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盐张氏乃是藏书世家，大多数资料将其家的藏书之史追溯到了明末清初的张惟赤，而张惟赤乃是张元济的九世祖。其实张元济的十世祖张奇龄也是一位藏书家，他的堂 是“涉园”，而后张家历代使用这个堂 ，一直到了张元济这里。
张元济早年照片
对于张家世代藏书的情况，陈心蓉在《嘉兴藏书史》中称：“九世祖张惟赤将涉园扩建成海盐当地的林泉胜地，并着意搜藏图籍。绵延数代，到乾嘉之际张元济六世祖张宗松一辈时，藏书之富达到巅峰，除公有的涉园旧藏外，兄弟有六人以藏书著名，张宗松之清绮斋尤著名，宗松所藏书有万册，宋元刊本有50部、抄本290部。与当时江南藏书名家黄丕烈、吴骞、鲍廷博齐名。”
这等高质量的收藏，等到太平天国打来之时，涉园所藏损失殆尽，顾志兴在《浙江藏书史》中引用了张元济之父张森玉的所言：“自更洪、杨之役，名园废圮，图籍亦散佚罄尽，而先世所刻书，更无片板存焉！”
《孙可之文集》民国十一年至一九五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续古逸丛书二十六种》本，书牌
《孙可之文集》民国十一年至一九五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续古逸丛书二十六种》本，卷首
因此到了张元济这里，他对于家族藏书史的继承，仅剩下“涉园”这个名称，而家中的藏书他却一本也未得到，但这个结果更激发了他要恢复祖上的所藏。而后张元济到各地搜寻，凡是看到钤盖有“涉园”藏章之书，他都会想办法将其买下。《张元济书札》中收录有他写给广东大藏书家莫伯骥的5通手札，张在第1通手札中写道：
前月复承寄赐寒家旧藏明刊《事物纪原》全部。开函展诵，手泽如新。坊田来归，距跃三百，阅卷端所钤印记，知为六世第八叔祖詠川先生遗物。涉园藏弆素有盛名，洪杨之乱，散佚殆尽。比来搜辑，稍有归者，亦仅数十部而已。今承先生雅贶，还我劫余，虽为一腋之裘，不啻百朋之锡。谨拜嘉惠，铭感何穷。命写温公训言，只得献丑。一俟时局稍定，即当写呈。
张元济还动员了不少的藏书家帮他寻找涉园旧藏，而莫伯骥帮他找到了一部明刻本，这部书是他的六世祖所藏。得到这部书让张元济很高兴，他跟莫伯骥也讲到了太平天国时涉园旧藏全部失散的情况，而后他努力收藏，仅得到了几十部而已，所以他对莫的帮助表示了谢意。
车停到了城乡结合部
但莫伯骥帮张买到这部书是否收了钱？张在信中没有提及，但他说莫伯骥需要他的一幅墨宝，张说等自己有空时一定呈上。说不定，莫天一仅是想用这部书来换得张的书法作品，这也倒是一段有意思的书坛佳话。
其实想出以书换书法这种妙招儿者，不仅是莫伯骥一位，《张元济书札》中收录有张写给嘉业堂主人刘承幹的手札达250通之多，其中张在第131通中写道：
承赐《金石补正》一部，拜领谢谢。国学凌夷，群言庞杂。昔贤著述多就消沉，吾兄为之刊播流传，匪徒发潜阐幽，抑亦嘉惠士林，功德非□。弟书林寄迹，景仰尤深。每睹新椠，辄拜隆贶，愧乏琼瑶，惭感而已。其他一部当转交东方图书馆，先代申谢。命书联屏，素不善作字，深恐徒损嘉笺。惟瞻此盛举，亦窃愿勉贡数言，藉伸景慕之意。容写成呈上。
刘承幹送给张元济一部《金石补正》，此书不是涉园旧藏，乃是刘承幹让嘉业堂刊刻的一部大部头的书，他将这种新印之书送一部给张，张在信中对刘刊刻此类书大表赞赏，认为这是一种功德事。看来，刘承幹寄给张元济的《金石补正》至少是两部，而另一部则是刘请张转交给商务印书馆下属的东方图书馆。同时刘也提出，请张元济写一幅书法作品。看来，刘在寄书的同时还附上了张老纸，以此表示对张书法之看重。张元济谦虚一番，而后说过一段给其呈上。
在雨中下车，步行向前
由这些记录可知，张元济的书法在当时就广受藏家所看重，而这么多年来，我仅买到他的两幅书法作品，并且价格都不很高。时代的变迁真令人感慨。
张元济在信中说他陆续收到了几十部涉园旧藏，根据现在的资料，其数量实为52部。在战乱之后能够收到这等数量之书，也确实不容易。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元济何等重视祖上旧藏之物。
其实，在民国年间大藏书家陶湘的堂 也是“涉园”，有可能这两个涉园的藏书印区别较大，否则真不知道张元济怎么断定哪些是其家旧藏，而哪些是当时的陶湘流散出的善本。
雨后的地，泥泞不堪
