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自古即是富庶之地，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新中国成立初期，苏州百业待兴，1952年苏州第二产业占比仅为24.8%，制造业企业小而散，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迄今，苏州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全国以至全球的工业重地。

40多年来，苏州从最初的“农转工”到“内转外”，坚持改革创新和对内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一切外部资源，主动接受长三角及上海之辐射，逐步形成了“内外联动、共生共赢”的包容发展之格局。40多年来，苏州制造业以满足国内外需求和转型升级为原动力，以产业集群化和细分领域“专精特新”化为突破口，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智能制造以及产业链集群化和高端化。现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16万家工业企业，覆盖35个工业大类，171个工业中类和505个工业小类，是我国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2021年苏州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2万亿元，居全国第2位（仅比深圳低33亿元）。其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四大产业集群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与此同时，苏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推动产城融合和产业绿色转型，经济 会与自然和谐发展取得突出成效，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步入世界前列，园林式城市更加秀美，美丽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01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制造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1. 1978-1992，“苏南模式”推动制造业快速起步

改革开放伊始，苏州就把发展乡镇企业提到重要位置，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政府积极参与、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苏南模式”。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苏州一方面对现有 队企业（即建国后人民公 时期创办的工业，1984年后更名为乡镇企业）全面整顿提高，积极探索推行经营管理模式改革，使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有利的区位优势，大力兴办新企业，大张旗鼓地组织开展横向联合，实现乡镇企业的跨越式发展。苏州联合发展的对象，既有上海等地的大企业，又有本地城镇的县属企业，还有本地大专院校的科研单位，甚至还有其他省市的“三线”企业。经过10年大发展，到1988年苏州全市乡镇企业户数超过1.5万家，职工总人数超120万，工业总产值达238.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近1/2，乡镇企业成为苏州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到1991年，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450.1亿元，比1988年又增长约一倍。

2．1992-2012，外向型“苏州模式”引领制造业持续跨越

以国家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苏州依托乡镇工业崛起形成的巨大加工生产能力，提出“从五湖四海走向五洲四洋”战略，外贸、外资、外经“三外齐飞”，合作、合资、独资并举，各级各类开发区并进，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嵌入全球产业链，实现了“内转外”的根本性转变，形成了外向型发展的“苏州模式”。1992年当年，全市新批“三资”企业2000多家，新批境外投资企业30家；1994年，中国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充分借鉴新加坡经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招商，积极营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大力吸引世界一流企业入驻发展；苏州所辖各县各显神通，昆山市“以台引台”、“以商引商”，迅速成为台资的聚集地，10万台商台胞在此安居乐业；太仓市深入开展对德合作，成为全国首个“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1992-2012年的20年间，苏州累计批准外资项目33450个，实际使用外资1016亿美元，140多家国（境）外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苏州设有投资项目，出口从9.6亿美元增长到1747亿美元，进口从2.2亿美元增长到1310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从14.7%提高到92.27%。

外向型经济带动了苏州制造业在短短20年间，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主导，到加速转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引领的升级蝶变。1992-2012年间，苏州工业增加值从209.8亿元增长到6193亿元，年均实际增长15.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3个百分点。2012年，苏州市规模以上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980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4.1%。如果按照高技术制造业的统计范畴加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产值，2012年苏州高技术制造业占比达到38.6%。

3．2012至今，“内外联动+创新集群”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苏州发挥发展水平高、转型升级早的优势，加速民营经济发展、加强内外资融合，加深长三角一体化步伐，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作为重中之重，走上了从“世界工厂”向“创新高地”转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抓住国内市场快速扩大的机遇，苏州通过“内外联动”开启了民营经济腾飞发展新阶段。这一期间，苏州充分发挥外资企业的溢出作用，支持传统产业领域民营企业加快改造提升，引导民营企业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激励民营企业创建品牌，强化产品质量，促进民资与外资“比翼双飞”。苏州还积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制度改革，支持外销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促进内外资企业深入合作。2020年，苏州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1%，超过外资和国有经济成为经济中的主体。

