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甲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民国春秋

一、成立背景

图书馆一词可谓舶来词。中国自古无图书馆之称谓，但历来重视藏书，如秦代的金匮、石室，汉代的兰台、东观，唐代的弘文馆，宋代的龙图阁等，皆为宫廷的重要藏书机构；其他如铁琴铜剑楼、海源阁、八千卷楼等则是历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古人重藏书，但重心亦在一个“藏”上，藏书基本秘不示人，宫廷藏书常人更难以一观。此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宗旨相悖。清末甲午战后，中国始知西方新式图书馆有异于古代藏书楼，新式图书馆乃启迪民智的工具。于是，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各省纷纷仿国外之制设立图书馆（“图书馆”一词系由日语译来）。最终于1920年—1936年形成了近代图书馆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王子舟《图书馆学基础教程》，武汉大学出版 ，2003，42-43页）。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10月10日，适逢图书馆在全国发展如火如荼之际，而清廷藏书丰富，为 会贤达垂涎不已。因而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即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以满足 会观书所需。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是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下设的图书筹备会基础上所建。1924年11月5日，清代废帝溥仪及其眷属被逐出紫禁城。11月7日，临时政府发布命令，组织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室公产、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清室善后委员会在顶住层层的阻力和压力下，制定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件》，并据此成立图书馆、博物馆筹备会。在图书馆筹备会前期工作的基础上，1925年建立故宫博物院时即成立图书馆。

二、沿革

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时期，乃中国近代最动荡不安的一个时期，外敌入侵，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仍。受时局影响，博物院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也屡屡更迭，但其职能机构却没有变动，只是馆处的负责人随着政局变化有所变动。大致如下：

1925年10月10日下午，故宫博物院成立。在院领导下的组织机构设古物馆和图书馆。古物馆馆长为易培基，图书馆馆长为陈垣。

1927年10月，古物馆馆长改由江庸担任，图书馆馆长改由傅增湘担任。

1929年3月，易培基院长调整了职能机构。院领导下的事务部门为秘书处、总务处；业务部门为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图书馆中的文献部划分出来而成立）。李宗侗为秘书长，俞同奎为总务处长，易培基兼古物馆馆长，马衡为古物馆副馆长，庄蕴宽为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图书馆副馆长，张继为文献馆馆长，沈兼士为文献馆副馆长。

1934年5月，马衡院长调整了馆处领导人。徐森玉任古物馆馆长，袁同礼任图书馆馆长，沈兼士任文献馆馆长，程宗德任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任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张庭济任代理总务处处长（1935年4月起任处长）。

1935年5月，故宫博物院太庙分院改称太庙事务所，并在太庙内设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分馆。

1945年10月，抗战结束，故宫博物院职能机构一如旧制，设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和总务处。古物馆馆长为徐鸿宝、图书馆馆长为袁同礼，文献馆馆长为沈兼士，总务处处长为张庭济，院长仍为马衡。

1948年12月22日起，南京分院向台湾运往文物，共运三批，计两千九百七十二箱。其中古物一千四百三十四箱，图书一千三百三十四箱，文献二百零四箱。数量上虽只占南京分院文物的四分之一，但质量为文物中的精华(王树卿、邓文林《故宫博物院历程》，紫禁城出版 ，1995)。

三、业务成就

(一)汇集图书，馆藏奠基

1925年图书馆成立之始即以外西路寿安宫为馆址，以清室旧藏为基础进行图书收贮，以南三所为文献部办公之用。兹将图书档案收贮方式略述如下：

1.把散存于其他宫殿的图书汇集到寿安宫。1925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成立时，拟定当时除文渊阁存书及摛藻堂之《四库全书荟要》保持原状外，散存他处书籍一律集中于寿安宫（即图书馆之处）。汇集图书明细大致如下：

地点种数册数

昭仁殿193321537

景阳宫364187013

位育斋69316103

延辉阁304452

毓庆宫65115790

懋勤殿58216214

上书房14610055

缎库741363

斋宫473433

玄穹宝殿17312

宁寿宫1106959

南书房1493614

景福宫1512894

弘德殿75455

端凝殿92822

颐和轩463907

萃赏楼843893

景祺阁89990

寿安宫5216443

古董房2003846

南三所582799

南库28368

钦安殿4108

阅是楼22752

乐寿堂23652

摛藻堂629760

寿皇殿1573076

内务府9656

钟萃宫64847

乾清宫10814353

养心殿123957

合计9369①265339

2.汇集民国政府机关学校图书档案

1912年清帝逊位后于1914年把大部分军机处档案移交国务院收贮管理。国务院把此档案移贮于集灵囿而束之高阁。1926年故宫博物院致函国务院提议接收此部分档案，并获得国务院批准。在移交档案的同时，国务院也把收贮于集灵囿的杨氏观海堂藏书（杨氏观海堂藏书是杨守敬出使日本期间搜罗的我国珍稀古籍，因存于杨氏观海堂而得名。杨守敬去世后，其后人出售杨氏藏书，当时政府以三万五千元购之，一部分拨交松坡图书馆，一部分存集灵囿。此次拨交即为存集灵囿之杨氏观海堂藏书）一万五千馀册一并拨交故宫博物院。

