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原（一百八十二）|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杨素习2014年10月25日凌晨6点15分，我最亲爱的母亲艰难地走完了她最后的人生之路，撒手人寰，与世长辞了。母亲生前曾许愿要走在不冷不热，大家不忙的时节。病魔折磨了她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晚秋季节里，母亲没带任何遗憾，神志清楚地咽了气，走得那么平静，遗容那么安详。这痛心地记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终生难忘。从那时我就永远失去了我的亲娘啊！ 天高地厚感恩稠，触目割心悲泪流。眼望亲人离世去，千呼万唤不回头。妈妈啊！您尽管平静安祥地离我们而去，可我还是无法心安的让您走啊！10月26日晚，亲人们、亲朋好友们、父老乡亲们，用本村最古老的传统方式为母亲祭奠、追悼和送行，从晚上9点进行到11点多。这是对母亲的最大褒奖，似乎使母亲在天之灵的得到了安慰。相信那传统的方式，寄托着亲属和乡亲的哀思，仙鹤会载着母亲顺利到达天堂。妈妈：明月风轻云漂浮，女儿等母捎话来啊！妈妈：女儿永远怀念您！（一）今天是母亲89岁生日。可是，她没有等到这一天，在一个月前就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了。母亲的去世，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悲痛，给亲朋好友及全村的乡亲们带来无尽的思念。我母亲一辈子给这个世界上带来的都是温暖和大爱。她一生默默付出，从不索取。因为母亲生在封建落后、悲惨腐败的旧中国，她和当时所有的中国女人一样，没有逃脱封建酷桎的摧残。从8岁起，就把脚趾折断，缠起了小脚。她的一生是在畸形中走路的。这样的酷刑，给她的人生造成了无法诉说的痛苦和不便。母亲属牛，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血。母亲虽然是一位农村妇女，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位平凡而伟大、普通又高尚的人。她一生帮助了好多人，做的好事数不清。来到这个世界上，默默地奉献了一生。1925年农历10月20日，母亲来到这个世界上。当时的年代是中华民国，军阀混战、多灾多难，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那时我姥爷在天津和别人合伙开着个小铺子，姥爷的哥哥赶马车。一家老幼十几口人生活在一起。吃的穿的全靠我姥姥一个人操持。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一个家庭妇女，推碾、推磨、纺棉、织布，再做吃做穿，一个人没白没黑地忙。所以，母亲生下来几天，就由她的伯母把她同自己的孩子一起照管。这样，母亲到了四周岁，姥姥就把她当大人用了。姥姥生下舅舅后，母亲就挑起了照看弟弟的重任。因姥姥生下孩子两天就下地干活，每个孩子都没有奶吃。所以母亲从六、七岁的时候，就背着她的弟弟妹妹到有喂奶的人家去赶点奶吃，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就支起两块砖头，点上干柴，用碗口大的勺子煮糊糊给他们吃。一天三次，年复一年，领着大点的，看着小点的，把她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养大，而且照顾得无微不至。因此，我的舅舅们长大后，无论是工作的还是当兵的，每次回家探亲，不是先去看他们的父母，而是去看他们的大姐。现在他们都老了，我姨也去世了。在母亲病重期间，舅舅们一次次来探望，拉着手不愿分开。母亲去世后，没敢让大舅二舅来，只让最小的舅舅来的。舅舅76岁的人了，一百多公里的路，从天津赶来，不吃不喝，哭得悲痛欲绝。