苏州投入巨资积极兴建科技创新载体、引育高端创新人才，提供高品质创新服务，着力集聚创新要素，完善创新生态，助力工业经济创新发展。2021年，苏州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截至2021年底，苏州共建设了1193家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19家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24家省级院士工作站和78家市级新型研发机构。共有高层次人才32万人，高技能人才82.4万人。入选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创业类人才总量连续九年位居全国第一。大量的创新投入取得了显著效果，2021年苏州共有11165家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1686.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52.5%。2021年，苏州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项（人），其中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

02 苏州制造的国内外位置

1．苏州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节点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行者

改革开放40年多来，苏州以其不断升级的产业集群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奠定了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核心节点和转型升级前行者地位。

苏州是全国不少重要产业链的发展基地。苏州工业体系较为完备，产业链垂直整合能力强，是长三角乃至国内很多产业循环的发起点和连接点。不少细分领域，特别是部分关键和基础领域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图1），比如，电子信息产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一代移动通信、传感器等产品的研发和制造领域，具有国内领先的综合制造优势，2021年已有规模以上企业1372家，实现规上工业产值12096亿元，与深圳和东莞等处于全国第一方阵。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1.2万亿元，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3201亿元（2020年数据），在全国城市中仅略低于上海（3403亿元），专用设备制造业的规模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最高。苏州装备制造业集聚了4218家规上企业、21位院士（专家团队），引进国家级人才20名，建有国家级创新载体16家，已经拥有了一批具有核心技术的高端制造企业。太仓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了舍弗勒、慕贝尔、合兴等300多家知名企业落户，这些跨国公司的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燃油喷射系统等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60%。

图1 苏州重要工业品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1]

苏州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策源地，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前行者。苏州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大，产业结构高级化特征突出。2020年，苏州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10697亿元，占本市制造业的29.5%，这一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8.1个百分点，在全国仅次于深圳和东莞（图2）。近年来，苏州前瞻性布局了“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四大先导产业，致力于加快新兴产业发展。2021年，四大先导产业完成产值9623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23%。生物医药产值达1305亿元，成功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综合竞争力跃升全国第一，产业、人才、技术3个单项竞争力均居全国首位。纳米新材料产业跻身全球八大集聚区之一，入选国家首批先进制造业集群。

图2 2020年苏州市主要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与其他工业强市的比较

苏州制造业基础能力高，智能化改造进展快，是我国产业链高级化的重要创新者。近年来，苏州聚焦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和工业基础软件等“五基”领域，实施了17个国家产业基础再造和工业强基项目。近年来，信达生物的PD-1/PD-L1单抗药物、亨通的海底光缆、苏大维格的微纳光刻、纳维的大尺寸氮化镓衬底等率先打破国外市场垄断。苏州大力开展数字化改造升级工程，推动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在制造业的深度应用。全市累计获得国家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 试点示范项目26个，工业互联 标杆工厂26个，503个省级示范智能车间（截至2021年1月初）（图3）。2021年，苏州拥有国家级智能制造业示范工厂3家、省级智能工厂13家，全球“灯塔工厂”5家，占全国数量的约七分之一。

2．苏州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1）与相似人口规模的其他国家相比较，苏州制造业规模处于领先位置

苏州常住人口规模约1300万人，2021年人均GDP为17.82万元，折2.76万美元。虽然苏州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与其他国家并不太适宜进行制造业发展的直接比较，但从全球来看，相似规模的经济体在很多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可比性。2019年苏州工业增加值为8319.5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约8130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约为1177亿美元。在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中，我们着重选择了2019年人均GDP1万到7万美元之间，且人口规模在500-3200万以内的20个经济体，着重比较制造业的规模大小，如图4所示。在人口约1000万左右的经济体中，既有发展水平低于苏州的匈牙利、希腊、葡萄牙和捷克，也有发展水平更高的阿联酋、以色列、比利时、瑞典、奥地利、荷兰等（2019年人均GDP高于4万美元）。与这些经济体相比较，2019年苏州的制造业增加值约1200亿美元，不仅高于瑞典（人口1028万，制造业增加值684亿美元）和奥地利（人口888万，制造业增加值736亿美元），也高于荷兰（人口1700万，制造业增加值981亿美元），甚至高于人口规模更大的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均约782亿美元）。