1929年，司法行政部移交旧军机处档案卷宗一百零三箱，旧刑部档案与文献共木箱九十六只，白板箱七只，旧刑部档案一百零三箱（参故宫博物院解放前档案卷一三—一四，1929）。

1929年9月，由清史馆、方略馆、资政院提入之书为四千零六十七种三万六千七百一十一册。

1946年，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移交故宫博物院图书总计九十二种，一千四百四十九册（故宫博物院解放前档案卷八一，1946）。1947年，孔德学校移交宗人府档案满汉文玉牒七十四册共八百三十四册（参故宫博物院解放前档案卷八八，1947）；故宫博物院接收原古物陈列所古籍一万二千二百零七册（故宫博物院解放前档案卷九三，1947）。

3.捐赠

解放前的图书捐赠主要有两次，一次为1946年傅沅叔先生赠《顺斋先生闲居丛稿》七册（参故宫博物院解放前档案卷八五，1946）；另一次为1948年福梅龄捐献书籍共一千二百三十七种一万零一百七十八册及散页等七十六张十二卷二份十三厘十一套（参故宫博物院解放前档案卷九三，1948）。

至此，经统计寿安宫已积书四十六万馀册（参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研究》，台湾故宫博物院，1979，29页），连同文渊阁、摛藻堂、昭仁殿三处存书，总数已达五十馀万册。档案因卷帙浩繁，难以统计出具体数字。

4.购买

由于历史原因，清廷的宋元珍本虽大部分留存故宫，但也有部分流失。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故宫博物院不惜重金予以收购，收购明细如下：

名称件数价格（元）收购时间

明文征明书《卢鸿草堂十志》1册2000001946.12.12

唐经生国诠书《善见律卷》1卷150000001947.3.22

雍正乾隆等朱批奏折41本12000001947.3.27

宋版《四明志》1册32000001947.4.28

宋版《群经音辨》1册20000001947.4.28

宋版《春秋经传集解》2册30000001947.4.28

宋版《资治通鉴》1部1003000001947.6.18

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1卷1000000001947.8.16

（二）整理藏书，分库庋藏

图书馆成立之始即以外西路寿安宫为馆址。寿安宫外院东西庑各五间，以东庑为善本书库，西庑为阅览室。内院南殿为春禧殿，北殿为寿安宫，左右为延楼，皆改作书库。东延楼上下排列经史二部及志书，西延楼上下排列子集二部及丛书。寿安宫为殿本书库。春禧殿西屋为满文书库，东屋则专藏杨氏观海堂藏书。此外，东西后院之萱寿堂和福宜斋则改作重复书库。寿安宫北之英华殿亦归图书馆，以该殿为善本书及佛经陈列室。各书库整理如下：

1.文渊阁《四库全书》

民国十九年十月曾按照四库总目分部逐槅检查，至十一月方始竣事。昔年曾有残缺，后由清内务府以文津阁本抄补者计经部一种子部七种集部一种，此外并无缺少，共三千四百五十九种三万六千零七十八册。

2.《四库全书荟要》

摛藻堂原藏之《四库全书荟要》十九年秋间着手整理，先按原书与排架图一一查对登录，再行插架，共四百七十三种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一册。

3.善本书库①

共九百三十九部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册。内有宋刊本五十部八百五十四册，元刊本八十部一千四百三十八册，明刊本四百六十四部七千五百一十二册，《宛委别藏》一百六十二部七百六十五册，旧写本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二百八十八册（善本书库所藏抄本书十九年六月经专门委员会审查分别去留，改送殿本书库及各书库者甚多。故部数册数较之前 告稍有参差，其他各库之书亦有改送重复书库者，亦同此例）。

4.殿本书库

共八百零六部二万五千零六十册。又殿版开化纸《图书集成》一部五千零一十九册（内缺一册），又殿版竹纸《图书集成》一部五千零一十七册（内缺三册）（本库专收钦定诸书，以宫史及续宫史所著录者为范围。其刊刻在续宫史以后者，如系钦定书或御制书亦一律收入，每种只选一部）。

