制造商很方便地了解到公司六个月或是一年，甚至是两年之内的产品需求。整个商品生产与交易过程效率的提高使得制造商得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能使沃尔玛的定价更低。
实体零售店，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实现异地复制与扩张，本质上取决于公司的管理半径。
沃尔玛的异地扩张策略是，在别人忽略的小城镇里开设大型折扣店。通过领先行业十年的计算机系统的应用，沃尔顿成为了有史以来利用信息掌控“老板不在”状况的最好一人。
就好像计算机里常用的贪心算法，沃尔顿的展店策略呈现着清晰的局部最优特征，称之为向外渗透、向内填充的策略。通过门店选址、配送范围和管理半径三个维度的优化支撑，沃尔顿一个州接着一个州、一个县接着一个县地填充自己的营业地图。
通过密集开店，沃尔玛最大化了单店所能获得的配送和管理支持，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对手的竞争。策略的成功实施，使得沃尔玛在整个70年代迎来了高速发展期，门店数量从1970年的32家增长的1980年的276家。平均每年会开设50家分店，十倍于主要的竞争对手。
此后，沃尔玛通过建设自动化配送中心，开启了全国扩张。凭借着科技的赋能，沃尔玛持续拓展在通讯、配送和运输方面的优势，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其结果是，沃尔玛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低成本结构。
管理方面，沃尔顿倡导亲历亲为，他定期开着飞机四处巡店。沃尔顿发现，资方怎样对待员工，员工就会原样照搬以同样方式对待顾客。因此，通过与员工结成真正意义上的伙伴关系，沃尔玛做到了上下拧成一股绳。
最后，通过有效的反馈机制，确保公司始终充满变化。小到诸如门店货架的摆放、设置门店迎宾等，大到采用卫星通讯保证总部和门店的实时联络、对调总裁和CFO等，而这些变化是沃尔玛保持活力与商业敏锐度的关键。
可以说，看懂了沃尔玛，就看懂了现代零售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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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读到的另一本创始人传记是《鞋狗》，讲述的是运动服饰品牌耐克的成长故事。
耐克的创始人，菲尔·奈特，是一个十足的小镇青年。凭借着对跑步的热爱，以及敢于打破常规的精神，在个性团队的聚散离合中，始终不畏挑战高速奔跑，最终成就引领风潮的运动品牌耐克。
尽管创业的梦想让人窒息，但创业的过程却更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撕扯。
奈特先生从俄勒冈州起步，有时候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营，需要再去找一份会计师的工作。然而，就像神话中的英雄一样，奈特受到启发、启程上路、经历考验、最终获得成功。在文明的神谕和伟大的品牌之间，完成了一次精彩四射的奔跑。
整个过程，被创始人真实地记录下来。像自传体小说，又仿佛纪实文学。
菲尔·奈特先生，害羞内向，不善言辞，却有着极高的风险偏好。
从以上的耐克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验到，奈特先生所说的：永远不要停止。
这是因为，对耐克来说，停止即死亡。
最后，我们放上奈特先生的原话，大家自行品味他想表达的那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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