（二）母亲的娘家是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大部分都姓冯，村名冯家庄。母亲名字叫冯秀荣。当时村子里在外面谋生的人特别多，外面的信息来得也多。所以，母亲小时候从她爷爷那里收获了很多做人必须的理念。还从她爷爷那里听了很多故事：明太祖朱元璋、隋唐英雄、聊斋等等。而且每年春节，村子里都唱好几天大戏，有河北梆子”五家坡” “大登殿”“蝴蝶杯”“金玉奴”等十几场传统戏。母亲特别喜欢听戏，她很聪慧，那么多戏文都能背下来。嗓子也好，在家做针线活时，就偷着唱。尽管忙累，那个年龄的生活还算是丰富多彩的。后来，我舅舅们上学了，母亲晚上跟他们学习识字。解放后还上速成识字班，慢慢地都能读书看 了。母亲在娘家学会了纺棉、织布、做各种针线活，学会了刺秀、绘图案、剪窗花。学会了各种面食的制作方法。学会了待人接物等做人的本领与礼仪。我的姥姥把她的女儿培养成了一位心灵手巧、秀外慧中的大姑娘，为她后来的人生增添了光彩。1945年春天，由媒人介绍，母亲嫁到了距她村十里路远的小梁王村，与父亲结了婚。当时父亲17周岁，比母亲小3岁，在大城上学。村里人把当时的海丰县城叫大城。当时我们那村子很小，只有50来户人家，而且几乎没有外出的，很封闭，又贫穷。全村只有父亲和另一个男孩在县城读书。母亲嫁到我们村时，据老人们说，当时全村几乎沸腾了。争先恐后的挤着看新媳妇。年轻时候的母亲，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的皮肤，亭亭玉立的身段。穿着自己精心刺绣的带有凤凰戏牡丹图案的绸缎衣裙，具有大家闺秀般的优雅气质。父亲从小爱读书，先上了私塾，又去了县城读书，写一手好字，当时也算是村子里的小秀才。一到过年，全村的对联几乎都是由他来写。母亲没出嫁时，因不知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整天愁眉不展，身体瘦了好几斤。见到父亲时，眼前竟然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白面小书生，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心中的顾虑就全没了。她们的结合，当时也称得上是郎才女貌。是比较称心的婚姻。（三）由媒人介绍，双方父母包办，从未谋面的父母亲就结了婚。在外人看来是很美满的婚姻。当时，父亲还是个未成年人，真的愿意娶个不了解，不认识的小脚姑娘做媳妇吗？婚后三天，父亲就上学去了。母亲那个时代，时兴常住娘家。1945年的海丰县，上半年还是由国民党统治着。与小梁王村相隔500米远的大梁王村中，有个叫张子良的人，是国民党某部的一个旅长。带领着一个旅，占据着海丰县城。就在这年的中秋节前两天，八路军包围了县城。第三天（中秋节），张子良骑着高头大马，想从北关城门逃跑时，被埋伏在玉米地里的八路军一枪打死，县城很快就解放了。当时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听到枪炮声，都躲到教室里不敢出来。后来八路军在外面喊话“里边是什么人啊？”“我们是学生。”“都举着手鼓着掌出来吧。”出来后就带着他们去吃饭，吃完饭就给他们开会。大意是讲：“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我们缺少有文化的人才，你们愿意留队跟我们走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就给你们带上吃的回家。”当时，父亲很高兴地就留了下来，而且接着就给部队抄写文件什么的。他们也都很喜欢他。八路军打开大城，张子良被打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村子里，我的爷爷奶奶及全家都急坏了。我爷爷就步行到40公里外的大城去找他的儿子。听我爷爷讲，接待他的是一位身穿深灰军装的部队领导。说我父亲很忙，同志们都很喜欢他，部队也缺少这样的人才等。我爷爷就说：“家中人们都很想他，回家看看就回来。”当时父亲很不情愿地就被我爷爷带回了家。