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价格与中国制造业技术效率

叶振宇1， 叶素云2

1.中国 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关键词]要素价格； 数据包络分析；技术效率

一、引言

生产率或生产效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并被经济学家用来分析工业绩效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张军、施少华和陈诗一(2003)曾经精辟地指出，“中国的工业改革正好为经济学家关注和考察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形式，以及改革政策对生产率变动的不同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中国工业生产率或生产效率问题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特别是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的变化)的测算、分解及其影响因素。从既有文献看，研究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思路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问题，常用的方法是参数估计方法(如随机前沿技术、超对数模型估计)和非参数估计方法(如Malmquist指数法)，并对其进行分解，这类研究主要有涂正革和肖耿(2006)、李廉水和周勇(2006)，宫俊涛、孙林岩和李刚(2008)，朱钟棣、李小平(2005)；另一类是除了测算生产率外，还重点考察生产率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包括林青松(1995)，王志鹏、李子奈(2003) ，吴利学、傅晓霞(2008)等。同样，对工业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简称TE)的测算既可以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Bootstrap-DEA等方法直接计算，又可以用Malmquist指数法等方法分解得到。

其实，测算中国工业生产率或生产效率主要依赖于所使用的方法和数据，大部分的学者使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上 告的数据，只有极少数的学者，如涂正革、肖耿(2006)利用企业微观层面的统计数据，Jefferson et al(1992)，郑京海、刘小玄等(2002)使用了企业调查数据。当然，现有文献基本上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比较清晰的研究线索，早期的研究侧重于从全国层面考察工业绩效，并且通常用索洛残值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后续的研究则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应用新的方法研究同一个问题，比如Malmquist指数、随机前沿函数、Bootstrap-DEA等方法。第二，放弃原有宏观数据之便，使用微观数据分析。第三，研究视角由全国层面向区域或企业层面延伸。柴志贤、黄祖辉(2008)，宫俊涛、孙林岩和李刚(2008)就是使用了Malmquest指数法分析省际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第四，增加投入或产出变量重新测算行业效率。王兵等(2008)，杨文举(2009)，岳书敬和刘富华(2009)借鉴国外研究，在选取投入或产出变量时加入环境变量，特别是工业污染物排放指标，这种处理方式更加贴近现实。尽管方法或数据使用有所差异，但是专家学者们得到的结论还是比较一致，“中国的经济改革对工业部门效率有显著正面改进效应的结论已几乎被接受”(张军、施少华、陈诗一，2003)。 从研究结论看，Selin Ozyurt(2009)从较长的时间跨度细致地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他发现改革开放之后TFP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是中国工业增长绩效真像一些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么乐观吗？学者们曾经对此存在一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是否有明显正向改进并没能获得比较一致的共识，但是有一点是大家比较认同的，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慢于非国有企业。

二、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测算

1.方法介绍和数据处理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方法常用来计算技术效率，采用此方法的好处在于可以直接算出1993-2007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制造业技术效率，而且与一般的指数方法相比，它不要求各个体的技术效率总是完全有效的假设。并且，相对于参数方法，DEA避免了对生产函数分布和形式的具体假设。Farrell (1958) 较早就提出通过构造一个非参数的线性凸面来估计生产前沿；Shephard (1970)接着提出的输入距离函数，被作为评价效率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依赖于生产可能性集的构建。Charnes et al(1978)建立了规模 酬不变(Constant Return to Scale，简称CRS)的DEA模型，首次通过线性规划方法构造生产可能性集，从而实现了Shephard距离函数的计算。生产可能性集构造之后，直接将生产可能性集最外面的点连接便得到生产前沿面，位于生产前沿面上的点即为技术生产有效的点。无效点位于前沿面下方，利用距离函数就可以计算出这些点的效率。

的引导下，企业有可能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来保持市场竞争优势，从而实现行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因此，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应尽可能减少扭曲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行为，放弃保护一批低技术效率的企业。

(2)应该清楚认识到要素价格上涨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技术效率提高的内生因素。新世纪以来的这轮要素价格上涨很大程度是由市场供求机制作用的结果，尽管要素价格信 很快影响到企业经营决策，但是由于企业下定决心进行设备改造、引入新技术、增加研发投资等创新投资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这自然反应出中国制造业技术效率变化的时滞现象。而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可以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将短期政策的重点放在建立能够引导企业优化配置要素资源的微观激励机制，从而实现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目标。中长期的政策和规划应注重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产业创新升级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顺利向质量型转变。

(3)应该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引导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在要素价格上涨的冲击下，各地区制造业技术效率变化趋势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地区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历史基础等因素引起的。这意味着各地区应该立足于本地实际情况，采取适应本地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转型升级措施。要素资源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当前适宜采取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为主导政策措施，再用5-10年时间过渡到以技术升级主导的阶段。相反，不具有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东部地区，当务之急要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坚决淘汰落后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