5.经部书库

共九百九十部七千五百一十册，又汇刻六十二部五千七百八十三册（凡版本绝对相同除各库留藏三部外，馀均为重复书，仍按四库分类编入重复书库）。

6.史部书库

共一千三百一十六部二万八千二百六十一册。

7.子部书库

共一千五百三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零一册。又大字石印本《图书集成》四部共二万零一百七十六册。

8.集部书库

共一千八百四十五部二万零十三册。又丛书一百零六部七千二百五十五册。

9.满文书库

共三百六十二部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三册。内有精写本《御制五体清文鉴》一部三十六册，为海内极罕见之书。

10.杨氏观海堂藏书

杨氏观海堂藏书于民国十八年由大高殿分馆移入本馆，共一千六百六十七部一万五千九百零六册。

11.志书书库

清史馆旧藏各种书籍除十九年二月点交国府接收一部分（共计三万一千九百四

十七册）外，尚存各省方志共二千八百一十四部二万五千二百九十二册（另室庋藏），其馀普通刻本及写本之书均依类分置于各库包括上列统计之内。

12.重复书库

共五千三百一十九部七万零八百三十册。内经部七百九十二部九千九百一十七册，史部六百四十七部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册，子部二千四百八十四部一万二千八百零五册，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六部二万八千二百五十二册。

13.杂书库

将各库房内之杂书一并提出，于萱寿堂外院西屋设杂书库共一千一百七十五部六千一百九十三册。

民国十八年（1929）五月由陈垣、张允亮、陶湘、朱希祖、余嘉锡等组成专门委员会，此后关于学术之事皆由专门委员会决定是否实施。图书馆的编目等业务工作也受到了特别委员会的指导。期间图书馆把整理的成果付梓印刷，陆续出版的书目大致如下：

《故宫善本书影初编》《殊域周咨录》二十四卷、《河源纪略》三十六卷、《清宫史续编》一百卷、《清宫史续编书籍门》《明史本纪》二十四卷、《故宫善本书目》《故宫所藏殿本书目》《故宫普通书目》《摛藻堂四库荟要目》《故宫方志目》《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四卷、《满文书籍联合目录》《李孝美墨谱》三卷、《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上京纪行诗》一卷、《吴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太平清调迦陵音》一卷、《天路琳琅丛书第一集》《论语集解》十卷、《尔雅郭注》三卷、《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周髀算经》《九章算经》《历代名医蒙求》二卷、《老子道德经章句》二卷、《常建诗集二卷》《佩韦斋文集》二十卷、《素园石谱》四卷等（参《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概况》，15-23页）。

（四）展览

与此同时，图书馆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陈列展览，先后大致有：英华殿的“宋元刻本佛经陈列”、“《左传集疏》《四书集义精要》等书籍陈列”；昭仁殿的“清代御制诗文集及历朝圣训陈列”；乾清宫、咸福宫的“清代名人及乾隆写本佛经和殿本、抄本书籍陈列”等等（参王树卿、邓文林《故宫博物院历程》，26页）。

（五）文物南迁期间的业务成就

由是观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成立初期，在图书的编目、出版、展览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且成就巨大。如能一直继续下去，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但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中断了故宫博物院的正常工作，图书馆自也未能幸免。为保护院藏文物不受战争损坏，经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南迁。此即历史上著名的文物南迁，一路上的风风雨雨留下了故宫人的一个个难以泯灭的故事。