2）从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看，苏州处于全球较好水平

提升价值链位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一般而言，后发国家在发展初期，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通常会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供应充足，面临最激烈的竞争，其附加值水平也最低，所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从全球经济体看，各国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比重差较大（其中部分原因与对高技术产业的定义有关，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电子信息产业实际上属于低附加值的代工或组装环节）。例如，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这一比重大约在40%左右，而发展水平更高的希腊、葡萄牙和澳大利亚仅在20%左右，但从制造业大国看，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比重总体呈随人均GDP水平发展而明显提高的趋势。比如日、韩、德均在50%以上。2020年苏州制造业中销售产值3.38万亿元，其中低技术、中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为4475、5683和23613亿元，其中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为69.9%，在主要国家中仅低于新加坡。说明从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看，苏州已经处于较好水平。

3）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看，苏州也处于较高水平

国际经济中常用显性比较优势、出口比重、价格水平等比较各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苏州作为一个国内地区，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存在一定的难度，这是因为国内存在地区间的产业分工，比如有些内陆地区可能没有国际贸易，其主要与国内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竞争力很低。但考虑到苏州作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前沿城市，我们仍然采用一个最常用的指标，出口占产出（总产值）的比重进行粗略比较。同样进行了低技术、中技术和中高及高技术三类制造业的比较。

2020年，苏州市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依存度为49.3%,与韩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相似，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韩、英、意大利和德国的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出口依存度分别为44.8%、46.5%、46.9%和50.2%），显著高于新加坡、美国及加拿大的水平。这说明与制造强国相比较，苏州在中高技术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较高水平。

4）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苏州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处于较低水平

人均工业增加值是反映各国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的综合性指标。如果一国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则人均增加值必然会较高。2019年苏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约266.9万人，相应地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约4.4万美元/人。这一数值显著高于当年中国全国平均水平（3.66万美元/人），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这一数值处于较低水平。例如，2019年希腊人均GDP为1.91万美元，显著低于苏州的2.76万美元，但希腊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为4.5万美元/人，反而略高于苏州。其他发达国家中，2019年英国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为8.7万美元，法国为9.2万美元，日本为12.5万美元，韩国为16.7万美元，美国达到22.2万美元，苏州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有明显差距。

总体来看，与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比较，苏州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较为高级，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比重较大，说明其国际竞争力也较强，特别是与相似人口规模的经济体相比较，苏州制造业的规模显著大于其他国家，说明苏州制造业总体实力较强，产业结构也较为高端化，但苏州制造业人均增加值显著低于其他国家，今后产业升级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内部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

03 苏州制造的鲜明特点

苏州作为长三角的重要核心、全国的头部城市，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中，其制造业与国内其他地区或城市相比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在这方面我们主要将苏州与同为制造业大市，但均不是直辖市或省会的城市——深圳、无锡、宁波、青岛和佛山进行比较分析）。

1．外资与内资共生共赢

苏州是我国充分利用全球化浪潮、中国入世机遇，全方位、大规模融入全球产业链，依托以外贸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型。苏州曾被视为“世界工厂”，因少数外资撤离一度被质疑产业空心化，至今仍有“苏州离了外资就什么都没有”的观点存在。但通过调研可以得出，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合力引导下，苏州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苏州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了内外联动、内资与外资共生共赢的格局。