显然，张元济这样的购书方式，更多者是出于维护家族荣誉，因为他买回这些书并不关注是普是善，而重要的乃是其祖上旧藏之物，而他个人的偏好其实极为专精，因为他的主要着眼点只是宋刻本。张元济藏有多少宋刻本？因为没有书目流传，今难以知之，但他的所藏有一部分汇入了《四部丛刊》和《续古逸丛书》中，还有一些他的旧藏最终归了台湾的中央图书馆，苏精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中写道：“目前，台湾所藏已知曾经张元济旧藏的宋本，是‘中央图书馆’的写本《宋太宗实录》、黄庭坚的《山谷琴趣》、欧阳修的《醉翁琴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权德舆的《权载之文集》等几部，数目虽不多，却每部都是连城珍贵。”
沿着小渠前行
还有一事可证张元济确实有佞宋癖。当年海源阁之书散出之后，张元济也想买到其中最重要之物，他在民国十八年元月二十三日给刘承幹的信中写道：
兹有启者，山东海源阁藏书已移至津门，有待贾而估之意，并非全数出售，曾选出二十余种，傅沅叔同年来信谓均已看过，择定最精者十五种，其中有北宋刊本数部，附去清单，敬祈察核。当时曾经议价，书主希望甚奢，谓非四万五千圆不可，亦遂罢议。近日叶玉虎兄来沪，谈及书久不售，颇有贬价之讯，意欲集合同志数人，醵金四万，将此十五种整数购入，各人有所欲得者，再用竞买之法，由出价最高者得之。如此则书归同好，不至散失，而利亦不至于外溢。玉虎之意，每分五竿，渠与弟各认一分。潘君明训认两分。以吾兄保存古籍，提倡最先，知必赞成此举。属为转陈，可否请俯与玉成。如蒙慨允，无任欣幸。玉虎兄拟集款有成，即与书主再行磋商购价。
张元济专盯着海源阁最精的15部宋版，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几部北宋本，但这样的人间尤物当然价钱很贵，当时没有人能买下。此后不久，张元济在上海见到了叶恭绰，叶告诉张，海源阁后人已经降低了心气儿，有可能以不高的价钱买下。
地的顶端是一条河
但即便如此，如果能够独自拿出巨款者也寥寥，于是张元济跟叶恭绰商量出了一种集资购买的办法，他们将股份分为了五份，张和叶各认一份；而上海大藏书家潘明训因为是银行家，所以他钱多，故而潘认购了两份；而剩余的一份，张元济则推荐刘承幹来认购，因为刘也是巨富之家。张元济能够跟这样几位共同集资，足可见他也是实力不凡之人。
张元济为什么偏爱宋版书呢？他在《宝礼堂宋本书录序》中有着如下表述：“余喜蓄书，尤嗜宋刻。固重其去古未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余尝言一国艺事之进退，与其政治之隆污、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况在书籍，为国民智识之所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
张元济的眼界如此之高，这跟他在书界内的曾经沧海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主持商务印书馆几十年，其馆内收到了太多好书，而这些书大多是经过张元济之手收入馆中者，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会为：商务印书馆内的涵芬楼所藏之书，其实是张元济个人的旧藏。
《宝礼堂宋本书录》不分卷，民国二十八年广东南海潘氏藏板本，张元济序言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呢？柳和城在《张元济涉园善本藏书钩沉》一文中认为：“产生误解的原因，可能因为早期商务编译所图书室（涵芬楼）收书工作，往往是以张元济个人名义进行的。1909年初《教育杂志》就刊登过由他署名的《收买旧书广告》。”柳和城在该文中录出了这则广告：
兹为保存国粹起见，拟搜罗旧学书籍。无论经、史、子、集，只须版本精美，的系旧刊，或据善本影抄，或经名人手校，均可收购。海内藏书家有愿割爱者，祈将书名、册数、撰人姓氏、序跋姓氏、刊印时代、行款、纸色、有无残缺损破、欲得售价若干，逐项开示，径寄敝寓。信资自给，合用者即当函商一切，否则恕不答复。伏维雅鉴。上海新垃圾桥浜北北长康里沿马路武原张公馆谨启。
