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臻“善”： 会心态治理的发展趋势

会心态是一定时期内多数 会成员共享的价值理念、 会态度、 会情绪和 会需求等 会心理内容的集合。 会心态治理是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依据其主导价值理念，对妨碍或促进国家意志实现和 会秩序缔结的 会心态进行治理的全过程。智能 会作为 络 会和数字 会纵深发展的新形态，对 会心态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智能化提升 会心态的治理可见性

智能 会是正在生成中的 会形态。其当下特征主要表现为 络化或数字化，主要标志是人工智能技术在 会生活中的普遍应用；其远期图景则包括人之外的智能体等行动主体的兴起及相应的治理变革。以应对数字化的近期挑战为重心，承启未来智能形态的治理模式，是探索智能 会治理范式的合理方式。

就 会心态治理而言， 会智能化的直接结果在于全面提升了 会心态的可见性，使得 会心态治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议题。 会心态作为一种 会意识，本身具有非实体性，它易感而难测、可意会难言传，难以把握其存在形态与演变规律。但在智能时代，个体越来越多地在智能终端及其连接的 络空间中抒发个人情感、发表公共观点，主动展示并聚合 会心态，增加了后者的显示度。同时，浏览记录、登录信息、位置信息等痕迹数据，也不断被 交平台和智能终端采集汇聚，成为人们使用算法推断个体或群体特征及其内隐心态的素材与证据。平台、城市大脑等主体对 会心态的非介入性采集和洞悉，增强了后者的透明度。

一旦某种 会心态成为可见的 会事实，就再难脱离治理视野。换言之， 会心态的物理可见性直接提升了治理意义上的可见性，即它本身正更多地被以政党和政府为代表的行动主体定义为“待治理”的议题。 会心态治理由此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在我国，这一治理主题的涌现也突破了传统国家治理主题中关于经济、政治、 会等治理领域的划分，加强 会心态治理正逐渐成为一种治理共识。

智能化对 会心态治理的新挑战

智能 会的演进模糊了 会心态与 会行为的边界，呈现出线上线下虚实共生、心态风险与行动风险交织缠绕的特征。这对 会心态的治理策略与治理工具提出了新的挑战。

智能化促成了零散心态向共享心态的演化。 交软件的分享机制，文本或视频的时长限制，算法推荐的范围、内容、频率等规律，都以相关平台对人类心理特征的精准利用为前提。此类技术往往把人类互动过程的复杂性简化为点赞、转发等二元化的态度立场或简单行为。这虽便利了个体的观点表达，却也可能导致 络行为高度两极化。由于缺少真实人际互动中的面部表情、语音语调等生理线索对个体情绪表达的抑制作用，虚拟世界中的情感渲染往往显得更为直接、迅速、不计后果，并在情感驱动下把多种复杂信息异化为某种偏离个体本意、趋于非此即彼的态度立场。这极大压缩了 会的多元性和人类认知的复杂性。许多事实错误但情绪饱满的虚假信息或不实信息能在 络世界快速传播，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这已成为 络空间治理的一大顽疾。

智能化加速了从 会心态到 会行为的转化。 络空间天然的相对匿名性，加剧了个体的“法不责众”心态，使得 络中的“围观”“人肉搜索”“骂战”等现象屡见不鲜。此类现象不宜理解为只是一种观点或情绪表达，而应视为一种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真实 会行为。把想法变为行动本需多种边界条件，而万物互联的趋势则极大降低了边界的门槛，由心态直接触发行为，造成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情况愈发普遍。在未来学意义上的“元宇宙”中，个体甚至可以完全凭借主观意志、通过虚拟增强技术展示多种角色行为、缔结“ 会关系”、创设“ 会规则”。这样，内在心理活动将取代外在行为的主体位置，成为“元宇宙”中的主要治理内容。这将预示着整个 会心态治理内容的革命性变化。仅就当下现实而言，因被 络暴力导致个体抑郁甚至自杀的案例也屡见 端，充分体现出所谓“虚拟行为”对真实行为的外溢作用。这提醒 会心态治理应高度重视治理的边界与起点问题。