苏州民营经济已占半壁江山。从企业类型来看，2020年苏州民营经济在GDP中占比为51.1%，比无锡、宁波以及佛山低十个百分点以上（三市的比重分别为65.8%、65.1%和62.8%），与青岛（2013年为53.5%）差不多，高于深圳（2018年为43.8%）。2021年，民营经济完成民间投资3393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60%，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60%，吸纳就业总人数超80%，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比重超85%。苏州拥有23家全国民营制造500强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民营经济在经济 会发展、创业就业、技术创新、税收贡献和吸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凸显，这也显示出近年来苏州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表1 民营经济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对比

注：1.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公 以及其他渠道的官方发布[3]。

2.因2020年广东省民营经济 表制度暂停，所以佛山和深圳只有2020年以前的数据。

3.青岛自2013年后未公布此数据，可参考2021年9月发布的《青岛市“十四五”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青岛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达到50%以上，可以认为青岛目前的民营经济占比不到经济总量的一半。

尽管如此，苏州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特点仍然非常突出，外资对苏州制造业仍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截止到2021年底，苏州累计使用外资1400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68.6%，苏州市目前有1.7万家外企，其中制造业9000多家。制造业使用外资的行业，主要包括通信、电器机械、设备制造、化工；主要国别来自于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等。昆山、工业园区、高新区、太仓等板块，外资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皆超过50%。从2016年开始，外资总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利用外资的占比逐年扩大。

苏州通过外资的大量落地，快速提升了制造业的层次，并建立起扎实的制造基础。这与依靠民营经济一路成长起来，以佛山为代表的珠三角制造业，形成了一定区别。

尽管早期外资在苏州是典型的“两端在外”模式，但外资仍然对苏州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正外部性。通过调研可以总结出，外资对于苏州本土制造业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产生溢出效应：一是带动更多本土企业为外资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例如昆山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提升了其生产制造基础能力；二是许多外资企业出身的企业家在苏州创业，将外资在当时相对先进的技术水平、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带给苏州民营经济界；三是外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为本地制造业转型服务，如博世、纬创资通、友达光电等输出解决方案和管理经验，为苏州企业提供专业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四是在政府治理、对外开放等制度创新方面，给苏州以借鉴，例如让昆山打开外资引进之门的全国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即来自台资的经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则离不开与新加坡共建工业园区的经历。

可以说，外资为苏州民营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制造能力和管理理念的软硬件基础。同时，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为外资企业提升竞争力做出了重要支撑。苏州民营企业在部分关键领域技术已跻身国际先进水平，也有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在本土研发、生产的产品和技术走向国际市场。民营企业沪光汽车为德国大众、戴姆勒奔驰等企业配套高低压线束总成；丹纳赫旗下贝克曼库尔特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推出流式细胞分选仪，在本土实现研发和制造。

2．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调共进

为应对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短缺、环境容量约束、劳动密集型产业因竞争力下降撤离等风险，国内各地纷纷追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重视不足。然而，传统产业并非落后产能的同义词，苏州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兼顾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平衡。

钢铁、化工、纺织等苏州传统的优势产业，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从要素拉动转向创新驱动，向先进钢铁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高端纺织材料、高端装备等转型，不断提升整体水平和竞争力。政府大力支持传统产业，例如张家港在环保和能耗指标压力下，仍然全力保障沙钢集团项目建设；沙钢亦通过积极转型，实现创新驱动，打破了人们对于“传统产业”的固有印象，自主研发的盐浴线桥梁缆索钢、超薄带结构钢、超薄带高强钢等新材料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同时，苏州积极推动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和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围绕企业缺方案不敢转、缺技术不会转、缺数据不能转、缺资金不愿转等难题，通过免费诊断、技术输出、平台赋能、贴息奖补等措施，营造全流程服务生态，助力企业转型。

为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层次，2009年以来，苏州积极培育和发展包括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如今已经颇见成效。如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十几年深耕发展，现已成为苏州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截至2021年底，苏州当年新增11家生物医药领域上市企业、新上市6个创新药，均居全国前列，生物医药产业规上工业产值2021年预计将突破2000亿元。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应该是继承与迭代的关系，而非取而代之，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跨界链接也可以产生出新的动能。正是由于苏州积累的制造业基础，才让这些新兴产业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可能，例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依托于苏州的精细化工产业基础，高端医疗器械的发展则依托于苏州制造的精益化生产能力，而氢能、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在钢铁、化工领域的深厚积累。

