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老舍、傅雷、邓拓等中国名家的著作权保护期已过，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公有领域，预计将掀起一波出版热潮。那么，著作权到底包含哪些权利？除了已经公开出版的作品外，相关书信、手稿的著作权与隐私权又该如何处理？就此，《上海书评》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刘永沛先生。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主要从事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同时是兼职执业律师，任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主任，负责知识产权诉讼业务。在他看来，著作权的保护要能够激励创新发展，隐私权的保护要符合 会常识，同时发挥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功能。
刘永沛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一、著作权包含哪些权利？
黑格尔
上海书评：那么，为什么是五十年呢？这个规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上海书评：除了书面作品，据说著作权还保护口述作品。那么，如果学生根据自己的课堂笔记整理了老师的讲课内容并出版，著作权如何界定？口述作品的保护期也是五十年？
上海书评：具体到最近出版界的一则新闻，有人在美国发现老舍名著《四世同堂》被遗失部分的英译稿，又将这部分内容译回中文发表。因为这部分英译稿的中文原文从来没有发表过，老舍的继承人是否享有著作权？当年的英译者享有哪些权利？
刘永沛：老舍去世的时间是1966年8月24日，到2016年底刚好过了五十年，所以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就不受保护了，继承人也没有财产权，但依然有权保护人身权。至于《四世同堂》的英译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作品，权利属于译者。假设在2016年前出版，则要经老舍继承人的许可，因为译本的出版涉及翻译权的许可问题；但如果是在2016年后出版，则跟老舍的继承人就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在2016年以后，任何人都可以翻译老舍的作品在任何地方发表。
浦爱德
上海书评：这部译稿是1948年3月至9月间，由老舍口述，浦爱德（Pruitt）翻译，1951年以《黄色风暴》（The Yellow Storm）为名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浦爱德逝世于1985年，去世后将自己的档案、文学等资料捐给了施莱辛格图书馆，其中就有《黄色风暴》的完整手稿。这手稿还在保护期内吗？
刘永沛：基于合理使用的理由，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直接被他人翻译用于个人研究等非商业目的，不需要获得授权，翻译者都享有译稿的著作权。但如果翻译还在保护期内的作品，没有获得授权，则翻译者不能对译作进行发表、传播，否则就构成对原作翻译权的侵害。由于翻译权是著作财产权的一部分，所以过了原作的保护期，译作就可以径行发表。至于您说到的浦爱德这个译本《黄色风暴》，已经在1951年发表过了，译者在1985年去世，因译稿的手稿捐给了施莱辛格图书馆，所以手稿的物权由施莱辛格图书馆所有，施莱辛格图书馆可以像处理其他所有物一样来对待，也可以公开展览，没有期限的限制。至于手稿所代表的著作权，则要结合作品《黄色风暴》发表的时间、地点和译者浦爱德去世的时间而定，且保护期因国别不同而有所差异。根据美国版权法的规定，在1978年1月1日之前出版的作品，第一个保护期是二十八年，到1979年到期时还在保护期之内，可以再续展六十七年，故要到2046年才到期。所以，三十年之内财产权还受保护。至于谁拥有著作财产权，则要由浦爱德的捐赠协议而定，如果著作权没有捐赠给施莱辛格图书馆或其他人，则仍由浦爱德的继承人享有。相应地，根据中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译作《黄色风暴》的保护期为译者浦爱德死后五十年，即至2035年12月31日止。因为各国版权是独立的，所以在2035年之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出版，都要获得许可，而在2035年至2046年之间，在美国出版要经许可，而在中国出版则不必经许可。版权的时间性，体现了与物权的一个重要差别。
二、书信的著作权和物权如何理解？
上海书评：下面想请您谈一下关于书信的著作权和物权的关系问题。
书信可由三个层次构成：内核是由书信中的信息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中间层是作为书信载体的信纸等物理介质，最外层是书信中信息的表达形式。书信的三个层次结构都涉及信息：内核可能蕴含着写信人不愿意公之于众的内容，涉及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中间层是物理层，属于物权的保护范围；信息的表达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简单的文字，也有可能是书法、美术等作品，这属于著作权的保护范围。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著作权和物权可以分离，由不同的主体享有，相互之间不得“互相伤害”。但有例外，根据中国的著作权法（第十八条），美术作品的展览权属于原件所有人，实际上是分享了一部分著作权。但原件所有人在行使展览权的时候，受到原始著作权人发表权的制约，只有在原始著作权人发表之后，才可以展览。
上海书评：那合理使用呢？国外有些案例总结道，“合理使用”不受此限制，包括公开部分书信内容，供学术研究，根据信件内容进行分析、推断等。此外还有特殊情况，比如抗辩时可以公开对方的信件，采访往来信件应视为双方共同创作等等。
刘永沛：合理使用问题比较复杂。中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理使用，都要以作品发表为前提；虽然美国版权法（第一百零七条）有规定，作品未发表也可以进行合理使用，但仍要考虑四个要件，受到使用目的是否营利、作品性质等因素的严格限制，实属不易。
关于采访往来信件的问题，则要考虑作品创作的实质过程。如果双方都实质性地参与了作品的创造，则权利归双方所有；如果提问者只是进行了记录整理等辅助工作，则著作权仍应属于被访者。
上海书评：具体到2013年发生的一件官司。有拍卖公司准备拍一批钱锺书、杨绛夫妇及其女儿钱媛的信件，被钱夫人杨绛先生告上法庭。您能从著作权法和物权法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个案件吗？
钱锺书、杨绛、钱媛合影
上海书评：说到书信的隐私权问题，那么书信是否享有隐私权？这个隐私权也跟著作权一样，有保护期规定吗？
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时间的限制。
上海书评：既然隐私权是无限期的，这意味着什么？那么假设发现杜甫、苏东坡的一封信，也不能公开吗？
刘永沛：当然可以。隐私权保护也要考虑其现实意义，并符合 会的常识和认知，而不能教条和僵化地适用法律。在台湾就发生过一个闹得沸沸扬扬的 “诽韩案”：1976年10月，有一个叫郭寿华的人，以笔名“干城”在《潮州文献》第二卷第四期发表《韩文公、苏东坡给与潮州后人的观感》一文，指责韩愈具有古代文人风流才子的习气，在妻妾之外仍不免寻花问柳，以至于染上性病，又听信方士之言，食用硫磺中毒而死。此文刊登后，韩愈第三十九代直系孙韩思道向法院提出自诉，控告郭寿华“诽谤死人罪”，台湾一、二审法院都判决郭寿华败诉（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1999年版，第3至4页）。这案件的判决结果成了笑话。我们不能无限制地向前追溯。首先，需要有人提出诉讼，证明主体资格就很难，如何证明起诉人与“被谤者”有直系血亲？一般来说，在 会变迁特别快的时代，超过四代的直系亲属，关系认定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其次，行为是侵害隐私还是表达自由，也需要权衡。当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时候，就要对法律作合理的解释，而不能成为机械适用法条的逻辑机器。
韩愈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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