见了家人后，爷爷随即把我父亲送到三里外他的姑姑家，藏了起来，而且让他的表哥看守着，别让跑了。过了几天后，部队来了两个穿灰军装的人，来叫父亲回去。我爷爷就说：“去远处看病去了，病好了就把他送去。”就这样把人家打发走了。再说我父亲，整天急得没办法，又脱不了身。急火攻心，两只眼睛很快就肿了起来，好像两只小铃铛似的，路都看不见，还让狗绊倒过一次。然而，家中发生的这一切，母亲在娘家根本不知道。过了几天，家里人觉得不会有人来找父亲了，就把他领回家。这才把母亲从娘家叫回来。见到父亲那个样子，母亲当时就蒙了，觉得好像天塌了下来似得。但她却什么都没有说，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接下来父亲就由母亲来照顾。那个年代，周围十里八乡找不到个医生，也没有药。急得父亲每隔一会，就问母亲一次：“你看好些了吗？”“见好吗？”母亲就笑着说：“很见好，快好了。”听母亲讲，一看父亲的眼睛，就觉得心情特别沉重。三四天也不见有点好的迹像。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到角落里，偷偷地让眼泪尽情地流淌。返回来后再笑着和父亲聊天。每天给父亲做可口的饭菜，擦洗身上，清洗眼睛，还要不断地进行热敷。就这样一周后，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的眼睛奇迹般地一天天好了起来。那时她们全家别提多高兴了。可是，从那时起，父亲的两只眼球上都落下了和辣椒种子般大小的斑点，视力下降到了1.0左右。尽管这样，也是母亲的细心照顾，父亲的两只眼睛才保了下来。是母亲的爱心，打消了父亲远走的念头。是母亲的温柔体贴，赢得了父亲的信任和对未来的希望。应该是从那个时候起，父亲的心目中才真正接纳了我的母亲。经历了严冬的人，才倍感阳光的温暖。（四）1945年秋天，家乡解放了。父亲也不上学了，在乡政府做扫盲工作。在父亲的鼓励下，母亲上了速成识字班，每天学30～40个汉字，很快就能读书看 了。那时候，农村无论男青年还是女青年，识字的人都很少。母亲如果出来工作，是很容易的事，也是我父亲的意愿。可我的爷爷奶奶坚决不同意。因我父亲是过继给他的二伯父的，父母结婚后和我的二爷爷和二奶奶一起生活。在那样的情况下，母亲彻底打消了出来工作的念头，心甘情愿地在家尽她的责任，守她的妇道。母亲在娘家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但到了婆家后，二奶奶见我母亲总是穿得干干净净，从不让她做饭，不让她干刷锅洗碗等粗活。看她针线活做的特别好，就让她包揽了全家的针线活。当时在村子里，没有人家能买起洋布（农村把细布叫洋布），大人小孩都穿自家织的粗布衣服。母亲来到我们村子里后，发现这里的妇女只会织白布，然后把白布染成黑色、蓝色、红色等单一的颜色，再做成衣服，服装的颜色都很单调。母亲在娘家学会了织不同颜色的大格布、小格子布、彩条布、麦穗布等，用来直接做被面、做衣服，很好看。母亲就决定把这套技术传授给村子里的妇女们。每年的春暖花开季节，在农村，也正是年轻的妇女们准备织布的季节。一到这个时候，她们就忙起来了，但是最忙的还是我母亲。村里有不少妇女，让母亲教她们织彩色格布和彩条布。母亲就拿出样品，让她们选出好看的，然后给她们设计出方案。从染线开始教她们，把她们自己纺好的白线，按着要求，把经线和纬线染成几种不同的颜色，凉干。选个好天气，在户外，再上浆、牵机、刷机。把经线刷好凉干，不断绕到大轴上。完成这些工序后，放在织布机上，在家织布就行了。完成这几道工序，每天从早上到下午，大约需要6～7个小时，今天干这家的，明天干那家的。谁家哪天“刷机”，都要提前约好安排好。因为是各种不同颜色的线，也比较复杂。母亲一边干一边教她们。等把全村织布前的准备工作做完了，大概需要半个月至二十天的时间。等各自开始织布了，还要到她们家上门指导。因为是织彩色布，单梭就不行了，需要2～3把梭。又增加了不少困难。也经常有人出错找上门来。所以还要到这家看看，到那家瞧瞧。年复一年，尽管有些人掌握了这套技术。但每年一到“牵机”“刷机”的时候，还是离不开我母亲，已经成了习惯。