3．集群式发展与大中小企业互利互促

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二次创业”后，苏州乡镇工业由分散走向集中，逐渐实现产业集聚。乡镇工业小区的开发建设，彻底改变了以往分散发展的格局，节约了土地资源，收到了“筑巢引凤”、招商引资、集约发展的良好效果。之后随着改制的完成，逐渐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产业集聚业态。

2000年之后，苏州经济增长迅速，并在2004年一度超越深圳位列全国各城市GDP排行榜第四位。以外资带动出口加工、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政府引导下的开发区经济著称的“苏州模式”[4]广为人知。政府引导下的开发区经济，尤其是“嵌入型”产业集群[5]的发展使苏州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产值比重均出现巨幅下降，电子信息等产业强势增长。这种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式虽然带来了产业经济的迅速增长，但缺乏根植性，多位于微笑曲线的低端，也为后来苏州制造业的转型带来诸多隐患。

近十年，随着苏州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生产转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制造，从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技术和工艺融入产业集群，以传统优势产业纺织为例，苏州已经形成了包括吴江丝绸板块、张家港毛纺毛衫板块、常熟服装板块在内的多个专业化特色明显的纺织产业集群中心。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先导产业集群也在茁壮成长。当前，苏州除了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等全国知名产业集群外，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也有着较强集群优势。其中生物医药聚集企业3000余家，从业人员5万名，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业园区成为全球八大纳米技术产业聚集区之一，是全国纳米人才最集中、产业聚集度最高的区域。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以苏南模式为代表、基于民间自发推动并逐渐与上海形成合作配套的产业集聚，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大规模引进外资，从一个个小的产业集聚变成大的产业集群，苏州逐渐拥有了极为强大的制造能力。在调研中，有一段话被反复提到，让人印象深刻。“对于任何一个一个部件，如果材料不受限，我们只要两周时间就能做出来。”

近年来，苏州尤其重视将产业集群建设与创新能力培育融合，并在近期提出了打造产业创新集群——在产业集群中注入创新能力，让创新资源汇聚在集群之中。

苏州市特大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数量，也显示了苏州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特点。体量大、综合能力强的龙头企业是拉动产业发展的支柱力量，专精特新企业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掌握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的基础。苏州的龙头民营企业数量要高于无锡、宁波和佛山。在2022年《财富》世界五百强榜单中，苏州有三家上榜企业——恒力、盛虹和沙钢，这一数据虽少于深圳（中国平安、正威集团、华为、腾讯、万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比亚迪和顺丰，共10家），但多于佛山（碧桂园、美的，共2家）、青岛（海尔，1家）、无锡和宁波。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方面，苏州落后于宁波和深圳，高于其他三个城市。但从省内比较来看，苏州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2家，江苏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04家，位列江苏全省第一。

4．产业升级与“产城人”融合齐步并进

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苏州注重“产城人”融合与城乡融合齐头并进，以“一体两翼”的布局有机融合城市更新与古城保护，探索出一条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升级协同推进之路。同时苏州深厚的人文传承和优美的城市环境，成为众多企业家选址苏州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后劲。

“产城人”融合发展以城市为支撑，为产业提供发展空间、经济载体、制度和服务保障；以产业为基础，驱动城市更新、就业结构转型，引领未来经济发展方向；以人为核心，促进产业与城市之间有效互动和融合上升，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城市竞争力，形成三者协同发展模式。

“产城人”融合发展可谓苏州的城市灵魂。苏州工业园区从一开始就摒弃单一的工业发展模式，着眼于“产城融合、以人为本”的定位。在积极、超前的园区规划指引下，通过市场化的投融资模式，主动吸纳和培育创新型产业，充分发展本地产业链，积极布局现代服务业，从以产兴城到产城共荣。同时，园区充分重视“人”作为关键的连接因素，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制度，打造人才开发体系和产学研创新共同体，借鉴并成功推广了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以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城市整体生态环境的科学布局为“产城人”融合发展提供要素支撑。