文物南迁始于1933年，图书馆图书亦随之南迁。当时分五批装箱起运，共计一千四百一式五箱。分别为：

第一批：

文渊阁《四库全书》（附《图书集成》）568箱

明刻本、清殿本、官刻本 34箱

第二批：

宋元明刻本及《苑委别藏》 44箱

第三批：

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145箱

皇极殿《图书集成》 28箱

蒋衡书十三经墨迹 7箱

武英殿聚珍版书籍古香斋十种 6箱

宋元版及元写本佛经 4箱

清刻本《高宗御译大藏经》 54箱

藏文写本《甘珠儿经》 54箱

藏文写本《龙藏经》及写本藏经 110箱

明刊本 19箱

观海堂藏书 50箱

第四批：

观海堂藏书 12箱

乾清宫《图书集成》 26箱

清国史馆钞本及内府钞本 38箱

方志 46箱

明写本佛经 9箱

实录库藏书 6箱

备印宋元版书 1箱

第五批：

明清钞本 8箱

明经厂本及乾隆石经 4箱

清殿本及内府钞本 119箱

满蒙文书 23箱①

图书在南迁期间，亦未放手业务，搬运间隙也开展了一定的业务工作。例如文物南迁至乐山时，乐山地方人士为刊刻乡贤专集，搜求善本校钞，曾派员到故宫博物院驻乐山办事处就钞。自1944年11月14日到19日，计钞成四库子部《武编》，集部《眉庵集》《颐山诗话》《荆川集》《李文公集》五种。为业务上研究需要，曾作校勘书籍二次：一次于1940年7月间，校勘《荀子考》《荀子增注》《新序考》《孔子家语》《史通通释》《醴泉县志》《庄浪志略》《甘肃新通志》《五凉考治六德集》《明一统志》《江南一统志》《新安志》《三辅黄图》《艺文类聚》诸书；一次于1944年11月间，校钞元刊本《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蒙古字书》、观海堂藏书《古谣谚》二书（参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紫禁城出版 ，80-81页）。

南迁期间为适应国内及国际需要，故宫博物院也兴办了几次国内和国际的展览，图书馆也参与其中。例如1935年春，故宫博物院筹备参加英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其中图书馆的图书选了三箱，三十八件（同上，41页）。

四、图书之厄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成长于国家多事之秋，图书之收藏及保护都面临极大的困难，可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七七事变”后，日伪军警曾数次闯入太庙图书分馆，以检查为借口，先后劫走图书杂志二百馀种三千馀册；撕毁、焚烧图书杂志四百馀种八千多册（参刘北汜《故宫沧桑》，紫禁城出版 ，2004，127页）。同时，文物南迁因移运与装箱不当，图书也有所损坏。例如1939年9月，在马鞍山转驳时，因卸运迟缓而未及时卸完，暴风雨突至，造成了文物的受湿。统计有：殿本《万善同归》二册、《永明心赋》二册书页通有水渍；《佩文斋书画谱》二册（卷九一至九二）、《重订教乘法数》一册（卷一至卷二）书角有水渍；《渊鉴类函》六册（卷三三三至三五五）书边有水渍；四库子部《佩文韵府》九册（卷五一之一至之二，卷五七至五九，又卷六三之五至之七）书页有水渍；四库子部《纬略》二册（卷一至四）书角有水渍；四库集部《宋文鉴》一册（卷二四至二五），书头有水渍等。长途车运，恶劣的自然条件难免不损伤书籍。例如至渝时，开箱验视，竟发现明叶氏校勘《国语二函》、元版《东坡奏议》、一函明版《国语解式》、二函《资治通鉴纲目》均浸湿，有水渍；殿本《台湾纪略》《郭（廓）尔喀纪略》均微潮霉伤等。

之所以图书出现了毁坏，乃迫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数量如此庞大的善本古籍，南迁途中只出现了受潮、浸渍等问题，并没有遗失，也可谓古籍保护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与当时故宫工作人员的敬业、负责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我们仍有幸徜徉在故纸堆里，实应感恩于当时为保护善本古籍默默奉献的先辈们。

五 小结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成立是顺应当时大的 会历史背景的产物。随西方图书馆学传入后,图书馆启迪民智这一功能已深入人心。而皇宫旧藏乃当时最大的图书馆，昔时常人难得一观。把皇家旧藏整理出来以飨世人，则是 会的呼声，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选址在故宫内的寿安宫，不适合对外开放。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和利用故宫博物院的藏书，特地于1935年5月在太庙公园内设立图书分馆，公开开放，接待读者（参刘北汜《故宫沧桑》，紫禁城出版 ，2004，127页）。其阅览简章规定“……公开阅览，概不收费，为鼓励阅览者起见，备有门券分赠阅览人以资便利……”（《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概况》，25页）由是观之，当时的故宫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当时的 会形势，是当时 会现象的一种折射。

故宫图书馆的分类虽继承故人，亦有创新。仍以经史子集的四分法为标准，但同时因书制宜进行分类。把同类、同部和同属的图书分门别类，例如划定的天禄琳琅图书、杨氏观海堂藏书和殿本书等均是因书制宜而划分。同时设定善本书库则是对图书价值的勘定。这可谓后来图书馆设善本书库、普通古籍的渊薮。故宫图书馆今天的古书分类布局也仍是如此。

如何尽可能多的开启民智是图书馆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不应是被动地提供资源的利用，更应为主动地利用馆藏为读者提供服务。故宫图书馆成立未几即影印出版珍稀古籍，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此皆是主动之举。时至今日，信息技术大为发展，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整理古籍以飨学林则是现代图书馆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故宫图书馆近些年所做的陈设档、方志等全文数据库皆是此领域的有益探索。此举既可便于学人查找资料，同时也利于古籍保护，与民国时期影印珍稀古籍可谓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