在我小时候，母亲她们“刷机”的场景，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母亲就像历史上著名纺织革新家黄道婆那样，把学来的一整套织彩格布、彩条布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村里的人们。给这个村子的生活提高了格调，给妇女儿童单调的服装、被褥增加了美丽的色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穿粗布衣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以前落后的生产技术也逐渐被淘汰了。但在那个年代这种技术毕竟先进过、美丽过。至少在三代人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美好的记忆。（五）还记得小时候，和我一般大的小姑娘，都穿着各式各样、不同颜色、不同图案的“割花鞋”。“割花鞋”就是把做好的鞋帮，两只对起来，中间夹上布和丝瓜瓤，用几种彩线配好色，把每一种颜色的线多股合起来，象纳鞋底样纳好，然后再用锋利的刀子割开，拿掉所夹的东西。这样就露出了鲜艳的花样。所以叫“割花鞋“。图案有鱼、有蝙蝠、有花，毛茸茸的又漂亮又结实，花样颜色总也不掉，很耐穿。每当想起这些童年的往事，就情不自禁得想起了我的母亲。记得那时候，我家经常不断去人,那些大姑娘小媳妇，总去找母亲。不是找她剪鞋样，剪裁衣服，就是让她剪鞋上的割花和刺绣花。或让她给孩子们的兜兜和小衣服上，用铅笔画上花，或用手指甲在案板上刻上花。然后，她们再去做“割花鞋”或给孩子们绣花做衣服。做好后，等过年时，就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穿上去玩。村里谁家男孩子结婚，布置新房时。先把房子用白纸把四壁贴好，挂上顶棚。然后去找母亲剪窗花。母亲总是很高兴地给人家剪上一整套。有房顶正中的大月亮。月亮里边有花、有草、有鱼、有鸟，栩栩如生。有四个墙角上的“包角云”里边有仙桃、石榴、葡萄、鸭梨等，很是逼真。还剪上一些“囍”字，很是喜庆吉祥。贴上去，使简朴的新房，呈现出勃勃生机，一间不像样的土房子，被装扮得漂漂亮亮。谁家女儿出嫁，就求她帮着裁衣、绣花、做嫁衣、做被褥，忙个不停。大队干部和村里人们，见她脾气好，在五八年大跃进时，为解放妇女劳动力，让母亲在我们家中办过幼儿园。70年代初，也是为了让妇女们出去下地劳动，村子里买了一台缝纫机。见母亲心灵手巧有耐心，就让她带着一个年轻的妇女，给全村做缝纫。这一些，母亲都尽职尽责，做得很好。母亲是个非常珍惜时间的人。可她白天的时间大部分用在了别人的身上。妇女们有事都喜欢找她，不会做的活都习惯了去求她。村子里有失去父母的儿童，有患有智障的妇女，她都经常为她们做鞋、做衣服穿。把她宝贵的时间，无私地奉献给了村子里的人们。尽管这样忙碌着，家中老幼的穿戴一点也没受影响。母亲从做姑娘时，就习惯了熬夜。结婚到我家后，我二奶奶不让她晚上做针线。一是心疼她，再是嫌她浪费油。母亲就经常从娘家带回几斤煤油，照样点灯熬夜。她总是干活熬到鸡叫。有时纺着线，实在睁不开眼了，就把怀中的纺车往前一推，身体往后一靠，依在墙上就睡着了。睡一会，一睁开眼，就接着干活。很少躺下来睡觉。母亲的勤劳能吃苦，在我们村是有名的。在我的记忆中，她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从不嫌累。别人求她时，立即放下手中的活，笑脸相迎，从不心烦。老人们都说她是菩萨心肠。（六）母亲结婚两年后，生了个男孩，可长到三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因得了狼掐脖（喉炎），没医没药，全家人束手无策，活活等死了。又过了两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孩，长到十一个月后，又因拉肚子，照样等死了。亲生骨肉，一次次被夺去生命。一次次的生离死别。那是撕心裂肺的痛啊！