如今，工业园区与当初的发展规划基本实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拥有完善的产业与城市功能，产业集群带动效应突出，产业结构持续更新，始终保持较高经济增速，以苏州3%的土地和9%的人口创造了全市15%左右的经济总量，实现了产业、城市、人口、环境多层面的有机更新。

新城区的发展，也是老城区的机遇。苏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率先在城市规划中提出“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继而形成 “一体两翼”的城市空间发展构想。苏州工业园区与高新区是“一体两翼”生态的有机“两翼”，在提升城市能级和产业结构的同时，疏解了古城的人口与交通压力，为古城保护修复腾出了充足空间。同时，在古城“一体”之内，苏州充分规划、借鉴、论证，小步徐行，审慎试点，不断优化思路和方式，率先摸索出一套古城改造、活化利用的经验，既保留了古城格局与风貌，又形成了适宜的业态，改善了古城居民的生活水平。

“全面保护古城、积极发展新城”的思路让现代城市发展更新的同时，城市文脉得以留存，“崇文重教”、“苏工苏作”等文化因素得以传承。其内涵是精细、完美、创新的品质反映，是契约精神、规则意识、稳健作风的体现，更是苏州历来作为开放前沿在内外交往中不断兼收并蓄、吸收新事物、新工艺、新知识的本能追求。这种城市精神在苏州历次转型升级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现代苏州商业文化中的城市精神传承不仅是在细分领域长久深耕和沉淀，更是在坚守的同时保持不断开放学习和主动探索创新的劲头。

“产城人”融合发展也为乡村发展提供正向溢出效应。苏州的乡镇经济不仅发展水平高，且各具特色、业态丰富。进入新时期，苏州率先探索实行“三大并轨”等城乡一体化改革举措，利用“小城镇战略”作为关键链接，以园区建设为载体吸纳乡镇进入分工体系，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要素配置不断优化，乡村文化和环境产品附加值日益提高，轨交线 日趋成熟，三产融合不断完善。苏州现已成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04 苏州制造的发展路径

1．从自动化生产到智能制造

从2015年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开始，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已经逐步明晰，即通过推进智能制造促进生产模式的变革，通过工业互联 、产业数字化的引入，促进商品模式变革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而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

苏州制造业经历乡镇企业、外资来料加工阶段，传统上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是苏州应对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提高制造业效率和效益的重要路径。早在2010年，苏州就已开始尝试促进加工贸易企业改变生产技术和提高生产工艺。2015年之后，苏州通过创建智能车间、推广物联 应用、打造智能制造生态、发展产业集群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制造转型。

目前，苏州拥有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3家，省级智能工厂13家，示范智能工厂576个。至2021年，苏州完成数字化改造项目1.06万个，全市智能化改造企业实现产值1.4万亿元，占规模工业的34%。

发展数字经济、探索数字赋能也是促进智能制造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作为制造业大市，苏州致力于推动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运用贴息奖励、诊断服务、标杆输出等举措，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约1.2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并扩大中小企业数字化普及面。在“标杆输出”方面，除5家“灯塔工厂”以外，苏州评选了市级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30家，带动本地企业主动积极改造产线，针对数字化痛点、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助力企业转型。在平台建设上，全国15大双跨平台已有12家落地苏州，本地工业互联 平台也不断成长壮大，由点及面持续推动中小企业普及应用。

苏州制造业拥有众多业态，为数字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助力数字技术迭代更新。例如，在调研中专家组注意到波司登在智能化改造上联合国内企业研发服装技术，充分融合数字技术和羽绒服行业工艺诀窍，引领细分领域行业标准，并通过供应链和营销端的数字化，全面提升品牌影响力。再如，成立于1981年的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在转制转型前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经过二十年的数字化转型探索，不仅解决了离散型制造企业在智能制造中最为复杂的装配难题，更蜕变为业内领军企业。其新一代CW6、CM6系列断路器作为全数字化产品，总体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是常熟开关持续将工艺改进与智能制造融合的全面体现。常熟开关2021年研发投入1.3亿元，研发强度约为4.78%。