张元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柳和城在文中说道：“张后来在西藏路长吉里寓所的大门上钉有‘收买旧书’的铁皮招牌，为此还发生过‘书包炸弹’历险事件。登广告，钉招牌，主要目的是为涵芬楼购书。不用公司名义，一则可能为讲价方便，二则张元济自己也可从中收得乡邦文献和若干珍本古籍，有时还因为书价较昂而留作自购的缘故呢。”
柳先生的这段话乃是以1916年10月16日的《张元济日记》为证：
将去年四月至本年九月所购旧书汇送图书馆。计价一千七百六十一元。另有宋本《名臣言行录》、《广韵》、《续文章正宗》三种，《永乐大典》四册，共一千七百六十三元。因价甚昂，然将来必长。有信问翰翁，应否归馆。
由此看来，张元济的确是以个人名义替商务印书馆收善本，并且是他先垫钱收购，而后再转给商务馆。如果遇到价格较贵的书，他也明说：公司嫌贵的话，他可以个人买下。
张元济既然如此看重珍本与善本，那他所藏的宋元本为什么归了台湾的中央图书馆呢？其实，这件事跟1940年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有很大关系。当时张元济、郑振铎等人秘密地在沦陷的上海抢救善本，而张元济所藏的精本后来也出让给了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在1941年4月《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八 工作 告》中讲到了这件事：
本月廿二日，又从张菊老处，得其藏书中之最精者五种：（一）唐写本《文选》一巨卷（日本有数卷，已收为“国宝”，并印为帝大丛书），（二）宋写本《太宗实录》五册，（三）宋刊本《山谷琴趣外编》一册，（四）宋刊本《醉翁琴趣外编》一册（残），（五）元刊本《王荆文公诗注》十册（李璧注，国内无藏全帙者）。此五书，皆可称为压卷之作。菊老大病后，经济甚窘。彼意谓：将来必将散去，不如在此时归于我辈为佳。因毅然见让。让共价二千六百元，实不为昂也。得《文选》，总集部可镇压得住矣；得《太宗实录》，史部得冠冕矣；得山谷、醉翁《琴趣》二种，词典类可无敌于世矣；得《王荆文公诗注》，元刊本部分足称豪矣！
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张元济竭尽全力处理商务印书馆的各方面问题，以至于让他积劳成疾，为此大病了一场，而后他就把这几部书转让给了此会，而其给出的价格却很公允，以至于让郑振铎认为他们买到了真正的精善之本。
河道的转弯处
当然，就数量而言，张元济所收善本主要是为了商务印书馆，但遇到大批量的出让而商务馆买不下时，他也希望能够出售给公共图书馆。1906年，夏瑞芳听到陆心源的皕宋楼旧藏因为后人欠了巨款需要用其还账，准备将藏书全部出让，而那时张元济正在北京，夏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张当然知道皕宋楼所藏十分重要，于是他将此事 告给了军机大臣荣庆，但他的 告却得不到回响。张元济回到上海后见到了夏瑞芳，告诉夏此况，夏主动提出这批书可由商务印书馆将其买下，然而陆家开价2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资本，最终皕宋楼所藏之书以10万元的价格被日本的静嘉堂买走了。
站在河边回望
这件事让张元济每每想起都十分地后悔，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说到了自己的心情：“丙午春间，皕宋楼书尚未售与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入，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不见用。今且悔之无及。每一追思，为之心痛。”
可能正因如此，使得张元济替商务大量收购一些藏书家的旧藏，最终建起了涵芬楼，而后又建起了东方图书馆。之后张元济用本馆所藏，再加上各地藏书家的襄助，他影印出了百纳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等，这些书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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