做母亲的是怎样承受过来的啊？听母亲说，她们那个时代的妇女儿童都是这样。那些庄邻老太太们，都是生上十几个孩子，可活过来的仅仅两三个。现在有个还活着的92岁老人，他母亲生了11个孩子，只有他一个活了下来。用老人们的话语说是：“生孩子，种洼地，舍着，咧着。”有很多的妇女，生下孩子，当天或两天就下地干活。因生孩子而死的妇女，也不是少数。那个年代的妇女儿童就是这样，天天在生死线上挣扎。过着悲惨凄凉、朝不保夕的日子。“ 一唱雄鸡天下白。” 又过了两年，到1952年，母亲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那就是大命的我。解放了，尽管家庭条件好些了，但是，生下我后，全家又怕我活不成，就采用了一个极端迷信的方法。把一个活生生的漂亮的大公鸡，填到了我的胎盘里，埋到地里，换来了我的生命。给我起一个啼笑皆非的小名“鸡换”。从我懂事起，就不让人们叫了。小时候的我，爷爷奶奶，妈妈都拿我当珍宝。两岁多，爷爷每次喝酒时都教我喝。母亲去地里干活，打一天高粱叶回来，不论多累，都把我扛起来抱在身上，亲上一番。手巧的母亲，把我打扮的像个小公主。又过了四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双胞胎妹妹。因解放后，每个乡里都慢慢地培训了中医，屈死的儿童，妇女就很少了。是我的母亲给了我生命，是共产党保住了我的生命。新中国前后两重天，夭折的哥哥姐姐，没赶上新 会的福气。在那个年代，传统观念还是很强大的，母亲尽管有了三个女儿，可是，受千百年来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村子里的人们，都普遍认为：没有男孩，就是没有了继承人，就是“绝户”。所以，我的两个妹妹，生下后也没人给起个小名，人们就习惯叫她们“二妮、三妮”。我母亲忙得也顾不上这些，父亲也忙的很少回家。 尽管喜欢我，但是，我上小学时，也没有人给我起个学名。小时候的我，特别想上学，不到年龄总往学校跑，站在教室门口偷听老师上课。有一天，被老师发现了，就让我第二天正式去上学。那时才5周岁，上学那天，老师问我：“大 叫什么呀？”“我没有大 。”正巧村支书（我论着叫他舅姥爷，和我母亲同岁，今还健在）在学校玩，就说：“你这么爱学习，就叫素习吧！”这就是我的大名的来历。在农村，那个时代的女孩子是多么受歧视啊！ 母亲一直顶着没有男孩子的压力，黑白的忙碌着，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一直过了七年，到了1963年春，还真得的生了我的弟弟。可是，生下的弟弟还不到1公斤重，四五天不睁眼，别人给他喂奶（母亲还没有奶）也不会吃。人们都觉得活不了。可母亲的母爱，使她的儿子竟活了下来。而且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村子里的人们，都说我弟弟是我母亲积德行善，老天赐给的。据老人们说，母亲生我弟弟的那天晚上，我家院子里和院墙外面挤满了人，都在给母亲祈福，让她生个男孩。没想到老天真的被她们的真情感动了。但是，弟弟从小体弱多病，后来无论是什么样的流行性疾病，他都妥不了得上。再是，后来我弟弟家添了个男孩后，村子里人们也都说是我母亲积得德。这种说法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吧！（七） 1958年，我的家乡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农村的人们不叫“大跃进”，叫“大兵团作战”。记得有一阵子，村干部们到各家各户收废铁，把破铁锅什么的东西都拿走，而且把人们家中老辈子留下来的，铜制的洗脸盆也都拿走了。说让再买新的。我家的盆被拿走后，母亲就买了一个带花的搪瓷盆。记得那个盆真是太漂亮了。可有好多人家舍不得买，也确实没有钱买，就拿着毛巾到池塘里去洗手、洗脸。还有的人到我家去洗脸，一是为着我家的盆好看，也是为着我母亲买了一块很香的香皂。 又过了一阵子，村子里又搞深翻地。要求把所有的地翻到1米深。