智能化推动了 会心态治理场域的重心转换。其表现是 络空间取代现实空间成为 会心态的主导治理空间。在前 络时代， 会心态的治理场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往往只能以“察势观风”的形式进行粗放式和暗箱式的治理；进入 络时代， 络空间逐渐成为 会心态的集中容纳器，其治理属性初步显现；进入智能时代， 络空间不仅成为 会心态的容纳器，还是 会心态的生成器，无数的传感器和智能终端以及时刻运转的智能算法，不间断地展示、制造、聚合新的 会心态，并催化着新的 会行为。此时， 络空间已成为 会心态治理的主要空间。其中，以 交平台为主要代表的智能平台作为聚合 会心态的主要中介，又进一步成为 会心态治理的主要阵地。空间的转换也必然意味着空间治理术的转换。如何在智能时代划定 会心态治理的行动边界、创新工具组合、更新绩效指标，都需要新的理论想象力并为之提供循证依据。

提升 会心态的智能治理水平是当务之急

智能技术的兴起提升了国家对 会心态的判别与干预效能，但硬件设施落后、算法智能不足、数据孤岛效应等因素仍制约着 会心态的智能治理水平。在政府治理能力上，以市民电话热线、政务平台留言板等渠道把握市民心态的传统方式仍离智能化较远，对此类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更多依赖人工统计而非人工智能，这阻碍了对老百姓“急难愁盼”心态的掌握度及其背后问题的识别率。在平台治理能力上，智能产品的友好度和渗透性仍有不足，限制了智能设备的覆盖范围和 会心态的感知范围，老年人、盲人等群体往往被排斥在 会心态的采集范畴之外，缩小了平台赋能的辐射半径。在突发事件后的舆情治理与心态引导上，处理舆情信息的及时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极大考验着政府和平台的智能治理能力，因智能覆盖率、使用率不足而造成“智能失灵”的情况还普遍存在，疫情期间因健康码行程码定位不准、更新不及时而造成风险误判的情况偶有发生，而个别滥用此类智能技术进行一刀切管理的现象更是引发了诸多负面 会情绪。

为此，应通过更高水平的智能化应对 会心态治理的技术挑战。这包括：推进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使更多智能平台及技术覆盖更多人群、更多场景、更多时段，通过更高强度的接触频率、更高密度的信息采集、更高精度的识别能力去主动发现、甄别和引导 会心态；优化智能应用的人性化和适龄化设计，解决老年人、未成年人、盲人等特殊群体的使用“痛点”，提升其 会心态的可见性，以更好地发现并满足其美好生活需要；集成不同智能平台的脱敏数据，在确保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安全的前提下，采用更多非介入性的数据采集和推断方式把握 络舆情和 民心态，并为 会心态的在线干预创造条件；建立更为有效的 络谣言实时识别、及时阻断和自动辟谣的在线联动系统，以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类似应急事件的过程中，为谣言治理进行智慧赋能；前瞻“元宇宙”等未来情境下的 会心态智能治理趋向，为更新形态的智能 会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此外，还应注意统筹线上线下、 络空间与实体空间的 会心态治理，不能把智能技术作为治理 会心态的万能药。具体而言，不能以活跃 民的心态代替所有 民心态，进而以 民心态代替全民心态，避免以偏概全而误判 会心态的整体状况；不能抛弃传统的民意调查、舆情引导和心态塑造机制，而应继续发挥其作用，并与智能治理形成优势互补；树立底线思维，防范因突发事件、极端气候、地缘冲突等因素造成电力中断或能源危机而出现智能失灵甚至瘫痪的极端情况，确保此时仍能以替代方式进行 会心态的风险识别与有效治理。

发挥“智治”优势，达成“善治”愿景

会心态的智能治理需在“用智能技术对 会心态进行治理”和“对这种智能技术本身的治理”这两个向度上同时发力。前者重在提高 会心态治理的效能，发挥“智治”优势；后者旨在确保 会心态治理的正确价值导向，达成“善治”愿景。

要言之， 会心态治理应以善治愿景汇聚智治要素，并以智治促进善治，从而创造以人为本而非以算法为本、人人遂生乐业且心态和谐的智能 会。

《光明日 》（ 2022年09月02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