苏州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制造的转型路径中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

首先，智能制造不是排除人，而是让劳动力在生产系统中所占比重减少，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人为的因素，加大知识和技术在整个生产系统的比重。

第二，苏州智能制造并非盲目追求“智能”，是以效果为导向，即是否可以通过智能制造，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综合利用率、降低研发周期、运营成本和产品不良率。在电子信息产业占到半壁江山的昆山，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品迭代更新速度日益加快，如果在智能化改造方面无法做到模块化、柔性化制造，产线很容易无法适应产品迭代的速度。因此，即使对于很多大企业，也是从某一个重点环节开始进行数字化改造，如零部件管理、物流环节等。

2．从生产型制造到服务型制造

新一代产业革命对产业发展带来一系列重大变革，服务型制造已经成为制造业新趋势。自动化带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降低、利润空间减少，企业从单纯关注产品生产，延伸到产品+服务，为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提供增值服务。制造业企业需要通过创新优化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比中的比重，才能不断延伸和提升价值链。

发达国家往往存在“两个70%”现象——除了服务业产值提升至GDP的70%以外，还有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生产性服务业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的关键环节，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相关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提高1%，制造业效率可以提升39.6%。对于苏州的产业转型而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延伸性和配套性产业，将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对于提高城市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十分关键。

苏州生产型制造业到服务型制造业的转型布局早，成效显著。早在2003年,苏州市就探索制造业服务化转型[6], 自2014年起,苏州市每年出台的重要政策文件中都明确支持服务型制造发展,每年定期组织企业参加服务型制造培训。2018年，苏州成为全国首批六个“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之一，至2021年共获评11家国家级服务型制造业企业，占江苏省一半。

然而从数据上看，2020年苏州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为5751亿元，占GDP比重约为28.5%，这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尚有十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7]。2020年当年苏州提出打造“生产性服务业标杆城市”，高规格系统布局生产性服务业，发布系列政策举措，重点扶持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认证服务等九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计划到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

定制化生产是服务型制造的典型方式之一。波司登虽经历几次品牌转型，但仍面临品牌老化、创新乏力的问题。在销售端实现与消费者实现更紧密互动，在生产端建设大批量定制能力，被波司登视为破局关键。2010年，波司登开始导入智能化生产装备，投入近亿元引进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升工人生产效率和生产柔性，为实现供应链快速反应打下了基础。波司登的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创新地推行服装加工部件流模式，实现生产的高度自动化、智能化，为实现小批量、多品种、快速反应生产创造了基础条件。在常熟的奇瑞捷豹路虎，也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柔性生产能力，不同规格和不同配置的车都可实现在同一条生产线上进行生产。

也有许多苏州制造业企业从自身探索智能制造转型、打造智能工厂，逐步蜕变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纬创集团、博世、友达光电、亨通集团、永钢集团、博众精工等企业已经将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信息服务等分支机构分离，成立独立法人实体，对外输出专业服务。

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根据自身2010年开始从精益生产到智慧制造的经验，成立服务机构纬绩智能，提供从诊断到最终落地成效的智能化改造解决方案，以及全周期的长效服务。再如以消费类电子代工起家的博众精工，通过较好地将工业自动化底层技术方面的积累，与相关领域生产流程技术诀窍的结合，迄今已将消费类电子智能解决方案、新能源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其主营业务领域。

3．从规模扩张到专精特新发展

作为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活力正获得高度重视。2022年全国两会，“专精特新”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 告》。

苏州目前已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2家，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入围123家，位居全省第一。苏州的专精特新企业以其质量效益综评突出、细分行业地位稳固、科技创新优势明显、两化融合水平较高等特征，对中小企业形成了整体的带动，为苏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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