把男劳力分成两个队，年龄大些的叫“老黄忠”队，年轻的叫“武松队”。女劳力分成两个队，没结婚的女青年们叫“花木兰队”，母亲那个队叫“穆桂英队”。我母亲那个队里大部分是小脚女人。而且还互相搞竞赛，看哪个队，地翻得深、翻得多。她们带着干粮，每天干到深夜才回来。那时我的两个妹妹还不到两周岁，二奶奶还瘫痪在炕上。（二爷爷在我没出生就去世了）。这样的状况也要去翻地。母亲只好把我们一天中需要用的吃的备好，交给我亲奶奶，让我奶奶看着老的，照管着小的，她去翻地。记得母亲每次从地里回来，都是一瘸一拐的。躲着我们到里屋去看她的脚，有一次让我碰到了，她把“裹脚”（长布条）绕下来，全让血水染红了。再换一条干净的裹上。像母亲这种情况的不只是一个，而且累倒了好几个妇女。后来村干部们一看确实不行了，才不让她们去了。 接着又让母亲在我家办幼儿园，还给了一个帮手。记得有十来个孩子。再加上两个妹妹，还有个需要端屎端尿的二奶奶。母亲忙的不可开脚。有一天，就我把小妹妹交待给了常在我家玩的，那个有智障的女人。结果在烤火的时候，不小心，把我妹妹掉在了火盆里，烧的不轻，好在没烧着脸。母亲尽管这样忙，却一直让我上学，在农村像我这样大的女孩子，家里都不让上学，让帮着做家务，拾柴，挖菜。和她们相比，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和幸福，这都是母亲给我的。岁月艰难地向前移动着。到了1961年，国家遭遇了震惊世界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两三年里，大的村庄里，多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据说有的村活着的人，饿的没有力气埋死了的人。我那小村里，只是连饿带得病，死了两个人。人们在困难中千方百计地挺过来。那时父亲在县二中教学，工资少的可怜，刚够自己吃饭。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妹妹，每人每天四两定量。尽管这样少，母亲却计划着，月底从没断过粮。平时只有多吃些糠菜来充饥。村子里有那么弟兄俩，是我同姓中的两个侄子。还没解放时，从天津各自拐了个媳妇来。嫂子比我母亲大两岁叫靳洪婷。弟媳比我母亲小三岁叫谷秀云。都说着近似的普通话。村里的人叫大的“大誇子”，叫小的“小誇子”，两人都一辈子没生孩子。就是这两个女人，根本不会过日子。不到分口粮的时候就吃光了。就去向母亲借。那时的母亲，省吃俭用，自己饿的几次平地摔跟头。可她两个每次去借粮，母亲都借给她们。有时是玉米面，有时是地瓜面，也有时借给她们地瓜干。可到下月发了口粮，她们却从不去还。而且不到月底又吃光了，又来向母亲借粮。特别是那个大的，“奶奶，奶奶”的，叫得还很亲。几乎月月如此，到我家借粮。可母亲从来没让她们空手回去。因我当时也十来岁了。看到这种人，很是生气，就和她们吵，也和母亲吵过，因当时我们也经常饿肚子啊，而且我母亲饿的是什么样子啊。怎么光借给她们呢？可母亲却对我说：她们是没有吃过苦的人，总不能眼看着饿死她们吧！当时我对母亲的话似懂非懂。现在想起来好像明白了。在那特殊的年代里，生活突然回潮，日子很艰难。母亲把她所有的那点嫁妆全卖了。20块大洋（袁大头的），一块卖1元人民币。还卖了仅有的两付银镯子。可这点钱当时并买不了多少东西，只是为了救命。尽管都很穷，都忍饥挨饿，村里还是断不了去讨饭的。记得母亲总是，给人家做上热汤热饭的让人家吃，还给人家找上穿的，有时还给人家被褥，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这样的事情，放在现在，也没什么可颂扬的，可是，在那父子不相顾的年代里，这是一般人能做的到的吗？记得我小时候，院子里长着四棵老榆树，那时，总觉得那老榆树很高很高，现在想，大概有十几米高吧，直径也有30多公分吧。当时家中实在是没吃的了，地里的野菜也被挖光了。这时，我爷爷和我母亲就商量着刨那大榆树。记得刨树前通知了不少人，都拿着斧子、刀子什么的。等爷爷把树砍倒了，大伙就开始扒皮。连树叶和小枝上的皮都扒的干干净净的。她们拿回去晒干后，上碾子碾成粉，再拌上糠菜吃。因为榆皮粉有着很好的粘和性，那个时候可真是好东西啊。后来，每隔一段时间，我爷爷就砍倒一棵大榆树。就这样，四棵大榆树的皮和叶，就让人们吃光了。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可不是一般的榆树，是救命树啊。还记得的一次，父亲从他学校附近，买了两大包地瓜龙头（摘了地瓜剩下的根），有几十斤吧，母亲也是一份份地分给了人们。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自家多难，有了好事，她总会想着比她更困难的人。在那艰辛地日子里，和村子里的人们，同生死共患难，一起艰难地生活过来。母亲在村里辈份很高，与她同龄的人，大部分叫她奶奶。可我记得，小时候总有那么几个妇女，见了母亲就跑过去，抓住她的手不放开，嘴里“亲人哪，亲人哪”的叫着说话。当时我还在想，这些人，为什么不叫”奶奶“，却叫”亲人“呢？还觉得有些好笑。现在想起来，这是她们从内心深处，从心灵里发出的，感恩的呼唤啊！现在，这些老人大都不在了。但她们在世时，都把我母亲对她们家的好处，告诉了她们的子女。让他们记住母亲是他们家的恩人。后来，她们的孩子们见了母亲，也总是很亲很亲的，感恩不尽。（八）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我的母亲承受着比别的女人更大的痛苦与磨难，她上有老，下有小，父亲又不在家，她又当男，又当女，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在村子里，不少妇女还把她当做主心骨。她比别人担负着更大的责任，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后来，日子一天天渐好了，那艰苦的岁月终于度过去了，总算熬出头了。母亲就开始养猪、养鸡，编炕席，编篓子，织鱼 。供我们读书。父亲66年调到县文教局工作（那时文化教育不分家了）。离家40多公里，没有自行车，就更少回家了。工资又低，这个家主要还是靠母亲的辛勤劳动。那时我和妹妹放了学，也帮着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母亲也教会了我们织鱼 ，做针线这些女孩子干的活。那时尽管累一些，但生活好些了，心情就好了。记得母亲经常给我们讲故事。都是她小时候，从她爷爷那里听来的。那些美好时光也是难以忘怀的。慢慢地我们几个都考学的、考干的参加了工作。（大妹妹特殊情况还在农村）。给母亲减少了经济上的压力，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慰。我和小妹妹都是以优异成绩考出来的，给母亲争了光。这也是母亲最欣慰的。到了70年代，母亲满可以把户口迁出来，去县城跟随父亲去享福了。我们几次动员过她，可她坚决不去。说什么“我到那里能干什么啊，就这么干养着去吗？”这就是母亲的理由。她只会劳动，不会享福，只会付出，不会索取。记得那时母亲养着30多只鸡，一天能捡20多只鸡蛋，但她从来不吃一个，也从来不卖一个。我们无论是谁回家（包括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她都煮上一盆鸡蛋。其实我们也不经常回家，一年也就三四趟家。她把那些鸡蛋都送给了村里需要的人。有生病的，有闹灾的，生孩子的等，这是千真万确的。后来，因为我们都工作了，父亲的工资也渐渐多了。家中的经济条件比村里的农民好多了，这样母亲就更多地援助别人。记得母亲有一年买了一只样子非常漂亮，做工特别精致的竹篮子，形状像元宝，我们都很欢。能装十几斤水果，用了好多年。记得村里一去卖水果的，听到吆喝声，母亲就提着她心爱的竹篮子出去了。无论是桃子、苹果、鸭梨她都买上一篮子，回家的路上见人就给，等回到家就剩下不多了。有时还单独给人家去买。这已成了习惯。再是，我们回家给她买得东西，她也舍不得吃。等我们走后，她就左邻右舍的分，又是给老人的，又是给小孩的，这是后来邻居们告诉我们的。她坚持在农村不出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在村里能经常帮别人的忙。她虽然没有土地（她的地和枣树都没要）了。但每到秋收时，她就主动给人家去帮忙。虽不能上地，但帮人家又是剥玉米，又是捡棉花，还挺忙的。年纪大了也不愿闲着，都拿她没办法。记得毛主席1940年在延安为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先生寿辰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用终身的慈善和淑德，一辈子帮助人们，做的好事数不清。从没和任何人吵过嘴，红过脸。全村老幼，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好的。知道她的人，都尊重她，爱戴她。（九）有母亲在，就有享不完的福。这是我的亲身感受。我和妹妹弟弟“成家立业”之后，也从没离开过母亲的照顾。我结婚时，就没有婆婆。小妹妹结婚后，婆婆长年生病。所以我们生了孩子后，伺候月子，照看孩子的重任，又落在了母亲肩上。特别是弟弟的孩子，直到上小学，才离开我母亲。母亲从四周岁照看她的弟弟妹妹起，一辈子照看起了三代人。她在这三代人身上寄托着多少希望，付出了多少心血，可想而知。母亲从年轻时过惯了艰难的日子。后来无论在我们哪家，都是给我们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把我们的家收拾的干干净净；东西摆放的井井有条；把孩子们喂养的健康可爱。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无忧无虑。母亲总告诉我们，在外面工作，不要怕苦怕累，不要挑肥减瘦，不要耍滑头，不要心疼力气。说干活时使多大力气，就长多大力气。还告诉我们，在外面处事，不要占别人便宜，吃亏是福。平时在家里，让我们节水节电。说什么用多了水有罪。让我们节约粮食。说什么一个人一辈子吃多少东西是有定数的，早吃完了就早死，等等。那些年因为生活还是不富裕，所以我们在吃饭时，没少和母亲生气。因为，每当做鱼吃，母亲就说她不爱吃鱼，做肉吃，她就说她不爱吃肉，让她吃鸡蛋就说她嫌腥。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恐怕我们日子过不好，找出一大堆的理由，却在委屈着自己。母亲去世时，我们给她买的新衣服，好几件没有穿；新鞋，棉的，单的，好几双，她都舍不得穿，放在家里的柜子里。她平时从来自己不买一件衣服。但给别人花钱却特别大方。无论在什么时候，母亲心里总牵挂着她的儿女们。大妹在农村，条件差，母亲在十几年前，就早早地操持着，由我们出钱，由农村堂弟他们出力，给我大妹妹盖起七间瓦房。去了她的心病。2004年，县政府为离退休老干部选了好地段，盖起了楼房，价格很优惠。可父母商量着把楼房让给我弟弟，并把所有积蓄拿出来给儿子买房、装房。后来我侄子工作后，又按揭式贷款买了楼房，爷爷奶奶又省吃俭用攒钱给孙子还贷款。她们自己不去县城，住在40多年前盖的四间土房子里。我曾劝过她们，把房子翻新一下吧，但都不听。我们出钱给她们翻新，也是坚决不让。父亲离休后，也随着母亲在农村里生活，有时到我和妹妹家住两个月，就说在楼上住不惯，又回去。最近几年，随着父亲工资提高了（父亲已去世三年了）。她们手中的钱也富裕了，就经常给村里有困难的人家捐款捐物。我亲爱的母亲，就是这样，在一个村子里，默默地奉献着她的真情与智慧，展现着她的才能与善良，给她的儿女们做出了榜样。这笔精神财富，使我们受益终生。母亲病重期间，神志很清楚，坚决不在医院治疗，非要回到村子里，度过她最后的日子。她的心一直系着这个小村庄。因为在这个村子里，有着她太多太多的付出，有着她太多太多的不舍，有着她太多太多的不堪回首的记忆，和太多太多的美好回想。我亲爱的母亲，就这样，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在灿烂的金秋季节里，走完了她艰辛而又美丽的人生之路，安详地，明明白白地告别了她的亲人们，无牵无挂地去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